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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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次革命之后，中山或中山先生之名始渐普遍。首用“中山先生”这一称呼而含有敬意的，据说是章士钊⑦。此事犹待续考。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便是，孙氏除偶用“中山”作化名以图避人耳目之外，他向未自称中山；在他所签署的公私文件，以及他生前与他有直接关系的公私文件，亦向无中山之名⑧。所以我们今日用中山之名来为他开个纪念会，固无不可，但是史家正式执笔为他纪事或作传，则该用他的本名“孙文”，不该用“孙中山”了。　　
　　“驱除鞑虏”的口号叫对了　　
　　孙文曾把启蒙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三等，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段时期，在中国搞“洋务运动”的人，在思想界多少都有点先知先觉的成分。因为在近百年来中国步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现代化”实是那个时代——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同义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那一辈洋务派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⑩，着重的是坚船利炮。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零九）那一辈，则主张“西学为用”。他们比魏源进了一步，因为他们要“用”的，已不止于坚船利炮了。到康有为主张以西法变中法，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则其西化的程度，已经由“用”而及于“体”了。而孙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当年那一批小华侨们，则主张“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那至少在政治上也有点“全盘西化”的意味了。　　
　　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今日我们读历史的这批后知后觉，来翻翻满清末年的老帐，觉得孙文这一派所抓到的实在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当时在海外定居、留学的小华侨和留学生如孙日新（中山学名）、杨衢云等，对这个主题均已洞若观火，可是国内的知识界则尚见不及此。　　
　　由民族革命从而建立“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实是人类现代文明史上的特殊现象。一部现代世界史便是一部诸民族国家之间的斗争史；它也是工业革命初期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亚当·史密斯（一七三二～一七九零）撰写的《国富论》中所论之“国”，便是当时在英格兰小岛上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建的英国。美国革命时期的十三州，事实上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后扩张成北美洲的一大帝国主义，才对其它民族兼容并包的。　　
　　这一民族国家在十九世纪之末季，由于德意志和意大利之统一，并产生了许多民族英雄的传奇故事，民族主义竟成为当时的时代精神。白种帝国主义者尚且如此，则被压迫民族就下用说了。　　
　　我国的满清皇朝到十九世纪末年，实在是气数已尽，无法再继续下去；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击中要害，它会无限期地苟延残喘的。天王洪秀全的错误，便是他没有抓住这个主题，而乱搞其不急之务的“天父天兄”，终至身死国灭，为史家所笑。他那时如只搞单纯的“民族革命”，恐怕曾、左、李、胡也早已望风披靡了，“中兴名臣”云乎哉！　　
　　所以从实力上说，孙中山比起洪秀全来，相差不知几千万里了，而偌大的清帝国不亡于洪、杨，却被孙文的几个口号叫垮了，何哉？主题使然也。孙中山把主题摸对了，几颗炸弹一丢，满清帝国就土崩瓦解了。　　
　　我国战国时代军阀打内战，有个叫智伯的用河水来灌人家城堡，灌得对方吃不消了，智伯大喜说：想不到灌水也可亡人之国！其实亡人国并不必灌水。只要主题找对了，叫它几个动听的口号就够了！打内战，口号比洪水厉害多了呢！　　
　　孙文这个“驱除鞑虏”的口号是叫对了，因为它主题鲜明。在这个主题之下，把大清帝国之内一切罪恶，都派给鞑虏去承担，打击面缩小，抵抗力也减少。在一般人心目中，一旦鞑虏驱除，中华恢复，则其它一切枝节问题似乎均可迎刃而解。这一响当当的口号，在那时真是既可服人之口，又可服人之心。人心之向背，便决定了大清帝国覆灭的命运。所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举国风从，“辛亥革命”就变成个历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了。　　
　　美国模式的困扰　　
　　以孙文为精神领袖的“驱除鞑虏”这个模式的“革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早在一三六八年，凤阳人朱元璋就照样的驱除鞑虏、建立明朝。朱元璋的问题不大，他把鞑虏驱除了，按照传统模式，做个“开国之君”，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可是这同一型态的民族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一年，问题便复杂了，因为它发生了鞑虏被驱除之后的国体问题。“帝制乎？共和乎？”无论帝制论者是怎样地能言善辩，二十世纪的世界潮流是不许任何人再来做皇帝了。既然时代已不允许再出个皇帝，则“建立民国”就必然成为另一时代的主题。问题是建立哪一种模式的民国呢？以孙文为理论骨干的革命党人，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当时的“美国模式”。美国那时因搞资本主义而出了毛病；以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的理论为基础的一些社会改革家正在闹一个叫做“国民运动”的社会改革。亨利·乔治的思想也影响了孙文，所以孙氏在考虑采取美国模式之后，又加上了一个新的革命口号叫做“平均地权”。但是那时追随中山的人，则认为这一口号是不急之需。而反对中山的人，则认为它是煽动农民暴动的致乱之源。总之，这一口号不是当时的主题。那个领导和推动武昌起义的革命团体共进会，乃干脆把“平均地权”这一口号改为“平均人权”。　　
　　所以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便是一个美国模式的民国。那位一辈子崇美的胡适先生对这个“民国初年”的民主政制推崇之至；等到它终于崩溃了，胡氏还惋惜不已。　　
　　不幸的是，这个生吞活剥了的“美国模式”在中国施行起来却完全走了样。何以故呢？则史家论者多矣。但是归根究底一句话，便是中国并不是美国。它没有英美传统中的必要条件。东施效颦，就必然走样。就以国会中，胡适先生十分信服的，从龙之士的八百罗汉来说，他们哪一个是真正民选的呢？八百罗汉之中，革命前很多都是舍身为国的革命志士。可是革命成功了，做上“京议员”的大官了，又不懂代议士在民选政府中的真正涵义，因而就难免个别的变成了贪财好色的官僚，把个国会弄得乌烟瘴气。要以这样一批官僚政客的投票来制衡并组织“责任内阁”，　把袁大总统选下去，这一点不特袁氏当时心有未甘，纵是当时有识之士和后世公正的史家也应为袁氏不平。　　
　　笔者读史无心为“洪宪皇帝”打翻案官司；只是觉得袁的对手方也并不那么可敬可爱罢了。话说回来，民国初年那个美国模式的破产，不能单怪袁世凯要做皇帝，双方都有责任；其所以然者，实是当时中国没有实行美国模式的任何条件。天真的胡适便因为见不及此，才对当时那批政客存有奢望。　　
　　袁、孙对寡头政治之尝试与构想　　
　　胡适是位学者，写文章看政事，难免天真，故有惋惜。谁知文章不与政事同，那时卷在政治漩涡里的当权派袁世凯和孙文可不是这么想法。他二人都深深体验出，解决中国问题之道，舍弃枪杆出政权，武力解决，打出个“寡头政治”的中央集权的政体来，别无他途可循。所谓议会政治在当时中国是不可能实行的。　　
　　在这方面有所构想，老实说，孙文较之袁世凯抢先一步。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九月二十七日，孙氏乃用强制办法，把那个原为三权相制的国民党，改组成一个由他个人来独裁专制的“中华革命党”　。这是一个革命政党在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也可以说是国民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党”（一九二七年的“清党”实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党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誉满中国的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革命元勋，如黄兴、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李烈钧、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的“国民党”（一九二零年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就变成了一个由领袖个人独裁专制的革命政党了。虽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规定着，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权之后，老百姓们在它的训政之下受训，受训及格，被认为可以行使“政权”了，它便会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其实正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　1712～1778）所说的，一个人如使用没有节制的权力，这权力是没有不被滥用的。所以纵是民主睿智的现代哲人孙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孙氏只是一个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组成的革命政党的“总理”，他是不能滥用其权的。一九零七年三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赠送的区区五千元，已被党内同志攻击得体无完肤，同盟会几乎为之瓦解。等到一九一三年之后，国民党被改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勋被清除出党，中山变成“中华革命党”党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样了。中山为着“党”的前途，甚或个人的权力，他的政治行为就逐渐脱轨。　　
　　举一、两件孙文独断独行的小例子，便可见其余：　　
　　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以后，日本人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真空状态，向中国提出了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当时是国家最高的主政者，他既不能接受，又不敢贸然拒绝，只有一面拖延谈判时间，一面由当时身任大总统府和国务院双重秘书身分的顾维钧，暗中泄密，以引起国际间的注意和奥援，甚或干涉。　　
　　在此国族危急存亡之秋，全国民心沸腾，甚至远在重洋之外的留美学生也闹起爱国情绪，集会喧嚣，主张对日作战，使那火气不大的胡适曾为之写了英文信，劝大家安心向学。这时因反袁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激烈而有操守的国民党领袖们，如黄兴等，大都为顾全大局，主张暂停反袁活动，并为袁世凯撑腰，以便全民族一致对外，好向日本侵略者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面在国际间争取援助——这些都表现出爱国政治领袖们伟大的襟怀与器度。谁知在这种情况下，曾做过革命党最高领导人和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竟不顾民族利益，与日本侵略主义者暗中往还，甘心以袁世凯亦不愿接受之“二十一条”要求主动出让予日本，以换取日本对其个人及其政党之援助。　　
　　事缘一九一四年欧战爆发，日方老政客大隈重信出面组参战内阁；大隈与日本政客犬养毅为故交，而犬养毅又为中山旧友。中山乃因犬养之介与大隈接触，并于是年五月十一日有密函致大隈，恭维大隈为非常之人，可成非常之事，劝其助己倒袁。一旦倒袁成功，　孙氏返华当政，当让予日人前所未有之上述政治、军事与经济上之特权。　　
　　此时孙氏在野，国民党人四散，中山所许虽重，究系空头支票，显未受大隈之重视。然说者有以孙文主动提出中国主权之出让，实为翌年大隈内阁对袁提“二十一条”要求之张本。孙氏之密函既末受大隈之重视，中山乃于翌年（一九一五）三月十四日，当“二十一条”正在提出之时，再度密函大隈内阁之外务部政务局长小池张造，重申前函之建议，并加重出让中国权益之具体内容。孙之所允者，较之“二十一条”之内容，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上所述中山与日本侵略集团之暗中往还，为今日日本政府旧档案中所查出者，至于已失之文件，或不见诸文字之交往，恐犹不止此也。孙文在中国近代史上，可说是最受各政党、各社会阶层，及当今史家所敬仰之政治领袖，其政治秘行若此者，其原因盖有三端：　　
　　1、孙、袁二氏俱对议会政治绝望，认为非个人独裁不能起民于水火；　　
　　2、政治独裁，二人均有“非余不可”之心，为国为民而不择手段。“小德出入可也”；　　
　　3、袁之在全国，孙之在一党，已形成“拥有无限制权力”之领袖。权力无限而滥用之者。袁、孙二氏殊途同归而已。　　
　　“护国”与“护法”运动的史实与是非　　
　　“二十一条”交涉结束之后，袁氏突背叛民国搞起“帝制”来，因此惹起全国各界的反帝“护国”热潮。在此护国运动中，中山再次与以田中义一为骨干的日本军部秘密往还，透过居间的日商九原房之肋，先后收受日本接济达一百四十余万元（折合当时美金约七十万元）。反对袁氏窃国称帝本是义正辞严的盛举，然接受日本扩张主义的核心——日本军部别有用心的暗中接济，那就难免是不择手段了。　　
　　在袁世凯帝制失败暴卒之后，孙文又卷入一个闹成南北大分裂的“护法运动”——自此以后，中国就一直维持了南北两个政府，无法统一以至于今日。　　
　　“护法运动”的起因是这样的。袁氏撤销帝制继之以暴卒之俊，北京恢复了民国元年老国会，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依宪法继任大总统。此时适值欧战正烈，美国由于德国无限制潜艇政策而卷入欧战，并邀请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作战。　　
　　中国是否应该随同美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呢？中国学术界、舆论界、国会议员、各政团，乃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都发生了意见分歧。分歧的焦点，有的是出于意识形态，有的是由于政治利害，也有少数人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或以之为借口。这种争论在民间的问题不大，在国会里也不太严重，但是闹成大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府院之争”，问题就不易解决了。　　
　　黎元洪是依宪法当选的副总统，递补为大总统。在那个干戈扰攘、法制荡然的时代，他是没有太多实际权力作后盾的，而段祺瑞则是北洋军阀实力派的首领。这个历史上有名的“府院之争”的是非曲直，历史家很难遽下定论。照理说黎元洪既是上级，他对国务总理这位下属原可依法撤换。但是他忽视了中华民国并不是个法治国家。当国务总理段祺瑞于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职”去津之后，拥段的各省督军不服，乃闹成各省督军所组之“督军团”对黎大总理实行杯葛。黎氏在实力派中本是个孤家寡人，遭此打击。慌了手脚，乃于六月初邀请时任十三省督军团团长的安徽督军张勋入京“调停”。张勋应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四日率其“辫兵”入京。张勋是留着长辫，有“磕响头”癖好的帝制派人物。其意不在调停“府院之争”，　却在六月下旬搞了一幕“宣统复辞”的闹剧。谁知这个有两干多年历史的帝王专制，在此时中国人民心目中已毫无留恋余地——“张勋复辟”引起了全国有发言权的各种实力派的反对。在这“反对复辟”的洪流之上，已下野的国务总理，曾在北洋武人中有首倡共和之功的段祺瑞乃再度成为弄潮儿。他于七月初率军西上，搞出个剿灭张勋、二度废帝、再造共和的“马厂誓师”来。　　
　　段氏既认为有再造共和之功，则中华民国与其法统应均已中断，国会亦早被张勋解散。段氏要再选法统，乃宣布旧国会已不复存在，应予废除，并与梁启超等合作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　　
　　旧国会之废除，意味着对建立民国有功的“八百罗汉”之失业。少数议员固可由不同关系重返政府，而大多数有国民党党籍或意存反段的议员，则难免由于失位失业而想依附于南方反段实力派来从事反段运动。段氏北洋实力派——逐渐由袁氏余众中形成的所谓“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