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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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二十五岁参加柏林警察机关，专门研究对付苏联，共产国际和德国国内的共产主
义运动．1933年，他凋到了盖世太保部门，多次执行微妙的任务，他奉命追查最初
图谋暗杀希特勒的凶手，不久，奉海德里希之令，先后对共产国际干部部长奥西普·
皮阿尼斯基和杜哈捷夫斯基施行反问计。在同“红色乐队”的斗争中，他取得了相
当可观的战绩，因而被任命为巴黎和布鲁塞尔别动队的头头。
杰林的副手，维利，伯格同样地是足登警靴出生的。他的专长便是警卫别动队，
和防止军事情报部和盖世太保的其他帮派把鼻子伸进别动队。
第二十二章情报中心采取主动
1943年2 月23日，也就是收到情报中心电报的那天，我同杰林谈了很长时间。
他告诉我，复电的内容已经立即通知，了他在柏林的上司。他们的意见同他的一样，
认为最难的一关已经过了，可以放手进行这场“大赌博”。杰林到底是个行家，不
会不经审查便相信这两份电报。特别是第一份值得审查，他询问肯特，通常到了红
军节，情报中心是不是给我们发贺电。肯特知道，不管怎样，我已经把事情通知了
莫斯科。另外，他显然想找个赎罪的机会，所以证实说，通常是发贺电的。这个时
候，肯特还有其他的积极的表现。我发现他疏远德国人，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我逃
跑的时候。
杰林知道我得到提名授勋，情绪很激动。他认为，情报中心这样表示信任是个
大好兆头，大大有利于他同柏林方面的关系。柏林会承认，他坚持要我在“大赌博”
中担任那个角色是作对了。他对待第二份电报的态度要冷淡得多！ 我当初提议同共
产党中断联系一个月，而情报局长却答复我说要永久断绝联系！
杰林想通过朱丽叶查出雅克·杜克洛和共产党地下总部。对于象他这种不顾一
切，一心充当警探的人，这是惯技。
我知道他的企图，所以很理解他为什么大失所望。这个反共狂人原以为可以给
杜克洛的党以沉重打击，甚至可以把杜克洛抓起来，现在却眼睁睁地把一个那么好
的机会错过了。这是他以后无法自我告慰的。因此我得想出一些理由来让他放心…
…
我对他说，“说实话，你处在情报局长的地位，也不会不这样做的，‘也会发
出同样的命令。本来是明确禁止同共产党进行联系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电台，才
灵活对待这条规定。现在联系已经恢复了，你要怎样联系就怎样联系。那么为什么
还需要法共这条线呢？ ”
几天之后，情报局长又拍了一份电报来，指示要尽量扩大发报基地，并给每个
基地规定了新任务，严格局限于军事情报。情报局长还询问西梅克斯和西梅克斯戈
两家公司的遭遇。杰林决定答复说：这两家公司部落入盖世太保手里，但口红色乐
队’并末因为那些人被捕而受到影响。这样，别动队的头头便具备一切手段打击这
两个公司的负责人，而同时又可以同莫斯科进行“赌博”。因此，可以预料西梅克
斯公司棱捕的同志会面临最坏的遭遇。军事法庭庭长罗德嗜血成性，于1943年3 月
到了巴黎，捞演了一场假审判，定计进行大屠杀。所谓“法官”并没有得到任何确
实证据，证明被告属于我们的情报网，但却把他们判处死刑，例如阿尔弗雷德．科
尔班，罗伯特·布雷耶、苏珊．广德、凯瑟·福尔克纳和他的同伴波西阿尔多．凯
勒则被判徒刑。特别是罗伯特·布雷耶，他只是西梅克斯公司的一般合作人，同我
们的组织毫无关系。这是彻头彻尾的谋杀。侦讯时，格罗斯沃格尔和我发表了明确
声明，得以救出了巴黎多特工程局的工程师路德维格·卡因齐。战争结束多年了，
我们才获悉，同柏林组一起罹难的还有阿尔弗雷德．科尔班，罗伯特·布雷耶，格
里奥托、凯瑟·福尔克纳．苏珊·广德、波西阿尔多和那扎林．德拉伊。他们都在
1943年7 月28日，在柏林普洛曾塞监狱被斩首。
自从我居然能够通知了莫斯科我们的情报网已遭破获，杰林向情报中心发了第
一份电报……别动队就此彻底投入这场假情报攻势中，竭尽全力，隐瞒“红色乐队”
人员被捕（ 例如格罗斯沃格尔，卡齐·马克西莫维奇，鲁宾逊·艾弗雷莫夫，特别
是肯特等人的被捕） 。我自己也从索赛街被迁到纽伊的一个住所，因为在原来的地
方，我的“特囚”身份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按照一般规律，囚犯总能适应他的
牢房的，我也不例外……就在盖世太保的心脏里，我居然写出我的报告。杰林和他
那一帮子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他们爱发什么电报就发什么电报，继续搞他们所热
衷的单独和约，企图迷惑莫斯科，从抽屉里翻出他们的老办法，搞尽那种无恶不作
的暗探和挑拨者的脑汁。那都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对面的莫斯科已经知道底细了！ 在纽伊，维克多·雨果大道拐进鲁弗雷街的转角，巴黎的盖世太保头头波梅尔
堡为他的特别身份的囚犯，要了一座公馆，有十个房间，门面装璜着雪白的圆柱，
屋前有一块草坪，屋后有个菜圃，整座建筑相当华丽。房子周围有一道铁栅栏，还
有茂密的树木，路人无法看见那些显赫的囚犯。波梅尔堡及他的左右是真正的纳粹
党人，他们的自命不凡是家喻户晓的。他们对于接待过如此著名的“客人〃 引以为
荣，其中有第三共和国末任总统勒布伦，曾出任过法国驻柏林大使的安德烈·弗朗
索瓦·蓬塞，火十字党党魁和社会法兰西党领袖德·拉，洛克上校，西班牙前共和
政府总理卡巴勒罗。
除了这些人外，我记得还见到过英国情报局的一个上校。据我当时了解，他也
在进行他自己的某种“赌博”。波梅尔堡本人也住在那里，酗酒度日。看门人普罗
多门同他的两个女儿做饭和管理花园。虽然他不敢开口同他们攀谈，但是能够同这
些显赫人物接触，感到荣幸。
我被安置在二层的一个房间里，家具陈设有田园风味；窗户并没有加铁栅栏，
门总是关着的。人家通知我要是想到外回去，可以按铃叫看守的士兵，每天可以在
花园里散步一两小时，但是绝对禁止同其他囚犯说话。负责看管房子的是一小队斯
洛伐克籍军人，象他们的老板一样，整天喝酒，象节拍器那样有规律。他们吵闹得
翻天覆地。听到他们打鼾和唱歌，我就起了逃跑的念头……我暂时忍住了这个打算，
田为我还要在“大赌博”里扮演我的角色。夜里睡不着，我想象怎样打破门锁，打
昏看门的看守，怎样把门反锁上，然后逃之天天。
我迁到纽伊几天之后，伯格告沂我说，我的“副官”
（ 这是他对卡茨的称呼） 不久就要来同我作伴。我十分高兴但是，当我知道他
被安置在地下室的一间房子，同叛徒舒马赫在一起时，我明白了。这家伙要留在他
身旁，以便通过他来探听我的真正意图。舒马赫外号绵羊（ 在黑话里就是安插在囚
犯中的密探） 。他对卡茨说我玩弄德国人，他不相信我已经变节了。我向伯格抱怨
这种一眼就可以看穿的手法，目的在于散播怀疑，叫人不相信我的话。于是卡茨身
边的这个JJ良师益友”就马上给调开了。
卡茨到了纽伊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安慰。他有权来看我和陪我散步。我们知道
房间里什么地方一定有个窃听器，我们便不动声色地加以利用，使杰林对我的真正
意图不起疑心。
在花园里散步时，我们压低声音，用意第绪语或希伯莱浯，自由地讨论问题。
卡茨伤心地怀念亲人，他们处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人家还告诉我们， “红色乐
队”战士的家属同囚犯一样被当做人质。1943年3 月，肯特和玛格丽特到了纽伊。
肯特从早到晚编杰林给情报中心的电报。电报以我的名字签发，但由别动队的一个
专家来译成密码。我早先明确地说过用不着来找我，因为我对你们的情况全不知道。
杰林收到情报中心的电报时，便来问我的意见，应该如何答复。伯格有时来找我，
把我带到索赛街去。我常常有机会碰到我的“房东”，他是杰林和伯格多年的同事。
他们彼此都是冤家对头。这种憎恨发展到势不两立，因为柏林方面通知波梅尔堡不
得干涉别动队的事。
伯格劝告我说： “你躲着波梅尔堡一点，特别是他喝醉了的时候！ ”
这劝告是多余的，因为难得他不喝醉……
一天下午，我同伯格从索赛街回来，听到了枪响。伯格看见我惊讶的样子，便
把我带到花园去。波梅尔堡在那里踉踉跄跄，喝得酩酊大醉，手里拿着把手枪。
“可是他向谁开枪呢？ ”我问道。
“瞧，好好瞧瞧！”伯格答道。
波梅尔堡搭了个射击棚，靶子是苏联和法国共产党领袖的画像，旁边还有许多
画成犹太人的漫画，这就是巴黎盖世太保干的事。要不然就是酗酒，或者出动镇压。
波梅尔堡继续他的练习……每放一枪，身旁的狼狗便狂吠一阵。突然，波梅尔
堡揍他的狗，一边嚎叫道：“别叫，斯大林，别叫！”
这时候，他看见了我，便对我说：“你看到我给我那条狗找到了什么名字吗？
叫斯大林。”
“可是，”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庸俗得很。在莫斯科，我也看到过有些狗
叫希特勒……”
波梅尔堡激怒得或者说醉得发了疯似的，冲到我面前，用枪指着我说：“他妈
的，奥托！”
伯格冲到我们中间来，用身子拦住我……”
后来，他责怪我太冒失了，“我们差一点出了大乱子，‘大赌博’几乎就那么
荒唐地完蛋了！”
第二十三章 别动队中计
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从巴黎和附近的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我之所以能
够达到这个目的，全靠我向杰林提出了一个值得相信的借口，他却相信了。在我第
一次受审时，我设法让杰林相信多年以来，有一个专门的反间谍组，十分秘密地保
证“红色乐队”的安全。我告诉他我必须让莫斯科知道我通常去的地方（ 咖啡馆，
理发店，餐厅，成衣店，商店等等） ，以及我接头的时间。这样，安全组就可以跟
随我的踪迹，但是我不认识这个组的人员。
我对杰林强调说，莫斯科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一个时期以来不在指定的地方露
面。这是因为我被捕了，在我的报告里，我设法通知情报局长，让他打电报来要我
到通常接头的地方去。接着情报中心来了电报，发出了这个指示。杰林疫有办法，
只好同意让我出来。这就成了习惯。头两次，有两部盖世太保的汽车押送我乘坐的
汽车。以后我外出，只由伯格和司机伴随。正象以后所见到那样，安排简化了是十
分有利的。这样，我便到那些故意想出来的接头地点，例如福图尼街的一家理发店，
蒙帕纳斯区的一家成衣店，豪斯曼大街的内衣商店等等。巴黎各区和甚至附近的咖
啡馆和坂店都在我的路线上。别动队的特务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去搜索反问谍人员。
这种费时失事的干劲使我十分开心。雷塞的警察机器在空转，‘红色乐队”还能自
由活动的战士并没有受到干扰。
由于经常外出活动，别动队的警惕性放松了，注意力分散了。于是，通往自由
的一扇小门终于渐渐打开。
我常在“陪伴”下外出接头，发现看守我的人用的不是德国的身份证，而是一
些假证件（ 比利时，荷兰，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 。我私下打听为什么杰林要用
这种隐蔽的办法。后来，我得悉，他认为，他的人这样就可以比较不显眼，可以免
受抗敌分子的突然袭击。万一遇到法国警察检查，就不至于暴露我的看守的真正身
份……和职业。我抓住机会要求杰林让我享受同样的好处。
我对他说： “如果遇到法国警察检查，你不想因我的处境而惹起麻烦，那么
你也应该给我一个身份证。”
他认为我的意见很有道理：以后，每一次我们外出，伯格都给我一个身份证和
一些钱，我回到纽伊就交还给他。这表明我的忠诚，这样就为我未来的活动迈出很
有意义的一步。
直到朱丽叶那件事情为止， “大赌博”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德国人是在马上
……情报中心成了他们胯下的坐骑。这是因为“红色乐队”变了颜色，变成了“褐
色乐队〃 。它的七台发报机倒了戈，完全包围了莫斯科。情报中心患了色盲症，中
毒愈来愈深，特别是因为收到的情报质量一点也没有降低。
另方面，德国人还完全有理由认为：哪怕接到了情报局长1943年2 月23日的回
电，他们仍然不能不继续发送几个月的军事情报。那些主张同西方单独议和的人为
了证明他们知道这方面的企图，就必须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很了解情况，而且在军事
方面，也必须同样地了解情况。
今天证实，希姆莱设法同西方单独媾和，同别动队试图开展“大赌博”的时间
是相吻合的。我可以举出两个例子，证明这一事实。
1942年12月，兰贝恩律师得到希姆莱同意，在苏黎世和斯德哥尔摩同盟国接触。 1943年多月——确切地说是23日——希姆莱在柏林内政部秘密会晤抵抗分子波
皮茨。波皮茨向希姆莱建议牺牲希特勒，这是单独媾和的必要条件。以忠实出名的
希姆莱只作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在波皮茨看来，这就意味着希姆莱接受了这个
方案。兰贝恩马上到瑞土去，向他的盟国联系人报告好消息。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巧
合。就是在1943年8 月，别动队的新头头潘维茨又设法把“大赌博”重新搬了出来。
希姆莱的错误在于夸大了盟国之间的矛盾。的确，第二战线一再拖延。所以认
为英美迟迟不动会影响同俄国人的关系，并非没有道理的。但是因此推论出联盟破
裂，就太过分了！随着战争发展，德国军队胜利的希望愈米愈小。德国国防军的一
大部分将领，从斯大林格勒一仗的败北，得到了特别教训，觉得纳粹德国的唯一出
路就是单独媾和，这就象一个溺水的人，抓住漂来的破船板，明知是腐朽的，一点
用处也没有，也不肯放手。希姆莱和他左右的人，直到最后一分钟还相信可以单独
议和，直到末了一刹那，还把愿望当做现实，竟然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必须迷惑
莫斯科。
情报中心接到我的报告后采取什么战术呢？ 首先是给人这样的印象，好象完全
不知道有什么招降活动。
从情报中心拍来的电报，总是发给各个组长的。我利用这一点说服杰林不要审
判卡茨，格罗斯沃格尔和其他人。我的想法，从表面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我对
杰林说：“请看，莫斯科任何时候都可能要求直接同他们联系，如果你审判他们并
因而判处他们，你就把你自己暴露了……”
他同意这个看法。
情报中心彻底利用“大赌博”，不断索取更多的军事情报．从1943年2 月开始，
德国人不得不向莫斯科提供情报，一个正常工作的情报网，哪怕是最强大的，也难
以收集到这样的情报。最后，情报中心还得以阻止德国渗透到还没有破获的情报网
去．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莫斯科索取军事情报，但是谁来决定给哪些情报，还是不
给哪些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