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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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所谓“皖系”——亦以南方军阀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要加以整顿。这样便搞出个各实力派各为其利，而以法统为旗号的“护法运动”来。
这一场护法运动的南北内战，南方比较站在下风。第一，他们（如陆荣廷、唐继尧等）在中国政坛上本是割据自雄的地方军阀，原无藉藉之名；第二，他们彼此之间也互不相让，群龙无首，引不起国人尊敬。这一下，乃予久居沪上着书而静极思动的前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可乘之机。
孙氏原对南北军阀同表其憎恶。但孙氏南人，且南方军阀如唐继尧、李根源等又多曾籍隶国民党，与孙氏本有党谊。由孙氏出面领导南方实力派，自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幸政治是现实的，历史声望成分不大，搞中国政治要东山再起，得有地盘、有钱、有兵。就在这无兵无权之时，谁知天外飞来财源；中山忽然无中生有发了一笔两百万元的横财。
事缘当府、院之间为对德宣战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孙文则站在“反参战”这一方而反段。其动机可能是出于爱国之善意——恐实力派借口参战，向列强借款自肥——谁知欧战双方却都在背后努力，各为私利以援助“参”、“反”两派。孙氏既然反参战，则协约国对方的德意志和奥地利乃不惜以重资（也可说是“贿赂”吧）援助孙氏，搞反参战。德国政府于是运用国民党分子、孙氏亲信的留德学生曹伯亚，私下贿赂了孙氏两百万银元。两百万银元在民初可是笔巨款！
孙氏得此秘密贿金，乃如鱼得水，重入政坛。在此之前，孙蛰居沪上，无尺寸之土，无一刃之兵；旧有革命同志或散居各地，或投机贩卖股票，作个人生计。原来拥孙之政客武人，对此失势元老早已失去兴趣。但是孙氏顿成巨富，则一切均因之改变矣。
第一，那批失业失职的“老国会议员”，原是一批足资号召的政治力量，如今孙氏可资遣其南下，“恢复国会”以抗段。
第二，北洋军阀一向歧视海军，因海军在内战战局中作用不大。同时海军多系南人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本来格格不入，常遭扣饷扣费，积愤已久。孙氏今日一掷百万，彼此又有旧谊，程璧光所率之海军第一舰队乃于孙氏拨以巨款后，愿随孙公南下“护法”。
有金钱、有“法统”、有武力，孙氏遂浩浩然南下广州，割据自立。然搞法统的国会人数不足，乃只好组织个“非常国会”和“中华民国军政府”，举孙氏为大元帅，开府广州，以与北京政府分争帝国主义唾余之“关余”，同时亦与北京政府作法统之争——对列强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列强承认。此一南北两个实力派政府之对立，孙氏实是始作俑者。此一国家分裂之局面，迄今未已，读史者能不慨然！孰是孰非，公正的历史家实难下笔，今但言其事实而已。
有主题，无方法
但是我们写历史的人在七十年后回看这段民国初年的史实，有数种现象盖可肯定：
第一，民国初年的中国绝无搞议会政治的可能性。孙、袁二人都主张寡头政治。孙之“军政”主张，在理论上是暂时的。将来他的党会对人民“训政”，然后主动地还政于民”，实行“宪政”。为着实行“军政”，孙氏是不择手段的独裁专制，甚至丧权辱国亦在所不惜。孙氏之所谓“军政”，事实上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一个铜元的两面；和后来毛泽东“枪杆出政权”的政策也并无二致。只是他们都抓不到这“主题”， 而未找到解决这主题的正当的现代化方法而已。孙氏不择手段之余，也只是把自己的政治地位降低到一个与众无异的地方军头而已。
第二，袁世凯想做皇帝，实际上是和孙氏一样要搞个寡头政治。他的“从龙之士”如杨度等六君子，也都是学识兼优的老革命党员。他们和孙公的看法是一样的，认为议会政治在当时并不切实际。他们主张帝制，亦何尝不想搞出个“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来。可是他们忘记了康、梁覆辙的教训，搞错了方法，以致成为历史上的笑柄；而最倒霉的要算美国那个书呆子古德诺，他的一番善意、两件条陈不特全被歪曲，他个人在美的政治前途也全付诸东流，在学术界亦几乎身败名裂，令读史者为之叹息。
前已言之，孙文在一九一三年搞了个清党运动之后，已变成个当时中国政坛上的寡头政客，与众不同的是：
1、他有十余年之久的革命历史和位至总统的国内外声望；
2、他是个有现代思想和知识的政治领袖；
3、他有套合乎逻辑、言之成理的“主义”， 颇能服人之口，甚至服人之心。
4、他有个松散的，但是毕竟存在的政党。
但是从实际政治来说，中山却有极多的弱点。他没有兵、没有地盘，更没有钱。孙中山革了一辈子的命，可是他所忙的只有两件要事。第一是筹款；筹款的对象是华侨。但雷声大雨点小，他并没有筹到多少钱。他加入过地下帮会的“致公堂”，但对这个充满“老朽昏庸”的帮会却失望之至。第二是除掉少数烈士型的同志之外，他收买雇佣兵（尤其是护法之役）去替他打仗。而这些雇佣兵如滇、桂、川、湘、粤诸地方武力，其素质之差，远不如以袁世凯“北洋新军”为班底的直、皖、奉诸系。
中山虽无钱无兵，却心心念念要学段祺瑞来用武力统一中国，参加内战，并不自量力地大搞其北伐。结果终中山之世，他连个母省广东也未能统一；由于他的号召而赴粤“就食”的客军，却把他的母省故乡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可是中山对打仗兴趣之大，枉顾民命，简直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当一九一八年广东督军莫荣新与之龃龉时，孙氏竟登上军舰要炮轰督署。那舰长为了怕伤及平民，不愿开炮，孙公大怒，竟亲自操炮轰之——这恐怕是民国内战史上，主帅亲自开炮的唯一例子吧！至于伤及多少无辜平民，那就史无明文了。
总之，中山在民国初年是个勇于内战的地方武力。他的主要目标，也和其它主要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等所希冀的“武力统一”初无二致。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但自袁世凯死后，各派系打了十几年的内战，谁也统一不了谁。小寡头随处皆有，而大寡头却始终出不来。其情况从近古史上看，颇似“五代十国”（九零七～九零六。）；从远古史上看，则颇似战国七雄之争。七雄何以终为虎狼之秦所统一，便是赢秦氏找到了一个新的富国强兵的方法。中山打了十来年内战毫无结果，最后终于从顿悟中发现了一个新方法，这新方法叫做“以俄为师” 。
苏联模式之发现与仿效
“以俄为师”这口号是孙中山叫出来的。他抓到“武力统一”这个主题，最后也抓到了如何以武力统一的方法。他找出这法则来，虽无缘及身而见其成，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接了下去做。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苏维埃政权”时代，毛泽东的“枪杆出政权”的法则， 在其著作中也讲明“蒋介石是我们的老师”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蒋介石背叛了他的老师孙文“以俄为师”教训的结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以后。蒋就不再以俄为师了；最后弄出个“独裁无当，民主无量”的失败结果。千秋大业，及身而败，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外史家，包括我自己，都一直在搜寻中山“以俄为师”和什么“三大政策”的本末。从公开史料到中俄秘档，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其实这些鸡毛蒜皮的小考据，都无关宏旨。
吾人如熟读中国的《国父全书》和俄国的《列宁选集》，便知从孙氏在一九一三年改组国民党起，他在思想和方法上已经和列宁大体一致了。在一九一七年之后，列宁一举而推翻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并赶走了四围入侵的帝国主义势力，孙公不免为之耳目一新。他所搞的“慎施命令”那一套，正是列宁所搞的“领袖独裁”、“职业革命家”等教义的精华所在。孙的思想也是列宁的具体而微。两人思想既属一体，两人行为原可一拍即合。列宁成功之后，孙氏面壁九年，始大彻大悟，乃尽弃所学而学焉—— 一语破的：以俄为师。他未竟全功便死了，蒋介石半途而废，毛泽东则青出于蓝。
“以俄为师”只是个阶段
国民党内有些史家在鸡蛋里找骨头，说中山“以俄为师”只是学其“用”而非习其“体”。中山的“军政”之后，还有更伟大的“训政”和“宪政”呢！
但是过去六十年的史实告诉我们，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最大目的，是把俄国模式中最有效的方法学来，作逐鹿中原的武力统一之用。统一之后的中国是个什么模式，孙中山也只是说了一大堆空洞的理论——事实上，国民党六十年来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训”过“政”呢？到目前为止，国民党自己还不是在继续“受训”吗？
至于列宁那一套，最有效的也只是“武力统一”。统一后的苏联，除了个伟大的军国主义之外，又搞出些什么名堂来？列宁所搞的是用暴力破坏了帝俄的封建专制制度。把这制度打碎了，怎样建造出一个富强康乐、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来，列宁并没有留下蓝图。他的老师马克思也没有讲个明白。我国古代政治家陈平告诉他的主子刘邦说：“陛下于马上得之，不能于马上治之。”马上得之是破坏的结果：下马而治之，则要凭一点一滴经验之累积。智慧与机运并用，不可凭空臆造，奢谈什么什么主义。
七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孙中山的“以俄为师”也只是个阶段；一个“马上得之”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作用是“武力统一”和“枪杆出政权”。这阶段一旦从历史上退去，马上既不能治之，则下马而治之，就得找出个新的主题、新的方法才是正确路线。
现阶段也应有个主题
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孙中山的伟大，便是他抓住了两个主题，领导了两个阶段。毛遂说：“诸公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中国发展至今，因人成事的阶段已逐渐过去，在历史的现阶段，我们要找出我们自己的制度来，下马而治之才好。
注释
①见本书第一册第一篇。这篇二十六年前所发表之拙作，自觉可修正之处甚多，然“阶段性”这一假设，则个人看法至今未变也。
②近代革命家，差不多都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人类所理想之社会。可以一蹴而几，而不知人类社会之进化是没有什么“最后阶段”或“最后型态”的。在中国思想界，首先介绍此一概念的便是孙中山。他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刊辞上，便主张“毕其功于一役”。见《民报》第一号，一九零五年十月，发行于东京。
③国民政府于民国二十九年四月一日明令尊称孙文为“国父”，见当时政府《公报》及各报章。高荫祖编《中华民国大事记》（台北，世界书局，一九五七）及刘绍唐编《民国大事日志》（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七三）第一册，均有记载。称中山为国父，早于一九二五年中山逝世时之哀思录等均已倡之，见伍达光编《孙中山评论集》（广州，中国国民书局，一九二六年六月再版。初版序言为一九二五年五年五月一日）。然多为“私谥”。政府明令则始于一九四零年四月一日。
④笔者遍翻《国父全集》、《孙中山全集》、《选集》、《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来手札》一类书籍，孙氏除少数带有机密性，或是致日友人之函札署名“中山”之外，其它公私文件，悉用“孙文”。满清及袁世凯对孙公之通辑令，亦用“孙文”。参见《清德宗实录》第五册页三四二九。
⑤见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台北，远东图书公司，一九八二年版）第一集。页一五。
⑥见《梁任公年谱长编》（台北，世界书局，一九六二）上册页一零三、一四零；并见前注吴书页二三七。
⑦《团结报》（北京政协发行）一九八五某期亦有短文纪此事。
⑧见注④。
⑨见《孙文学说》第五章；参阅《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印，一九六六）页一九。
⑩见魏源撰《海国图志》序。
张之洞是魏源之后新派的发言人。他所主张的“体”、“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已不限于西洋之科技矣。
梁启超认为他和其老师康有为虽同主张“变法维新”，然渠已比其老师托古改制的“今文家”，半坛醋的西式君宪论又迈进一步。参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十一，一九六四），第五、六两章。
孙文提出这口号足在一八九四年。《兴中会》创立之时。从魏源到孙文，西化发展，阶段分明。
杨衢云（一八六一～一九零一）、谢续泰（一八七二～一九三七）等，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在香港成立之“辅仁文社”实早于“兴中会”二车。后两会会员以旨趣相同，会员背景相同。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在香港合并，会名沿用后者，以其名称更富政治革命性。而“伯理玺天德”（“总理”或“总经理”）一职。则由杨衢云担任，可能因为杨在香港居住较久，会中友好较多之故。亦有史家认为两会合并后之第一任“总理”为黄咏商，众说各异，文献难考。但是他们这批在海外定居的小华侨和留学生政见之一致，则是不争之议。斯时国内知识界尚无此构想也。
亚当·史密斯完成此书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之年也，允为近代“自由贸易”之始祖，而“自由贸易”者，自由贸易于诸民族国家之间也。 美国独立前为“英国殖民地”，今日五十州之北美合众国为说英语的多民族国家。 十九世纪末时，诸欧洲民族国家之成长与争雄，实促成现代历史上“民族主义” 的滥觞时代，尤其是德、意两国之统一，及其民族英雄腓特烈大帝、俾斯麦、马志尼、加富尔等之传奇故事，以及《柏林之围》、《最后一课》等民族主义小说均脍炙人口，俨然时代精神也。
首受西欧民族主义影响而崛起的“有色人种”当为日本、孙中山时代之中国、凯末尔时代之土耳其，以及甘地、尼赫鲁时代之印度。各种民族主义运动，原是一脉相承的，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颇有相似之处。
我国史书上以迷信煽动农民暴动的事件，累见下鲜。黄巾、白蓬教皆其著者，但是西洋史上之宗教战争在中国史上则绝无仅有，有之，洪、杨所领导的“拜上帝会”，则为唯一的一宗。洪、杨于十九世纪“民族主义”滥觞之时，搞反民族主义的暴动，不识时务，不谙国情，终被扑灭。今日卫道最力的钱穆教授便一再指出：曾、左、李、胡之对洪、杨，非忠于异族也，保卫华夏之“道统”也。见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一九四八年版）页六三四。
洪、杨极盛时，拥众数十万，占地七、八省，典章文物、文武百官齐备，俨然一朝廷也，而孙中山先生在辛亥前所领导的所谓十次起义，用当前的术语来说，只可说是一种“恐怖主义”，和今日一些阿拉伯团体所搞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小异。就以他和杨衢云共同领导的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