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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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零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
——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 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下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倍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 等于是买一件家具—— 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 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傅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 “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
——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自毁财源，就把这些古董胡乱的糟蹋掉了。据说那些大炮、大刀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锯成废铁出售，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数火器——三干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下粉身碎骨，所请“马踩如泥烂”也。
任柱是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如无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
所以我国史上，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军”、“练军”与小站
总西百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绾”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 ge Gordon ）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廕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 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敦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 ，没个洋人来敦，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日：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
——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 “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型，或可初步完成。
——历史走出“三峡”，海晏河清可待。十二亿聪慧勤劳的人民，以和平安定的文明大族崛起世界，在联合国中，挂挂头牌、坐坐庄，这又算什么稀罕呢？
——十七、八世纪的法王路易十四就挂过头牌；十九世纪英吉利的维多利亚老旦也唱过太阳不落；二十世纪美国的威尔逊、罗斯福， 不也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二十一世纪我们“支那曼”中，为何就不能再出一两个刘彻、李世民、爱新觉罗玄烨，来压压阵、坐坐庄？
——受了几百年的鸟气，现在起来伸伸腰、露露脸，一洗当年满面羞，又是什么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呢？舜犹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何况是一个有极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呢？历史家千万莫打破锣！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的。见上引《年谱》。）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显示有“缺” （要是现在就用电脑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末置， 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 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街的。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王和庆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韩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不成的呢！—— 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出任要职是出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而来，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
——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 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 Gen。 Colin Luther Powell） 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五零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糊口时，鲍尔斯时即在敞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 “C” 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四十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其为“全C ”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C。C。N。Y。， C。U。N。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O。T。C。）。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四十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帐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
——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竞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 Jeremy M。 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十七岁时（一九五六）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四十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