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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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柏杨版《资治通鉴》第二册，或司马光原著卷一。忆三零年代之初，笔者读中学时，曾闻一国文老师谈北伐故事。他说北伐军有政治部在街头贴标语，军阀孙传芳在南京仿行之。渠时为大学生，回忆说：“一看孙传芳的标语，就知道孙某非垮不可。”十余年后，笔者竟然也做了中学文史教员，想不到竟发生相同感触。甚矣，口号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之“驱除鞑虏”口号，虽甚有力，却极不公平，叶赫那拉氏，事实上为汉文化中之女主也，与鞑虏何干，载湉（光绪）、溥义（宣统），汉文化皇朝之末代帝王也，也不可以异族视之。所以这一口号，辛亥一过即烟消云散。汉民族毫无歧视满族之遗恨。然此一口号有革命功勋，亦列宁所谓“煽动”与“宣传”有别也。
辛亥之前，原有“共和”与“君宪”之争。辛亥之后。纵原保皇党如康、梁亦不再言君宪。共和迨为国人公认之定制。“洪宪六君子”只是不识时务之书生。
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第四章。梁原为保皇党之主将，然戊戌之后，亦倡共和。其终与孙文仳离者，个人因素远甚于政治信仰也。
孙日新、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合作，即已采“美国模式”。二人相争之伯理玺天德一职位，即为美国名词，参见注。一九零四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时。美国三权分立之形式及精神均至显明。孙任行政曰“总理”，即伯理玺天德或总经理也。邓家彦任司法曰“判事长”，汪兆铭任立法曰“议长”，即是仿美国模式。见《革命文献》（台北，党史会编，一九五八）第二辑页二～一零。吴相湘教授也认为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入盟书所谓“创立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一一六。
“国民运动”或译为“人民运动”（Populist Movement）为十九世纪末叶美国资本主义疯狂发展时期，备受损害之农工大众之自卫运动。其指导思想始于亨利·乔治。乔治出身于工农阶级，未受很多正式教育，凭一己之观察与经验，著《进步与贫困》一书（一八七九），提出土地法、单税法等近乎社会主义的构想，一时风靡。一八九二年乃有工农组织之“人民党”（People’s Party）出现，俨然当时美国之第三大党。影响于后来美国之政治改革甚巨。至十九世纪末，由于另二大党亦并采工农政策。加以经济发展，贫困减少。人民党乃因党员渐次为两大党吸收而式微，终至消灭。论者因谓美国之社会主义盛于十九世纪之末季至二十世纪，资本主义改良之后，社会主义已成过时货矣。
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思想，最先显然是受亨利·乔治之影响。目的是对付都市经济急速发展的“炒地皮”商人。中山目击在五口通商后，上海地价涨出万倍（见《国父全集》，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第一册页一四零），而伦敦尤过之。笔者按：今日台北、香港、新加坡及北美洲大都市之华裔富商多半为地产商，据美国新闻界统计，今日华人富商拥资在美金一千万以上者，香港一地即达两千五百人之多，亦泰半为地产商。孙逸仙——青年华侨也，遍游海外，为救国筹款，往往贫无立锥，当身为同盟会总理之时，犹不得不在华侨餐馆打工，以图一饱，而接触之富商巨贾则洋钱乱滚，此触目惊心之现象，使孙氏深服亨利·乔治之言，而有照价纳税、涨价归公、土地国有、“外国有种单税法，最为可采”等等之言论。（见民国元年六月在广东之讲演，《国父全集》页四九一～四九二）；“民生主义”之精义亦见乎此。晚年搞“工农政策”、“土地政策”，遂专注于农民的“耕者有其田”，成为后来中共土改之张本。中山早年之说，与晚年所行，重点显有不同，他非经济学家，更非经济史家，其所倡导的土改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煽动性，而非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办法。
见《胡汉民自传》，载《革命文献》第二辑页一四；何香凝著《我的回忆》，载《回忆与怀念》（北京，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二）页八。
梁启超便认为，土地国有政策将使“游荡无赖子将利用军兴机会，尽夺富人财产”，而使天下大乱。见张朋园前书页二四四，引《新民业报》第七十五号。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事实上是“共进会”发动的。而共进会则是由松懈的原同盟会会员（多为华中各省人）分裂出来的。活动分子多为当时华中一带革命运动的成员和骨干。他们对“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都无异议。惟对“平均地权”这一条无认识，亦无信念。所以共进会于一九零七年在东京成立时，把同盟会誓辞中“平均地权”的顺口溜改为“平均人权”。但是平均人权究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各就所好了。关于共进会中之争议，诸家报道甚夥，参见《孙逸仙先生传》上册页六六八～六八一。
关于同盟会时期之美国倾向，见注。至于民初之中国政治制度，除直接民选之外，几乎全部抄袭美国之三权分立制，参见钱端升著《民国政制史》（上海，商务，一九三九）第一章。此地笔者是从学理方面立论的。
胡适先生生前一再对我说，民国初年的政府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好模式，那时的参、议两院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中国失去这一机会，至为可惜云云。
民初政党政治之糟乱，论者多矣，参见李剑农著《中国近代政治史》（上海，商务， 一九四七）第十章。
早期史家、报人、小说家之作，如上引李剑农和谷钟秀（《中华民田开国史》，上海， 一九一四）等甚多。知名作家之外，笔者亦尝对“国民党”内之反孙议员所形成的“政学系”一派加以分析。载上引《海外论坛》第二卷七、八、九三期，一九六一年八、九月。
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和中国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之后，双方理论家都在摸索个新制度。二者之别是前者纯从制度本身出发，后者则参以以人改制，对人不对事。如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即其一例。钱端升氏论之弥详，见上引钱书第一章，及谷书三、四两篇。其症结则在于所谓议员，只是一群政客官僚，社会上并无所谓“选民”也。这种政客集团为中国传统之产品。与现代的“资产阶级”也拉不上关系。
见注。
民初之《临时约法》是针对制袁而拟订者。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任内，袁尚无废约法之迹象。迨内阁迭经更换。宋教仁乃公开要求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以制袁，然而并未言明“政党”有何选民基础。如此，所谓“责任内阁”只是一群小寡头政客之联合，以挟制大寡头，其招致大寡头之反击，自属必然。如此类似事件，孙、袁以后之政治史上，屡见不鲜。关于宋教仁的制袁言行，参阅李剑农书第十章及当时报章新闻。
袁世凯后来干脆背叛民国，搞其帝制，固无论矣；孙氏组织“中华革命党”。其党章载明“军政时期”要以一党，甚至一魁，独裁专政。这都是袁、孙二人对民初议会政治破产之反应。虽然孙公在军政之后，加上个训政和宪政，但是历史上，哪一种专政学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没有一个全民一致“自由平等”的远景呢？在任何专政理论家的笔下，“专政”都是不得已的短暂阶段。
部分“中华革命党”资料散见《革命文献》第五辑。史实与掌故参见《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本）及上引《国父全书》等著述。
黄、汪、于、李、柏等人，以党见不同，均未随中山赴日而各奔东西。此一元老涣散情况，不但使国民党变质，且在当权派中枢，亦渐见江浙系领导阶层之崛起，国民党发展乃进入另一阶段，参见沈亦云（黄郛夫人）著《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六八）页八五～九零；薛君度蓄、杨慎之译《黄兴与中国革命》（香港，三联。一九八零） 页一五零～一五二。黄郛夫人藏有原档数百件，笔者据之，曾将其回忆增删译为英文稿八百余页，藏哥伦比亚大学。
见注。
见卢梭《民约论》。孙文早期思想颇倾向于西方民主先哲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鲁索、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等人。一九一三年以后，思想转变。甚至对卢梭“天赋人权说”于《三民主义》讲演中大加诟病；论调无形中与列宁已渐趋一致矣。散见《民权主义》讲演及《孙文学说》。
吴相湘著《孙逸仙先生传》上册第十七章。颇为孙公辩护，然于真相叙述甚详。足资参考。
自“中华革命党”成立，至孙公逝世之十年中，党权执于孙氏一人之手，其款项帐目，纵党中高级干部亦无所知，与同盟会时代迥异。
参阅李毓澍著《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十八，一九六六）。
此段为顾维钧先生亲口告我者，他并说我是他这段故事的“第一个历史家”听众。笔者是五、六零年代之间。襄赞顾氏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所谓五位学者之一，一人干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活，也是苦工做得最苦的一位。这段故事，我原用英文写下，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由北京中华书局发行。见该回忆录第一册第二卷。
见《胡适留学日记》及《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一九八零）页七一。见注及《孙逸仙先生传》下册目一二四八～一二五一。当“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于一九八六年秋在翠亨村举行时，日本学者松元英纪教授的论文中，即指中山当时不惜牺牲足与二十一条相匹敌之中国权益，想“联日”、“讨袁”，并与袁“速战”。松元君并自战前日档中影印了孙文致日本有司小池张造的私函原件。
见孙文致小池张造函影印本。哥伦比亚大学教授C 。Martin Wilbur（华名韦慕庭） 于其近著《孙逸仙，沮丧的爱国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New York： Colu 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第四章页七六～一一一及页三一四～三二四（此书国内有汉文译本），遍引英、日文史料以阐明孙中山于“二干一条”交涉前后，与日本秘密以国家权益换取日援之尝试。吴相湘教授亦遍引相同史料为孙氏辩护，并引彭泽周撰（载《大陆杂志》第六十卷第六期，一九八零年六月），指此函“伪造之可能性极大”。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二四二。吴先生复指出孙致小池函出让权益较多，致大隈函在后，而出让权益反少。所以“大有值得怀疑的”。（同上，页一二四四）事实上，此处吴教授有笔误。孙致小池函较致大隈函晚十个月（致大隈函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则为一九一五年—— 即大正四年——三月十四日），吴书误记致小池函为一九一四年。
笔者另有一篇英文稿，论孙公之“暂时专制”与袁氏之“承继式的寡头政治”思想形成之始末，已由李又宁教授于一九八八年印出，见本书德刚自序。
斯时日本侵华当道，曾不惜巨资透过多种管道，四处支援在中国境内之反袁实力派，孙公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近年日本及美国史家对此类史料发掘至夥，略见上引韦慕庭前书英文原版页八四、三一七。
自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一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未再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以迄于今。第二次国共合作（一九三七～一九四五）抗战初期之数年。虽较协调，然亦只是貌合而已，实际上，仍是两个政府同时存在也。
有关“府院之争”史料至夥。近著较详实者，见沈云龙著《黎元洪传》（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出版，一九六三）第十一、十二章。
黎、段之争，政治成分、心理因素均甚复杂，是非难言。然撤开当时军阀官僚私意， 以国家利益而论，则参战为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一九一九）与华盛顿会议（一九二二）所获实利，足证之也。
据民国元年《约法》，总统任冕下属之命令，须国务总理副署始能生效。今段氏拒绝副暑黎对自己之撤职令，则此撤职令自属无效。此为民国元年《约法》对人（袁世凯）不对事之后果。法学家钱端升论之甚详，见前注。
关于府院之争的风风雨雨，记载最详尽的为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北京，三联，一九五七）第二册。
同上。第二十七～三十章。
同上，第三册页一九五～二零零。
当年在北京任国会议员的政客，既非由人民投票产生，他们也无选民须对之负责，又没有任何专制寡头可以用生死荣辱来控制他们；因此他们的政治活动，分离组合全凭一己之良心及利害来定取舍。于是国会中派系如毛，各为私利而倾轧。李剑农教授曾制表以示其大略，见氏著《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一九五九；初版于上海，一九四八）下册页三六七“民初政党变化图”。这些议员最喜欢的是万年国会，最怕的则是解散国会。关于“护法”内战之详情，参阅陶菊隐前书第三、四册。参考英文版《民国名人传》（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Col 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1）各人本传。此书国内有汉译本。
传闻德国驻华公便辛慈（Von Hintze）曾设法贿赂段祺瑞，冀其中止“参战”活动，段曾讽其贿金数目远不如协约国云。见前引吴相湘书，下册页一二八六。
同上。吴氏前书，下册页一二八九～一二九二。韦慕庭前书，页九三、三二零、三二二。最具权威性的发现。则为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国祁教授自战后德国档案中，所发掘出来的德国外交官当年的秘密报告。见氏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三十六次学术讨论会记录），载《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四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四）。《中国国民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页三一七～三四三。最早且最具传奇性地报道中山收受这项秘款（现金） 的情形，则载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重庆，一九四四）第二集页五九～六零。
据国民党元老，亦是上海报界耆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