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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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他们的一些计划，迷糊的东西就稍稍明确起来。伯格甚至给我讲一些柏林高级
警察当局的情况。
　　　　伯格善于轻巧地说一些笨话。有一天，他毫无打趣的意思对我说：“奥托，你
听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把事情搞好，战争早日结束。万一执法队把你押到刑场，我
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他说，“万一苏联执法队把你押赴刑场，我也向你保证，
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12月下旬，有几个“红色乐队”队员在弗雷纳监狱自杀未遂。柏林发来命令，
叫把各人的手反铐起来。我受到优待，把手铐在前面。
　　　　这样一来，什么也写不成了。我向伯格诉苦。他表示同情，并说他很理解，铐
着手是多么不好睡觉，然后教我怎样把右手脱出来。这时候，看守以为我铐得结实，
各自酣呼大眠。于是，每夜，我估计两点三点之间最合适，我起来把我的报告写在
小纸片上。
　　　　我又向伯格诉说，我的床太短太硬，他又帮了我一把，给我换了一张铁床，铺
上软绵绵的垫褥。我发现四条床脚是空心的，正是囚徒们最好的保险柜。
　　　　我安顿下来过了几天，来了三个党卫军医官，把我从头到脚检查一遍。我马上
问伯格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为的是检查你的身体，比方说，看看你能经受
得住怎么样厉害的刑讯。”
　　　　我心想，他们一定大有收获。我在巴勒斯坦绝食，留下了后遗症：高血压和心
脏病。但是我还是想多知道一些。伯格又说：“他们根据人类学，肯定你不是犹太
人。杰林真是喜出望外。”
　　　　我差点笑痛肚子。后来才知道，杰林是怎样得出这么个结论来的。他认为如果
我是真正的阿利安种，柏林方面会比较容易让我搞“大赌博”。
　　　　关心我的高阶层，怎能听信犹太人的话？跟这么一个“贱种”的代表有什么合
作可言呢？　杰林需要一个阿利安人。他的理由不乏妙处。我们俩有一次谈话，我告
诉他，我出生于犹太家庭，我一生下来便进行包皮环切。
　　　　杰林的话颇出于我意料之外。他说：“你真叫我好笑。这只说明苏联特工干得
不错。你知道吗？战争初期，德军反间谍部派情报员到美国去，有的做了包皮环切
的手术，为的是他们工作上的方便。结果他们被美国特工破了案，把戏马上戳穿，
因为手术太新。”
　　　　杰林满脑子尽是些特工的诡计和窍门，连我那千真万确的包皮环切，也说成是
俄国特工专家技术人员的高明手段。
　　　　再说，我屡次告诉他我是犹太人。他听了却是这样去推论的，一个人落进了盖
世太保手里，怎能自称是犹太人呢？　其中必定有诈。　　　　结果，杰林为此进行了一
番调查。在比京格罗斯沃格尔妻子家里，查出了我1924年在巴勒斯坦用过的一本旧
护照，上面有我的真身份。我的真姓名叫莱奥波尔·特雷伯。1904年2　月23日出生
于诺维·塔格。1942年12月，别动队的探子去到该城，试图查明我的过去。他们打
回来电报说是什么也没查出来。我可以引用他们电报里的原文，说是该城里的“犹
太丑类业已扫除干净，连墓葬之地也经过了犁庭扫穴”。
　　　　杰林因此越发肯定我不是犹太人。苏联特工把我派去巴勒斯坦工作，特地为我
编造出一套犹太身份／特雷伯才是假名字。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盖世太保一直没有发现我的党员姓名：莱巴·董伯。
　　　　别动队有它特殊的保密办法。我那间牢房的门，成天有几十个人走过来走过去，
门上却安上一块大牌子，上面大书特书：“注意！　特犯所在，闲人免进！　”后来，
我听说巴黎的所有合作派都纷纷传说一个“苏联特犯”，这也就毫不足怪了。
　　　　看守我的人也往往好奇心胜过了纪律性，哪怕是德国式的纪律也在所难免。他
们受到那么多的叮咛嘱咐，不准跟我攀谈。他们看守值班的规章制度又定得那么样
的紧密严厉，而事情最起码的意义也一点不给他们吹风，时间长了，他们实在忍不
住想跟我搭话。他们等到午夜时分，确实知道不会再生意外，便绕着弯子向我来打
听，后来简直连弯也不绕了，我们便断断续续聊一两个小时，这对我很有好处，其
中两个是蠢猪似的打手，百分之百的刽子手。另外几个，我记得都是党卫军，但不
怎么迷信纳粹主义。当然罗，只要接到上级命令，无论什么罪恶勾当，他们都干得
出来，比方说，立刻结果我的性命。我和其中两个居然彼此有了一点好感。我特别
记得其中一个，他是信教的，他一面看守着我，一面对我说，他整夜为我祷告，要
让我的灵魂得救。他甚至想传个信息给我家里。　　　
　　　　　第十九章此仇不报非君子
　　　　杰林想不求教我而联系上法共领导，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若要冒点风险利用
我这着棋子，他又老拿不定主意，只好用一用他手里最后一张王牌：勒逼格罗斯沃
格尔和卡茨两人招供。
　　　　12月整整一个月，别动队缠住不放格罗斯沃格尔，认为他既然是我的副手，想
必有办法联系法共。可是他一口咬定，我们早有协议，他只管商务，其余事务一概
由我处理。于是，别动队决计使出高招，对他进行最无耻的讹诈。要末他吐露真情，
要末当他的面处决他的老婆孩子。他听了纹风不动，镇静如常。伯格自己告诉我说，
他的坚强态度，连好些德国人也为之动容。他回答说：“杀我，杀我的妻子，杀我
的孩子，随便你们先杀谁。
　　　　反正从我这里捞不到半根稻草。”
　　　　杰林和伙计们知道拿他没办法。碰上这样一尊铁汉子，酷刑也不会顶事。我呢，
我对杰林说，他们如果去折磨格罗斯沃格尔，那末我对“大赌博”就将完全无能为
力，因为要搞这件事，缺了他是什么也休想搞得成。情报中心总有一天要查明他的
下落。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别动队回头又去整卡茨，想叫他去联系朱丽叶。后来，
到了1943年4　月，我在纽伊监狱里再见到卡茨，他告诉我经受了多少磨难，真是人
间地狱。
　　　　刽子手之所以拚命肆虐，显然由于雷希曼事先告诉了他们卡茨在“红色乐队”
里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他们先用哄骗手段，劝他到朱丽叶家去，算是转交我要发
出的电报，请朱丽叶转交法共领导。
　　　　卡茨回答说：　　“奥托是我的领导，我只听他的命令。”
　　　　别动队只好改变手法，施展惯技，威胁他的老婆孩子。
　　　　这时候，大人孩子都关在比叶隆监狱里，由雷希曼负责看守。
　　　　卡茨依然不吃那一套。杰林心劳日拙，一无所得。
　　　　接着便日夜上酷刑，永无休止。我觉得出这个主意的人大概是雷塞。他是别动
队在巴黎的头子。德国人又变了手法，叫他交代一切他所知道有关“红色乐队”的
事情。他们认为卡茨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的确，他什么都知道。最机密的事情，
他都有份。毒刑接连用了十来天。随后由别动队里出名的凶徒埃利克，扬格，大显
一番身手。眼见卡茨始终不屈，他们使向柏林请派生力军，酷刑专家、刑讯大王、
双手沾满鲜血的恶煞。卡茨却始终咬定我们在被捕以前商定的说法；“你们去问奥
托，他会告诉你们的。我不过是西梅克斯公司里的一名小职员，没资格参与机密。”
　　　　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他便割断了右臂的动脉，可是杰林的部下没让他自杀成
功。　　　　　　　　　杰林这时候不在巴黎，他回柏林去了一阵。等他回来，发现卡茨已经奄奄一息，
他觉得部下闯了祸，要设法补救．他明知道卡茨对“大赌博”的用处极大，可是，
没有我点头，他什么也不肯说。没有我便没法奈何他。杰林心里也明白，一个人能
熬得住那样的毒刑，而且不惜自杀，总不能再把他当做叛徒的培养对象了吧？　他便
派伯格来告诉我说，刑讯不是他要搞的，同时要我通知卡茨到朱丽叶家去。为此，
他要我跟卡茨会会面。杰林希望到时候只有伯格一个人在场，不要用翻译。问题是
卡茨不讲德语，而伯格又不懂法语。我就提议讲意第绪语，因为意第绪语是希伯莱
语和德语的混合产物，杰林同意了。殊不知这将给予我们意想不到的方便。
　　　　一面谈话，我可以夹进几个纯粹的希伯莱语，传达我的意见和指示。
　　　　几天过去了，杰林还迟迟不叫我们会面。我知道这是杰林想让卡茨受刑的伤瘢
来得及平复一些。
　　　　卡茨来到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走进屋子，屋里只有我和伯格两个人
在等他。我才一个月没有见着他，他却变得判若两人，见了也认不出来。他走过来，
抱住我失声痛哭。他没戴眼镜，眼眶周围都是裂痕。他说：“你瞧瞧，瞧瞧他们把
我搞成了什么模样。他们在我眼里塞进了碎玻璃。再看我的手！　”
　　　　他举起受伤的双手，指甲都已经拔光，裹着绷带。
　　　　他又靠近一些，很自豪地在我耳边小声说：“我一个字也没说。”
　　　　伯格站在一旁，看得清楚，便说：“这不是我们干的，是那煞神扬格。”
　　　　人搞成了这种样子，还要安慰他，鼓励他再接再厉，真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我只得用最温和的口气，略带一点点坚决的味道说：“别激动，卡茨，此仇不报非
君子！　”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伯格走开几次去接电话，我便利用这一点点时间，告诉卡
茨到了朱丽叶家该怎么办。
　　　　结果，卡茨的神情渐见开朗。我们取胜的决心提高了十倍，我们又可以行动了。　　　
　　　　　第二十章四会朱丽叶
　　　　朱丽叶夫人依然坚守着她的岗位。她的坚忍不拔，非比寻常。落进敌人手中而
能不屈，已经难能可贵，而朱丽叶则在敌人四面窥伺之下，黑天白夜，随时都有可
能突如其来，出现警探把她带走。而她呢，照常生活，若无其事，这才真算得上刚
强的人物。
　　　　她知道自己还能起作用，所以就抱着共产主义战士大无畏的气概，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舟。我原先和她约好，凡是奉了我的命令前去找她的人，一定要用一个红
纽扣作为暗号。读者还会记得，雷希曼正因为不知道这暗号，所以碰了钉子。这也
证明了我们当时的密约实在是必要的。我在那时候并没有对她粉沛真相。我早就告
诉她，那家蜜饯铺子一定已经暴露，但是她还得呆下去。另一方面，她又得与一切
抗敌战友切断联系。包利奥尔接到了我的通知，仍将随时注意她的情况。
　　　　我在会见卡茨的时候，当着伯格的面，叫他去找朱丽叶，他假装答应了。去过
回来，他说朱丽叶态度不错，不过她和法共已经失掉联系，只好另行设法联系，要
过一个星期才有答复。卡茨赴了第二次约会回来，说是事情成了。法共联络员答应
是答应了，不过仍然顾虑重重，非要我亲自出马不可。所有这些把戏无非要逼杰林
允许我去会朱丽叶这样，我就能打报告给情报中心。
　　　　可是，于吗又得搞那么多次的来来往往呢？要杰林放心，要柏林的头子们放心
嘛。
　　　　杰林有点犹豫，不太想叫卡茨参与这件事。他向我解释说：“卡茨在落入我们
手掌以前，确是一个理想的联络员。
　　　　现在我可十分怕他给我背后来一刀。他吃了我们那么些苦头，怎么能想象他不
打算报复呢？　”
　　　　说实话，他的想法完全合乎逻辑，我只好想尽办法让他放心。我说：“你知道，
卡茨并不觉得他在卖国，他现在已经热烈拥护单独议和的计划。他的行动即将以此
为准绳。”
　　　　杰林到底不肯松嘴。他写了一张保单叫卡茨签字：如果他乘机逃走，或者把真
情告诉朱丽叶，那末他的老婆孩子和我一律枪毙。
　　　　卡茨心安理得地签了字。
　　　　卡茨到蜜饯店去以前几天，别动队简直好象开了锅。雷塞大显身手。整个市区
围困得水泄不通。附近街道上，一辆辆乌油油的雪铁龙小轿车埋伏伺机。车内躲着
一批一批的盖世太保。
　　　　事情发展得十分顺利。卡茨由伯格陪着走进蜜饯店，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包甜食，
或者说是敌占期间算作甜食的东西，他向杰林说了我事前教好他说的话：下一次约
会定在星期六。杰林听了表示满意，并且决定下一次由卡茨发一份安定人心的报告
给情报中心。报告说的无非是万事大吉，组织安然无恙，工作可以照前进行。
　　　　我又让杰林听信我的话，请情报中心准许我们完全切断联系一个月。理由是，
假定我没有被捕，我一定会这么做的。　　　　　　　　　这样拖一拖有好处。朱丽叶更有可能远走高飞。我准备见到她的时候就指示她
这么办。我觉得这个约会已经十拿九稳，因为卡茨在第二次约会后，曾明白提出，
先决条件是电文必须由我亲自交付。
　　　　可是，电文要先写好才行哪！平时只消几个小时就行啦。现在的情况却不一样，
我得跟看守捉迷藏。而这种把戏既不能随兴而写，也不能出任何纰漏。白天绝对不
能写，倒不全是怕看守，因为看守老瞧见我学写德文，不太在意，而是怕伯格忽然
跑来翻这翻那。剩下的只有夜间。我因为失眠，请求通宵亮着灯，让我看书。最好
是两三点钟，看守伏在桌上睡得正香。照规定，他们本来应该起来看我干些什么，
不过后来麻痹了，也就不理会我了。尽管我急起来可以把写的东西塞在被子底下，
但是我仍然不敢大意。我把报纸撕成小块，用极小的小字，写上意第绪语，希伯莱
语和波兰语的混合物。万一事败，看懂这个怪语种也得费些工夫。这可以给我一点
喘息的时间。
　　　　为了说服情报中心，我不能不从1941年12月13日开始，把事情从头说起。我把
各人被捕的时日、地点，情况详细开了一份清单，然后叙述他们被捕后的表现。当
然只能就我所知。至于破获的电台、电报，密码，我也一一列入清单。
　　　　接着再把“大赌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采取的手段尽量解释清楚。最后，
我又列举了所有可能被捕的人的名单。
　　　　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我提出两种可以实行反击的方案。
　　　　方案一：如果情报中心认为有必要主动继续搞“大赌博”，那就由局长于1943
年2　月23日来电为红军节和我的生日道贺。
　　　　方案二：如果情报中心认为不必再继续搞“大赌博”，那也得照旧在一两个月
内不断来电，免得让敌人看出我的报告引起了突变。
　　　　另外我再亲自给雅克．杜克洛去一封信，向他说明处境的严重，请他把我的报
告设法交到季米特洛夫本人手中，由他转交苏共中央。我又开一张二十个人的名单，
要求立即让这二十个人转往安全地点。为首两人便是包利奥尔和朱丽叶。
　　　　就在这时候，别动队又在安排卡茨与朱丽叶进行第二次会晤。杰林还不知道和
情报中心通报到底该用什么文字，该用哪一本密码。肯特曾经告诉过他，凡是托法
共转发的电报，都用一份专用密码。我坚决不承认有那么一回事。结果，杰林便决
定用肯特手里的密码，文字则用俄文。
　　　　这又给情报中心提供了新的线索。因为我从前发报都用德文，字是用化学墨水
写的，密码则用法共的密码。
　　　　第二次会晤的场面，一按惯例，没有改变，照旧由德国特务四面埋伏，层层监
视。杰林深信朱丽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