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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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佑停蕉腿〈舐伊恕！ �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作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一千五百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二千五百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皇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Rice 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
——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吶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做“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欣）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做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列强对华正作分赃竞赛（battle of 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 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
——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 杀得血腥遍地， 人头乱滚。
——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红卫兵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亮明，尚恳不另麈教也。
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铤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
——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十九世纪错当成二十世纪了。
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匕鬯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 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
——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实际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
通过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
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其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 互制，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 of pow er）而免“瓜分”（partition of China）。
囚公使，作人质
笔者在前撰有关庚子联军诸篇曾点明，西太后并不那么胡涂。她分明知道中国与列强之一的英、法、日对垒，尚且一败涂地。庚子之役，她如何胡涂到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呢？
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从心理学出发，说她歇斯底里什么的。——这个老太婆，的确是个泼妇，但是她也头脑细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泼”的对象只是满汉臣工。因为她当国四十年，对儿皇帝和满汉臣工的掌握，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气，她就泼你一下，看你怎样？任凭你是怎样的齐天大圣，谅你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的。
可是这老太婆不通夷务。洋人在圆明园一把火把她吓惨了。她对操纵洋人毫无把握；对洋人的喜怒哀乐、外交方针、政治行为也毫无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绝不敢对洋人“放泼”。但是她这次为什么忽然对十一国宣战呢？那也不是在死到临头，舍命和洋人一拼；更不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扶清灭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对十一国宣战前夕，她还要勒令解散义和团呢！
但是老太婆为何突然对十一国宣战呢？
答曰：那是受一桩“假情报”刺激的结果。在一九零零年六月十六日，西后在一项讨论和战大计的六部、九卿、军机、总署、诸王、贝勒同时出席的“御前会议”里，还力主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持对列强和谈；并令刚毅和董福祥，共同开导义和团，“勒令解散”。谁知当天夜里荣禄收到一宗假情报，说十一国公使已共同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记莫须有的情报把老太婆吓得魂飞天外。
这是西后最怕的一着，如今竞变成事实。因此在翌晨（六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里，西后方寸大乱，直至语无伦次。那效忠西后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
这一哭一闹，乃把二十四小时之前的决议，全部推翻。
——接着便是德国公使被枪杀（六月二十日），主和五大臣被砍头，六月二十一日她就以儿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了。
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
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一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其实摩老师有所不知。老太后这次误信了一记假情报，自觉死到临头，已无“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而是这个女政治家想学学中国古代男纵横家——经过数天的考虑之后，显然的她是把这十一国的驻华公使和代办们扣起来作“人质”（hostage），然后以义和团小将为替罪羔羊和借口（这和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小将如出一辙），“绑票勒赎”，迫令各该国政府改变对她老人家（勒令归政）的既定政策。
义和团之乱闹成八国联军，其“画龙点睛”之笔，便是这记不知谁人伪造的假情报！
——这也是一个独裁者（其后包括孙、袁、蒋、毛、邓）在“一念之间”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完全发诸“偶然”的政治行为，影响国脉民命，“一言丧邦”最明显的例证之一。这也证明，个人或一党专政的政体，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的意蒂牢结的实验报告。
【附注】蒋介石决定牺牲外蒙时，连他最亲近的机要主任陈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绝签字，而以一个专心想做外长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蒋之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人的简单幻想去敌一党（中共）两国（美、苏），他怎能不失败呢？他（她）一失败，四万万人跟着遭殃。毛就更糟了。他恨彭德怀于一念之间，破坏了连赫鲁晓夫都十分忌炉的“二五计划”，终于饿死农民数千万。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再恨刘少奇于一念之间。他原想搞个六个月的红卫兵运动把刘搞下去就结束，谁知又一搞十年，死人亿万。
——毛曾一再说过，文化大革命只搞六个月。谁知纵是毛泽东耍久了，狐狸尾巴也有暴露之时，六个月就变成十年了。同胞们，我们如今也受够了吧！言之可叹。
老太后出了岔，那是她千不该、万不该，把李鸿章下放广州。李如仍在北京，也参加了御前会议，派个人去问问赫德，或直接去问问各公使，哪会上“蒋干偷书”这个大当呢？无奈李被排挤而去，剩下了一些无知而好权的土高干，碰到这一情况，就只好“相拥哭成一团”了。他们那时没有“飞弹”。如有飞弹，他们不乱放一通才怪呢！
——就这方面来说，那位读破《通鉴》的毛老大，就比叶赫老太婆高明。毛把他的“李鸿章”（周恩来）侮辱得不成个人形，但是就不下放他去广州当代理书记（李鸿章是“署理”）。再委屈，你得待在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时，你得替我分析情报！周恩来也乖，比李鸿章更乖。李老头还倚老卖老，私下大逆不道，有时还把老太后和小皇帝说成什么“妇人孺子”。这老妇人（武则天！）倒颇有度量。谗言、特务虽然报告了，她也不生气。她的原则是，只要你对老娘忠心耿耿，不搞行动反对我（雷震坐牢就是要搞“行动”的结果），你老混帐，狗嘴不长象牙，讲点脏话，老娘不在乎。
——周恩来就不同了。他做了一辈子小媳妇，绝不敢说半句“脏话”。他把个尼克松、季辛吉，玩弄于股掌之上，倒头来还“遵循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笔者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尾随尼大总统之后，回大陆探母， 颇受礼遇。从上海、安徽到北京，真把这十四个字，听了好几百遍。老实说，作为一个倒霉的历史家，听了心头直是嘀咕，还是我们合肥那个倚老卖老的“汉奸李二先生”，比周恩来那个小媳妇更有“宰相之风”！当然毛的器度，也比不上那两个远甚须眉的臭老太婆。——毛好装腔作势，反而不如两位老太太，有“英雄（雌）本色”。
闲话扯多了，再回头聊聊老太后。当原本电报抵达西安时，据说老太后欣喜不尽，因为洋人这次，一不要她“归政”（这是她最怕的）；二不要她“割地”（她虽不在乎，究竟窝囊）。赔点小钱，在这位一掷百万的老姨太，那才不在乎呢！钱反正不是她的。哪儿筹来，反正是李鸿章的事。在老太后看来，鸿章和戎之才，真是古今无双。鸿章之功，保国卫主，也真是遮天盖地。老李虽然为她累死了，死了也要封侯——把“肃毅伯”晋封“肃毅侯”。
鸿章遗札保荐袁世凯自代。老太后追念老臣，爱屋及乌二贝世凯便以四十二岁的壮年，继世界驰名的“李鸿章”之后，就做了大清帝国的“宰相”了。
袁世凯的变法改制
慈禧老太后吃一堑、长一智，通过这次惊险的逃亡，她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唯宰相是赖。她信得过李鸿章，也就信得过李所保荐的接班人袁世凯。
袁世凯根据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所有的高层风云人物，若论将相之“才”来排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周恩来一一人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失之软弱。辅助阿斗，周可为诸葛亮；屈居毛下，有时就助纣为虐了。试看他连个孤雏义女孙维世，被奸被杀，都不敢置一辞，这个宰相也就很难比诸“古大臣”了。暴君之作恶，亦宰相愔弱之过也。李鸿章这个翰林，也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适那样地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
——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周二人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
但是袁某毕竟是近代中国数一数二的治世能臣，得君甚专。所以他从一九零一年冬，至一九零七年秋，干了六整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清帝国的实际的“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兴利除弊，变法维新，也做了不少建树。只因为那是“袁世凯”做的，在历史上就略嫌灰黯了。
——在这六年中，袁是尽量自我贬抑，捧满族亲贵出头，自居其下。无奈这些亲贵太颟顸，而袁自己又要做事，无法不露锋芒也。西太后老人家对他是信之、任之、宠之，但这老寡妇也知道，她在做小寡妇时，她的政权是以杀“权相”肃顺起家的。如今她自己也行将就木了，而眼见另一汉族“权相”袁世凯，声望日隆。为下任孙皇帝阿斗着想，她就先要除此“肃顺”，以后才能瞑目，因此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