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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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冯自由著《革命逸史》（重庆，一九四四）第二集页五九～六零。
据国民党元老，亦是上海报界耆宿，终任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先生于五零年代详尽告诉我，第一次大战期间，国民党领袖戴季陶、蒋介石、阵果夫等均在上海从事股票交易。笔者曾代潘氏撰其片段回忆，亦提及之。见潘公展，载《生活》半月刊（纽约，一九五六）九月一日第一二二期。笔者手边并有一残卷《蒋委员长传》（文化励进社编，上海作新书店出版，一九三九）页四八，记载民国十年蒋见孙时“ 却设法捐肋了百万巨金……总理马上命部下赶办军需给养……”云云。此书长四九零页，为一亲蒋巨著，出版于蒋氏极盛之时。捐“百万巨金”这一故事从何而来？相传蒋公亦尝于第一次大战期间在上海任股票经纪，获利至丰云。
上引韦慕庭前书根据美国国家档案局所藏美国驻外使馆呈国务院之报告USDS 893。 00/2707号，美驻广州总领事亨兹曼（P。S。Heintzlman）于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向国务院报告：据广东督军阵炳焜告渠，孙中山在上海秘收德国现款一百五十万银元。孙以五十万给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率海军第一舰队南下。另三十万给南下非常国会之议员，余款由荷兰银行与日商台湾银行汇广州备用。同书亦引《国父年谱》（台北，党史会编，一九六五年增订版）下册页六二五（韦书误为六七七页）。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欢宴程璧光于上海哈同花园。六月二十七日孙乃饬人送交程军费三十万元，以为护法进行之需。此项赠送，国民党史料无考。《年谱》编者乃取之于莫汝非著《程璧光殉国记》第三章，以之与《革命逸史》相印证，则该款为德人所赠盖已无疑。据德档，岑春煊其时亦收德款一百万元，而孙、岑等后来所组之“军政府”仍对德进入战争状态（九月二十六日）。德国可说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在广州非常国会之议员共九十一人，中山以八十四票当选为大元帅。
当时中国海关为外人所控制，所收关税悉用于对列强之赔款。如尚有余，谓之“关余”，则为中国政府当道者争夺之对象。孙中山既于一九一七年九月成立“军政府”于广州，对外自称为中国之唯一合法政府，乃派“外长”向海关争关余，然多为英人所拒。见韦著前书页一八五～一八六。
见注。
孙中山先生无疑地是中国近百年史上最令人敬仰的政治领袖。为国为民，奋斗终生，死而后已。笔者此篇所论。只是以行为与后果为着眼点，个人动机固不在讨论之列也。中山自己说得好：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等到大家都争着来“管”， 而相争之人又都是些勾心斗角、私心自用的武人和政客。在这种风云诡谲的政海波涛里，“正心诚意”的好好先生是绝对无份的。既是为着救国救民，也只好不择手段了。所谓“小德出入可也”。孙公逝世后，他的老友梁启超对他的评话就值得史家深思之。梁曰：“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业（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力（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孙君人物的价值，就在这三件。我对孙君最不满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挥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合（会）用手段的入，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他便死去了。”见《孙中山评论集》页九三。可惜梁氏在孙公死后四年也去世了。他如活到今天，将人比人，恐怕又要与“昨日之我” 挑战了。
中国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死后身被恶名的，除秦始皇、魏武帝（曹操）、隋炀帝等少数人之外，恐怕就是袁世凯了。袁氏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暴毙之后，笔者不学，还未读到过一篇甚或一句史家为袁氏辩冤之辞。只有顾维钧先生于其回忆录中说，袁氏初非大恶， 只是知识不够，为迷信及家人误导而背叛民国。治史者作诛心之论，称所谓“洪宪六君子”为帮凶，其实他们也可能有感于议会政治不能行于中国而发生失当的反动，其动机未必就是专为个人利禄打算也。
吾友郅玉汝教授曾对古德诺所谓“劝袁称帝”这段公案有极深之探讨，对古氏亦甚不谅。见郅玉汝讲。载《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七辑（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一九七七）页一二三～一六六。笔者亦尝自美国国务院档案中觅出古氏给袁氏之保陈原件。读之深觉古氏被“帝制派”所栽赃。古氏之原意是：一、当时中国实行的是南美洲式的寡头政治；二、承继式的寡头政治至少较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为佳（未及帝制也）；三、当时中国尚不能民选代表，民意代表以政府遴选为佳，亦即国民党当年的旧政协与今日大陆之政协方式也。当另论之。
正因同盟会时代这一阶段政治运动的主题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袁世凯既逼清帝退位，又表示拥护民国，因此主题完成，革命再无必要，劲头顿失，乃造成“非袁不可”的形势。也是当年国民党内外所一致公认的形势，包括中山自己，非张謇、严复等少数人之意也。（参见前引李剑农《政治史》上册八、九讲章）事实上，收拾那时的残局，也只有袁有此安定力。中山连其党内之纷乱也无法统驭，财政更临绝境，遑论全国。甚至胡汉民都劝他让位予袁。但是中山毕竟有个时散时合、新陈代谢的“革命党”。这个革命党的政策虽时在变动，而中山由于有百折不挠的个性，故始终保持了中国第一位革命家的地位。于是，在其党内的地位与日俱增，权力与日俱大。等到“中国国民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支持之下改组时，他竟在党内享有“最后决定权”。国民党乃由一个普通政党转为一个独裁的革命政党。也就是胡适所说的“甲式政党”和“乙式政党”之别了。见杨承彬著《胡适的政治思想》（台北，商务，一九六七）页一五二。中山由于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坚信其主义是救国救民的绝对真理，所以机缘一到，他便东山再起了。
据蒋永敬教授估计，辛亥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数不过六十二万港币（约三十一万美元）。而郑宪教授之估计则更低于此数。吴相湘教授则说：“兴中会时期，孙先生并没有得到檀岛或美洲地区洪门会员的资助。”（见《孙逸仙先生傅》上册页六四五）。又说：“革命党在华侨社会的中下层阶级中具有普遍深厚的基础。上层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则在辛亥革命成功之时。至外人对革命的援助，并不具重要性。”（同上，页六四七。吴的话是根据张玉法教授等之研究报告，张现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吴之综合报告，见上引孙传第二篇第十七章。）
中山对帮会时有微辞，但指名批评金山致公总堂则为（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八日致邓泽如书。信中有一段说：“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席宗旨，然向多老朽顽固，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数月之前犹大反对同盟会之筹款”云云，见邓泽如珍藏《孙中山先生二十年手札》原迹影印本（一九二七年一月广州述志公司影印）。共四卷，此影印函见首卷。
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前书及拙著《李宗仁回忆录》第三、四两编。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的矛盾，系孙主张参加北洋军阀的混战而率师“北伐”。陈则主张暂在两广“保境息民”之俊再图大举。见李剑农一前书下册页五六五～五七四，并参阅康白石著《陈炯明传》（九龙，文艺书屋，一九七八）联省自治章。康白石为笔者一老友之化名。胡适由于同情陈氏模范省之主张，在北方撰文呼应。称陈之叛孙为“革命”而引起拥孙派之大不满。散见《努力通报》；亦亲闻于胡适自述。
终中山之世。广东甚或广州尚为孙氏自己招徕之“客单”所盘踞。客军将领横征暴敛，从不受孙之约束，孙对之亦无可如何，并见注。
据陶菊隐言，孙公认为反桂之炮声一响，省内粤军便会蜂起驱逐桂系军阀。孰知粤军及民团竟无应者。见上引陶书第四册页六七～七零。又见《孙逸仙先生传》下册页一三二零转引邵元冲文。
此节笔者所论只是“行为”而未及“动机”。作“诛心之论”，现代史家若依心述事，则自当别论也。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往往是诸侯数十人，然后强凌弱，众暴寡，诸侯渐次减少，终至定于一尊，这是传统的“分久必合”的程序。此一程序在现代史上更形复杂，因素增多，然大致未脱旧套。
“以俄为师”之孙公名言，首见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致蒋中正函，影印手迹见刘大年主编《孙中山书信手迹选》（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月）页一九三～一九四。其实，孙公于民初尚明言“余乃极端之社会党，甚欲采亨理·佐治（或译亨利·乔治） 氏之主义施行于中国…… 。”（见《国父全集》第三册；吴著孙传页一零五七）亨利·乔治是议会政制下的社会改革家也。孙公舍弃乔治而服膺列宁，实是“二次革命”之后，彼之思想进入另一阶段，已与“列宁主义”暗合之故。一旦发现列宁，乃尽弃乔治而学焉。吴稚晖论孙文有言曰：“孙文从不记人过……能说海阔天空的大话；他有勤快、寡怨、服善三长。他惟些三长，就些三长，把他装扮成一个首领。比檀香木雕著的木头首领自胜……。”见吴致陈炯明书，引于《阵炯明传》页七零～七四。事实上，列宁亦有些三长，尤其是勤快。余读《列宁传》，便觉二人有极相似之处。二人在学时，同为聪颖儿童，一班之首。流亡期中，同入“大英博物馆”自习。只是列宁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悟道较早。孙氏误于林肯与乔冶，致被个人独裁的袁世凯所通缉，于是始大彻大悟，不顾所有老同志之反对而搞其个人独裁的“中华革命党”来。列宁当年亦尝不头诸老同志之反对而独行其是。或问列宁党内政敌，何以全党不敌一人？该人答曰：“ 因为全党中再没第二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啥事不干，专搞革命嘛！”孙中山也正是这样的，一天二十四小时，数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专搞革命，不死不休，终于击败所有政敌，成为“国父”。关于上述列宁故事，参阅英文《列宁传》（David Shub LENIN ， London ， New York &Torontor The New English Library ， 1948 ， p66 ）。
当中共红军尚在“苏区”与白军作战时期，毛泽东曾对蒋介石一手组成的“强大的中央军”，甚为羡慕，他自己也想组成一支强大的红军，故有此戏语；然后期《选集》中，此话则被删除，但是有深度的中共党史家，当能记忆及之，甚或一索得之。
此处评蒋之言，余闻之于一位国民党中常委，可能这也是国民党高干们的共同意见。列宁如以中国传统哲学规范之，或可称之为“法家”；蒋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或可概括之曰“阳儒阴法”，也就变成该中常委所形容的政治领袖了。
笔者曾参用中西史料档案，就此一公案于一九五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撰一英文“硕士论文”（凡十八章，共二七零页）以详辨析之。
见中华革命党总理“誓词”各影印本。
见注。
“毛泽东思想”无论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均为“列宁主义”的延伸。西方学者每以把马、列主养引入农村为毛氏之贡献，其实工、农同列，列宁实首倡之也。
读者之中。或有入认为笔者此言是对“国父”有点“讽之也”之嫌。其实“孙文学说”和任何学说一样。除却一部分有实践价值的真理之外，都是空洞的假设。伟大的空话自孔丘、苏格拉底之后多的是哩！岂只中山。吴稚晖不也说：“孙文能说海陶天空的大话。”中山好友之言，自是可信之评。
“以俄为师”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是偶极重要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八零年代已完全失去意鞋。今日中国之开放政策带动苏联及所有社会主义集团的国家“以华为师”，后来群起开放变法，便是明证。
*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初稿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补订于北美洲原载于《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九年），中册，页一三四八～一三七五。 第六章 细说辛亥革命 第六章 细说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爆发，至今已整整八十周年了。为这八秩大庆，海峡两岸乃至日本和美国的中华史学界，都在纷纷集会研讨，并撰文以为纪念。在我们执笔之前，首先想自问一下，“辛亥革命”这四个字是谁发明的呢，或是谁首先使用的呢？笔者不学，自觉此答案已不可考；更少是争议很大，姑置不论。且说“辛亥”。辛亥是我国历史上传统的“干支纪年”里，六十年一循环之中的一个年头。我国历史自黄帝以降，已有七十八个“辛亥年”。我们这个“辛亥革命”是发生在第七十七个“辛亥年”。这个辛亥，在清朝历史上是宣统三年；在西方耶稣纪元上，则是一九一一年，所以西方史学家，都把“辛亥革命”翻译成“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因而我们今日来撰文讨论这个“一九一一年之革命”，首先面对的，便是“定义”的问题了。
辛亥革命的定义与争议
我们如望文生义。则“辛亥革命”只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武昌起义，到一九二一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间两个半月的事。这个狭义的用法曾为甚多中西专著所采纳，然为本笃所不取。盖“革命”究与突发的“政变”不同，它是长期酝酿的结果。只见其果，不明其因，是会引起误解的。至于广义的用法，似乎就应该包括辛亥革命的背景，和它立竿见影的后果了。——换言之，我们研讨“辛亥革命”事实上是包括清末民初，中国革命运动的全部过程。但是这一段最早期的革命运动，又是哪一年起步的呢， 这就有点争议了。
一般的说法，总认为近代中国最早组织的革命团体，便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孙中山先生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檀香山所成立的“兴中会”了。一八九四年（清光绪二十年）因此也就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起点。国民党官书如是说：大陆上的李新敦授在其《中华民国史》上，亦作如是说。
这一点实颇有可议，因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还有杨衢云烈士和他的一伙同志们在香港所组织的“辅仁文社”。该文社成立于一八九零年（清光绪十六年；另一说为一八九二年），比兴中会要早四年多。它最早的创立者杨衢云、谢继泰、刘燕宾、何星俦等十余人，其年龄、学历、社会背景，和他们“推翻满清”、“创立合众政府”、选举“伯理玺天德”（presi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