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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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她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绪）要谋害我”这句话，在戊戌之后简直变成她的口头禅，而这个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执狂”（ paranoia）。所以她那时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务便是“废立问题”。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听政”，而太皇太后则无此特权。所以她第一个废立的对象原是以庆亲王十四岁的长子载振来代替三十岁的光绪皇帝载湉。此一试探消息一出，不但刘坤一等汉族督抚反对，满族军机大臣荣禄亦表示异议（庆王是荣的政敌），连庆王父子本人也不愿伺候，而最重要的则是英国公使也公开表示不支持，终使此阴谋泡汤。
再经过一年的准备，西后退而求其次，就不搞废立了。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儁，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册封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继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显然还是要把光绪废掉的。这一次她果然获得满族亲贵《包括荣禄》的一致支持，汉族之中除上海少数绅商（如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则是如此“册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国驻华公使却拒不入贺。西太后此时最怕的不是康梁领导的海外华侨或汉族督抚，当然更不是革命党领袖孙文。她所最怕的却是列强的驻华公使。她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有此力量来强迫她“归政”，强迫她“退休”；乃至搞阴谋诡计，暗助光绪搞“苦挞打” （像谭嗣同所策画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头。
在这一“偏执”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便是如何解除这项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强驻华公使），对她所构成的威胁。同样的心理状态，也促使她的行为走向另一极端（恕我试以行为科学来解释历史）—— 她开始相信只有与她有血缘近亲关系的小圈圈，对她最为忠诚。只有生活在这一小圈圈之内，她才有安全感：她每晚才能睡得着觉，不致发生梦魇。
朋友，你说叶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了吗？非也。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享的精神状态！下信，你去分析一下蒋中正、毛泽东、金日成，甚至李光耀、李登辉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paranoia，她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小亲贵组织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下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谪入京城，来和戴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以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
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所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王是当时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一万二干名枪兵。（见该报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六日专栏。）
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在毛泽东时代那就是“《三四一”部队了。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牵往菜市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和“白莲教”（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的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荣禄致四川总督奎俊书），《要录》有节录，页一三。）
一九〇〇年（庚子）六月十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曰《上谕），载《史料续编》上，页五九六。）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后为首的一小摄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义和团”与“红卫兵”后映前辉
大体说来西太后之扶植“义和团”与六十年后毛主席之玩弄“红卫兵”，筒直是后映前辉，一模一样的。他二人自以为掌握了兵权政权，对一个民间的群众运动就可发可收，终于亲贵骄纵、大权旁落、一发难收，最后闹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的结果也没有两样！
慈禧太后是统治大清帝国至四十八年之久的女王。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汉的武帝之外，也没个男主比她统治得更长。所以她深通统治的艺术。她在中央政府里所表现的那一套纵横捭阖的本领，可能还在后来的蒋、毛二公之上，她统治大陆的时间，也是蒋、毛二公的总和。但是她有个缺点也和蒋、毛二公一样—
—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一八六〇）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一九〇一）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街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清文”翻译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十九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欣；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欣和李鸿章二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二人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欣于一八九八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干不该万下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李鸿章者，慈禧太后之周恩来也。在此紧要关头把周恩来下放到广州去当“省委书记”，北京的军政外交大权落入“林四”（林彪和四人帮）之手了。西太后的“林四”（刚毅和载漪四兄弟）有权而无知，荒唐而暴虐的程度，也不在毛主席的“林四”之下。她的“义和团”烧杀抢的本领和毛氏的“红卫兵”文攻武街的行为也两模一样。——一言以蔽之，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她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他的周恩来，而周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拚……
要悬赏杀尽中困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
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迁入纪念堂，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现在再看看她的四人帮如何乱政；她的红卫兵是怎样蔓延的。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 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她又心虚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对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肋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五六。）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一九〇〇年六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二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教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证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下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页九五）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
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加以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富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五百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纪录。（见《阳信县令禀》，载《山东义和团案卷》，北京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册，页六五九、六六一。）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随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的。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二十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十万两），教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 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的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佑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这在后来的红卫兵小将口中叫做“造反”、“闹革命”！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妒，他们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 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五月二十四日武南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页一一〇，引抄本《闲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隋况了。
即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相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瞻。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造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四十一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九人：轻重伤二十三人；余九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一九〇〇年六月六日暨十三日专栏报导。）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五月二十七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欢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寃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