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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

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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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五百人,一任杀五千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团(民团)。他纵容, 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下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日“义和团”,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私办民团。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  
  —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洪、杨乃至我们亲眼看见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基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一起来是愈大愈好;官办民团的容量,那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坟、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保卫腐烂王朝,肋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问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  
  ——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画,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红卫兵式的打砸抢,乱来一泡了。但是红卫兵究竟还要听命于一个老谋深算,也可说是老奸巨猾的“最高指示”:最后在军警环伺之下,偃旗息鼓,去农村下放学习。义和团没个最高指示,在军警也都相率入团之俊,连“老佛爷”也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奸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头”,化装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 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  
  ——“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交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加以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屁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华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不开交。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着《毓贤与山东义和团》等多不胜数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团”、“匪”之别。义和团中如有不良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团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  
  ——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帐上,实为误入。然毓贤既有其“耳边风”、“当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一八九九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十二月五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一万一千人入鲁镇抚。  
  毓去袁来,义和团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毓贤和袁世凯的正反两面  
  毓贤原是慈禧的宠臣,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是太后所嘉许的,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慈禧亦为之不平。所以毓贤奉旨回京觐见时,太后竟颁赏亲书“福”字以为鼓励,并随即调任山西巡抚。毓贤既受此洋人鸟气,又蒙太后赏识,他一到山西对除教减洋真的就毫无顾忌,大干起来了,甚至不惜亲自操刀去砍掉洋人脑袋。可是这时在山东接任毓贤遗缺的袁世凯,其作风却正是毓贤的反面。  
  袁世凯是一位比毓贤更为老辣而干练的官僚。甲午战前他在朝鲜即有十年以上办外事的经验。如今虽手握重兵,他知道洋人还是得罪不得的。为着传教等等皮毛小事而开罪洋人,更是得不偿失,亦无此必要。再者义和华民也下只是反教闹教了事,他们是逢洋必反的短视群众。袁氏所统率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在时人的眼光里也是一支洋部队——穿洋服、上洋操、吹洋号、用洋枪、抽洋烟、用洋油、点洋灯……无一不洋。如今扶清学洋之不暇,怎能逢洋必灭呢,可是那时山东省内的工农兵群众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和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位巡抚的暗地鼓励之中,不但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开报馆,并且要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所以袁世凯一来就要扭转这项落后反动的群众行为了。袁氏尤其认为义和拳民的画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众,断难扶清灭洋。因此他对“义和拳匪”就主张全面镇压。这时在他军中以候补知府衔实任“营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灭“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为积极。所以在他兄弟于一八九九年冬领兵入鲁时,世敦衔老弟之命,对义和团民大开杀戒,认真剃办。其后不久,山东的义和团就被袁世凯肃清了。  
  慈禧太后也有个四人帮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东的行为却有反于当时北京城内的政治气候。—— 这时满清朝廷的最高决策权是掌握在西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满族王公贵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载”字辈四兄弟:载濂、载漪、载澜、载勋和他们的近亲密友们更是这权力圈的重心所在。他们依附于那权力无边的西太后裙带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为着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个最乐于暴动的社会基层的群众组织“义和团”来“扶清减洋”,夺取政权。他们这一记夺权行为,简直与六十六年之后再度发生于北京,由毛泽东和“林四”所搞起的一小撮无产阶级小贵族,要利用爱奸打砸抢的“红卫兵”来“兴无灭资”、夺权专政,真是前辉后映,历史重演,如出一辙。  
  载濂、载漪、载澜三兄弟原是惇亲王奕谅的儿子。奕谅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比他异母兄咸丰皇帝奕裕恍×臁R话税司拍贽攘滤篮螅劐ハ粑獝ね酰欢劁粲捎诠谈晃辉缢牢藓蟮氖迨迦鹎淄蹀戎荆灿谝话司潘哪甏褥俚毕舫晌叭鹂ね酢薄2灰狻叭稹弊直皇轳阍谑ブ忌衔笮次岸恕弊郑砭痛恚捅涑筛幽昙淙ㄇ阋皇钡摹岸送酢绷恕! 
  【附注】载漪承继的瑞王是奕誌还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傅》有不同记载, 容续考之。  
  端王的权势还不止于承袭爸爸和叔叔,他还另有西太后的“裙带关系”, 并兼任禁卫军虎神营的总兵(师长)——他老婆是西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儿,所以她也就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姑表妹。——光绪是西太后的妹妹所生。因此在戊戌政变之后,西后想把光绪“废”掉,再“立”一个新皇帝时,她最后就选中近亲内侄女的儿子,也是载漪的儿子溥仪,时年九岁。溥仪终被册封为“大阿哥”(详见下节)。作为大阿哥的爸爸,则端王载漪的权力,就更上层楼了。  
  据说为着增强载漪为首的载字辈四兄弟的权力,老太后竟颁赐“尚方宝剑”一把,交载濂、载漪二兄弟执掌。使他二人在朝中有“先斩后奏”的专杀之权。——这一“尚方宝剑”的故事,当时曾传遍海内外。英文《字林西报》(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亦有绘影绘声的记载。但其实情如何,笔者因未能细查清宫秘档,只好暂时存疑,以待高明补正。  
  以上是四人帮中老大老二的故事。老三载澜那时也官拜“辅国公”。在那“公侯伯于男”五等勋爵里,功高不赏的曾国藩不过封“侯”;李鸿章生前只是个“伯爵”;刘铭传只是个“一等男”,都已显贵非凡。四人帮身为“王”、“公”,其权力地位二且在话下,何况他们又手握兵权,于拳民入京时载澜亦出任禁军的右翼总兵。  
  至于载勋,他虽非皇族“近支”,却是一个尊贵无比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庄亲王是清初康熙年间《大近支勋臣,世袭罔替的亲王之一。这时的戴勋已是第九代的庄亲王。他的门第在北京城内已垣烜赫了两百余年。载勋此刻则总统禁军,掌握了步兵衙门,与上述他的三位族兄弟沆瀣一气,硬是权倾朝野。  
  总的说来,这批载字辈的亲贵子弟,都是一批娇生惯养、志大气粗、教育低劣、不谙世情,并无军政经验的纨绔子。这种贵族纨绔子那时在北京是随处皆有的。他们这小小的四人帮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但是他们却是围绕在太后四周,所形成的一个挟天子令诸侯的权力核心。他们不但是决策人物,同时也是政策的执行者—— 是现职军官、大臣和参预实际外交的官吏。为了解他们在政府中所发生的作用,且让我把当时满清政府的权力结构,择要表解一番。  
  拳乱时期清政府的权力结构  
  一、极权巅峰的“两宫”  
  慈禧皇太后。  
  光绪皇帝载湉。  
  ※按清制皇帝应拥有最高权力。然此时光绪帝的命运实与后来生活在幽禁中的“张少帅”不相上下;而太后之权则超过有最高决策权和最后否决权的“毛主席”。  
  二、朝廷最高决策机构的“军机虞”和“军楼大臣”  
  礼亲王世铎(温和而无太多主见的满洲老贵族)。  
  荣禄(戊戌政变时最保守的官僚派的领袖;庚子拳变时却为开明派幕后首领的满族强人)。  
  刚毅(干辣而不通时务的保守派,力主重用义和团的满族老官僚)。  
  王文韶(十分衰迈而比较通达的汉族大学士)。  
  启秀(干练而下通时务外情的满族宠臣)。  
  赵舒翘(不通时务外情,保守派的汉族老官僚)。  
  端郡王戴漪(西后最宠信的满族亲贵,“大阿哥”之父,纵在西狩途中,仍被提升的保守派领袖) 。  
  鹿传霖(没太多主见的汉族大臣) 。  
  ※  
  参见《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与《列传》  
  三、畿辅与北洋军权所在地  
  ◎京畿戍街系统(禁卫军):  
  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兼任(掌京师九门管钥,统帅《旗步兵,肃靖京邑,总兵佐之)。  
  虎神营总兵端郡王载漪兼任(掌辖本营官兵以备扈从,车驾狩列前驱)  
  神机营总兵辅国公载澜兼任(职掌同上)。  
  ◎北洋国防军系统:  
  武卫五军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武卫中军总统荣禄兼(德式训练的精锐部队,驻京师南郊)。  
  武卫前军聂士成(日式精锐,驻天津)。  
  武卫后军董福祥(原旧式甘肃地方军改编,驻北京城内)。  
  武卫左军宋庆(原旧式毅军改编,驻山海关一带)。  
  武卫右军袁世凯(德式新军驻小站,后入鲁)。  
  ※参见英文《清代名人传、》《义和团档案史料·正续编》、《字林》、《清史·兵志、》、《英文西报》及各将领本传。  
  四、总揽外交系较行政大权的“总理各国通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和“事务大臣”  
  端郡王载漪(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出任总管大臣)。  
  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争权而粗通外情的满族元老)。  
  启秀(见军机处表,六月十曰随端王入总署)。  
  溥兴(满族宗室,随端王来总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诸部侍郎,随端王入总署,满族,下通外情)。  
  桂春(三品乐堂总署行走,满族)。  
  裕庚(原太仆寺少卿,满族)。  
  崇礼(官协办大学士,满族)。  
  廖寿恒(原礼部侍郎,军机处行走,汉族备位大臣)。  
  赵舒翘(见上节军机处表)。  
  吴廷芬(官户部右侍郎,汉族)。  
  联元(内阁学士,满族,奏保皇帝,被杀)。  
  袁昶(光禄寺卿,汉族,反宣战,主剿义和团,被杀)。  
  徐用仪(兵部尚书,汉族,反战,主剿,被杀)。  
  许景澄(原驻俄德等国公使,反战,主剿,被杀)。  
  ※ 参阅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附表,《清史》诸臣本传。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抚将军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满族,亲贵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观望承旨,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兵败自杀)。  
  山西巡抚鲈贤(旗藉,抚团,灭洋,仇教,不通外情,兵败伏诛) 陕西巡抚端方(满族,西狩期间,护驾有功)。  
  黑龙江将军寿山(满族,抗俄兵败自戮)。  
  盛京将军增祺一(满族,驻奉天,即今沈阳,曾招安张作霖)。  
  山东巡抚袁世凯(汉族,力则义和团,驱拳民自鲁入直)。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汉族,驻南京,力主剃灭义和团,反宣战,与列强签约,东南互保)。  
  湖广总督张之洞(汉族,驻武昌,剿团,反战,东南互保)。  
  两广总督李鸿章(汉族,驻广州,力主先安内,后议和)。  
  闽浙总督许应骙(汉族,驻福州,主东南互保)。  
  安徽巡抚王之春(汉族,驻安庆,主东南互保)。  
  浙江巡抚余联一沉(署理,汉族,驻杭州,主东南互保)。  
  江苏巡抚松寿(满族,驻苏州,随刘坤一主东南互保)。  
  ※ 参阅《清史·疆臣表》及《列传》。  
  志在夺权的四人帮,另有暗盘的老太后  
  读者如稍一浏览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间清朝政治的特点所在:  
  第一便是那时中央地方、保守开明,北满南汉,分治而不对立的政治形势。中央最高的决策与否决大权独操于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杀之权,远超过后来的蒋中正和毛泽东。但是当时在她手掌中的光绪皇帝,其命运虽不如张少帅,但是他这个政治幽灵却为在康梁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和辇毂之下各国驻华公使同情甚或崇拜的对象。所以戊戌以后的光绪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她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绪)要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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