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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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规定，他们之间，互不认识。任务是步步注意别动队的活动，识破它的阴谋，
想法予以对付，给有危险的人报信，帮助他们逃跑，建立必要的联系等等。
　　　　1943年10月底，我在吕丝太太家再见到阿历克斯，他并没有虚度时间，同共产
党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五名有经验的战士随时准备行动。我知道阿历克斯很有
办法，便要求他给我搞张身份证，证明我在法国北部经商，出生的村子已经被轰炸
摧毁，市政府被夷平，民政档案全部失散在废墟里。
　　　　除此以外，我这个不幸的工业家还失去了亲戚，朋友和家园。
　　　　阿历克斯·勒索沃尔和我决定以后在一个新的地方会面，吕丝太太正在为我们
寻找这个新地点。
　　　　自从越狱以来，我主要关心的是设法使莫斯科能够继续进行“大赌博”，这是
我全力以赴的。我写了两封信给潘维茨。通过审问乔琪·德·温特，他对我的意图
就更加想入非非了。乔琪严格按我的指示办事。原先说定，万一被捕，她就假装对
“大赌博”这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一窍不通。她证实了我给潘维茨信里所写的一切，
又说，我常常谈到单独媾和，还经常提起卑斯麦克。　　　　　　　　　可是，潘维茨知道“大赌博”的成败取决于我是否积极参加进去。他相信这一
点，这是最重要的。这时，他十分着急，这对我是有利的。为了充分加以利用，我
便在苏珊，斯巴克被捕后，给他写了第三封信，提醒他被捕的人至今还没有一个获
释。我还威胁说：　　“如果你不释放人质，我就毁掉你的‘大赌博’。”为了不让
人对我的决心有半点怀疑，我直接打电话给他，再次勒令他照办。以后事实表明；
在这方面，我得到了满足。但别动队队长却惊慌失措起来。
　　　　我刚刚再遇到阿历克斯·勒索沃尔，他便给我看一份意料不到的文件。
　　　　“你瞧，”他对我说，　　“这是你朋友的一份礼物。”
　　　　礼物！　这不过是一份电报的抄本，是发给所有警察机构的：“搜索让·吉尔伯。
曾打入警察组织，为抗战效力。
　　　　已携带证件潜逃。无论如何必须予以逮捕。有事向拉方报告。”
　　　　附在这通知上的有我的照片，是我被捕后，从盖世太保那里拿来的，还有关于
我本人的详细描写。说是凡提供线索的都可以得到重赏。同时，在法国、比利时、
荷兰，盖世太保
　　　　和德军情报部的所有部门，德国的一切行政，经济和军事组织祁收到这通知书，
还附有我的照片，上面注明：　　“潜逃间谍．极其危险。。
　　　　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潘维茨的行动表明，他对我使用的战略，有了一个转折。
　　　　我和阿历克斯研究，什么东西促使别动队队长改变办法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
迄今为止，潘维茨及其喽罗把追捕我的工作完全垄断在自己手里，避免惊动法国警
察和占领军。他确信我逃跑后并没有能够同情报中心联系上，便试图使情报中心认
为我完了。关于这个意图，我们是有证据的，因为，我们知道，肯特奉命向情报局
长发了一封电报，说我逃跑了。按照潘维茨的想法，情报局长就会因此发现我曾经
被捕，就不再信任我了。他希望，由于把我说成是潜入警察内部的一个挑衅分子，
抗敌组织就不会再理会我了。把拉方这个名字加上去，目的是把这件阴暗的事情搞
得更混乱。
　　　　这就是潘维茨的意图。我不会忘记他的主要野心是要把我抓住。此后，所有德
国大兵，警察部门的大小喽罗，受豢养和驱使的投敌分子，形形色色拿津贴的特务，
一直到垂涎那些赏金的家伙，都奉召追捕我和告我的密了。眼睛尖的人，记性好的
人随时都威胁着我。幸而我的外表，同盖世太保
　　　　散发的照片，大不一样了。我的脸庞已经没有过去丰满的线条。我还蓄了大胡
子，带上了眼镜。另外，吕丝太太给我找到了一个窝，符合安全原则的一切要求：
1943年11月，我安身于梅尼大街里昂信托银行的一个职员家里。
　　　　人家把我的身世说得同当时的情况完全相符：我在世上孤苦零丁，一身是病，
时运不济。在一次空袭下，我失去了所有家人。我在楼梯上遇到的邻居，道听途说，
得知我的不幸遭遇，都对我表示极大的怜悯。我的房东让先生是个单身汉，可惜我
忘记他的姓了。他是个沉静、聪明的人，我同他很合得来。他远远没有想到他收留
的是个什么人。我栖身的地方显得这样可靠，这样舒适，我就住在那里，直到1945
午1　月才到莫斯科去。　　　　潘维茨从我给他的上一封信中，听到了我的呼声。由于
害怕我向情报中心揭露“大赌博”的真相，便接二连三地释放一些人，与此同时，
又放出所有的鹰犬来追捕我。1944年1　月8　日，他又让人在报上刊登广告，明确地
说：“帕特里克身体很好，已经回家了。”不久后，奎里一家都恢复了自由，梅太
太原先被判了死刑，后来，好象是由戈林亲自决定，也得到同样的优待。
　　　　别动队队长的主意真是层出不穷。这个时候，他又搬出一种新的战术来，是正
统的办法，但极为危险。他把我理应认得的或理应曾经认得的人，都进行了统计，
并威胁他们，如果我来访时不报告，就要把他们逮捕。阿历克斯和我一知道这种敲
诈，便马上列出可能受到注意的人的名单来，并派人给他们报信。
　　　　我询问了以往的老相识，证实潘维茨的威胁是真的，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了。我
们访问了一家内衣商店的女业主，我认识她多年了，她的店子就在豪斯曼大道，西
梅克斯公司的对面。她告诉我们说，好几个人，其中我们认出有肯特（　根据她给我
们的描写，是肯定无疑的）　，他们到她家里来，并把交易摆在她面前。她给吓坏了，
便答应了他们什么时候见到我，就向他们报告，并把我拖住，等他们到来。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教师也受到了同样的敲诈和威胁。当我还以比利时工业家面
目出现的时候，她在皮加尔广场附近租过一个房间给我。那个可怜的女人看见我站
在她面前，差不多要昏过去了。她告诉我们说，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又是肯特，来
给她看了派出所所长的证件，念了贝当元帅的一封信，鼓励那些“好法国人”告发
他们国家的一个凶恶的敌人，名叫吉尔伯先生。贝当的名字把这个女人吓唬住了，
因为她很相信贝当的胡言乱语，但是她总疑心这封信是假的。肯特和他的同伙逼着
她签了一份声明，证明她读过这封信。他们又想起了我以前曾留下一个行李箱在她
家里，就命令她采取那家内衣店的女主人的办法：也就是说，见到我面时，就到楼
下打电话，同时留我坐一会儿。
　　　　我们的访问把这个可怜的女人吓成那个样子，叫人看了真难受。
　　　　“要是他们又来了呢，要是他们又来了呢，〃　她不停地一再说，　　“要是他们
知道我不报告……”
　　　　我体会到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我的缘故冒着很大的风险。也许，再来一次
调查，她身体就会吃不消。
　　　　“请听着，”我告诉她说，　　“我们一出门，你就赶紧去打电话向他们报告我
来过了。你给他们解释你没有办法报告得更快，这样就没事了……”
　　　　她十分吃惊地望着我，心里想也许我疯了，但是我觉得，在内心里，她感到轻
松得多了。
　　　　我拿回我的行李箱子。我们刚刚一出门，就看见她去打电话了。阿历克斯打量
着我，满腹狐疑。也许，他也同那个妇女一样感到惊愕。他没有对我说什么。我不
慌不忙地往前走。最后，还是我打破了沉默：“我了解他们，”我对他说，　　“今
天是星期天，一个大好的下午……索赛街不会有很多人的，大多数人都在附近的咖
啡店里……”　　　　我没有弄错。解放后，我想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当时别动队的
人正在花天酒地，受到了打扰，很不乐意，晚了三个钟头才到达那里。于是，我给
潘维茨写了第四封，也是最后一封信，告诉他说，我病了，决定退出活动。我又说
“你可以继续‘大赌博’，我不来妨碍，条件是你不得再逮捕无辜的人。”　　　
　　　　　第二十九章　刽子手留下了指印
　　　　1940年，德国人征用了库塞尔街威尔·皮卡德先生的一座私人公馆。征用的唯
一理由是：威尔·皮卡德先生是犹太人。他的所有同教人的财产都给洗劫一空，整
车卡整车卡地运到德国去，充实权贵中那些……艺术欣赏家的珍藏。戈林更是密切
注视这些有组织的劫掠，并在赃物中，抽出适合他审美口味的那一部分。威尔·皮
卡德收藏的画在法国都是数一数二的珍品，引起了这些强盗的垂涎。但他那座楼并
没有人住。
　　　　1944年4　月，潘维茨就在这里安了家。他感到这将是在巴黎过的最后一个春天
了。房屋的布置是紧跟潮流的。刽子手们感觉到他们的失败正在大踏步地逼近。在
欧洲，被压迫的人民到处都在抬头。法国的抗敌活动骚扰着敌人。路卡出现了，同
法国人民握手的招贴画却不见了，德国国防军楼房前面都布置了机枪，而法德友好
团体却不再在元首的庇护下表演那种滑稽游行了。
　　　　这样，威尔·皮卡德的私人公馆，在别动队队长的操心下，给改造成堡垒。大
门给一排路障堵塞了，只留下一个小门，是从屋子里面用电开关的。正面放上一挺
机枪，各个侧面的安全保卫都加强了。德国国防军利用公馆左边的空地来停放汽车。
为小心起见，车辆是从来不开进院内的。来客从这个新建的停车场下车，经过在隔
墙打开的一个口子入内，从外面是看不见这里的。公馆的侧面，有一扇门，通往地
窖，那里已改建为牢房。从前的画廊，出于一种阴森可怕的主意，给改成了行刑室。
这儿恐怖代替了美感。1944年4　月，玛格丽特·芭尔扎和肯特的儿子就是在这个公
馆诞生的。
　　　　潘维茨的所有这些预防措施都清楚地预示着结局快到了，巴黎即将苏醒，街上
将会到处筑起路障。我同阿历克斯一起布置一个行动，在游击队一支队伍的支援下，
到时堵截别动队的逃窜人员。阿历克斯那个组严密监视着公馆，拍摄了进进出出的
人数以百计的照片。肯特和玛格丽特的外出，犯人的运送，黑雪铁龙汽车的来来往
往都受到监视和纪录下来。有一个老犹太囚犯名叫勒维，给德国人当园丁，是他给
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情况。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巴黎解放时，堵住别动队，不让他们逃
跑。一支包括三十名游击队员的武装队伍将拦截他们。我们通过法国共产党，把计
划通知了情报中心，但由于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没有采取行动。
　　　　潘维茨的罪恶冒险马上就要完蛋了，但是布拉格的这个刽子手不愿跟着起火的
船同归于尽。他的野心是设法为自己开脱，最好是为自己粉刷一番，因为他很清楚，
他要向人类的法庭作出交代，然后是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一切痕迹，免得暴露他必
须负责的暴行。
　　　　他给莫斯科露了底。他告诉情报中心说我逃跑了，发表了那大肆声张的公报，
并发送给所有警察机构。他以为这样一来，我就无所作为了：但这就等于承认“红
色乐队”的“大首长”已落在盖世太保手里，而几个月以来发出的所有电报都是由
别动队念一句、写一句拟就的。因此，他暴露了“大赌博”。他知道，盟国阵营方
面，再也没有人认真考虑单独同德国议和了，因为德国正在全面崩溃。希特勒左右
的—‘些人，不愿放弃他们的空想，顽固地同英美接触，但并不是这几个人就能说
服英美的：一切都完了。自从1944年7　月20日谋剌希特勒未遂，这位大独裁者就禁
止继续搞“狗熊行动”
　　　　（　“大赌博”的新名称）　。
　　　　所有这一切是一码事，而潘维茨的个人野心又是另一码事。他是纳粹政权最忠
实的一条走狗，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家伙，是布拉格杀人犯的头子。纳粹政权垮台
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树倒猢狲散，他只想保住他的狗命！　要不就象其他许多人
那样逃之天天，躲到拉丁美洲去，要不就象只兔子一样给逮住，被英国人当做战犯
——这不是个办法，显然在排除之列，再不然就是同情报中心保持联系，希望苏联
会考虑到他的功劳。
　　　　潘维茨选择了第三种办法。今天，我们掌握了证据，证明直到1945年5　月，在
肯特这个奴才的帮助下，他进行了自己的赌博。直到战争最后一刻，他还在送军事
情报。肯恃通知情报中心，说他同一群身居要津的德国人有联系，因此有条件送出
具有首要价值的情报。就是这个肯特，在1944年7　月盟军逼近巴黎大门时，询问情
报中心，他是否应该留在法国首都，或者跟他的德国朋友走。他得到情报局长的答
复，劝他跟纳粹一块走，同时保持联系。潘维茨显然对这些指示大为满意：他认为
同俄国人合作是个意想不到的办法，可以让自己因祸得福。这样，由于潘维茨的插
手，　　“大赌博”进入第三阶段。希姆莱原先的计划是要分裂反希特勒同盟，同时
欺骗莫斯科和英美。别动队通过“红色乐队”的发报台，让俄国人相信盟国准备同
第三帝国谈判。与此同时，又对盟国使用同样的手段。然而，　　“大赌博”的这一
阶段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开展。从1943年中起，战争的结局是肯定无疑了。
　　　　这时候，纳粹的领导人便改变主意，想利用“大赌博”来寻求“真正”的单独
议和。希姆莱是倾向西方的，至于在这个问题上抓总的包尔曼就不那么肯定了。　　　　　　　　　不论怎样都已经为时过晚。这个企图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因为无论罗斯福也
好，邱吉尔也好，更不用说斯大林，都不想谈判，都相信必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
就是在1944午这一阶段，潘维茨设法利用“大赌博”为自己服务。
　　　　为了走通向莫斯科的路，潘维茨想稳住自己的后方，也就是要消灭证人，以掩
盖他当别动队队长的活动。布拉格的刽子手从来就是个特务。灭口，谋杀，他已习
以为常。人头一个接一个落地了。我们遭到逮捕、拷打的同志一批接着一批被处决。
首先是莱奥·格罗斯沃格尔。1944年5　月，他被德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从1942
年12月，就给关在弗雷尼监狱，从来无人过问他的命运。包利奥尔和苏珊·斯巴克
同样关在弗雷尼，也被判处了死刑。
　　　　我们得悉格罗斯沃格尔被判处死刑，就知道这是个警报，肯定接着就是其他人。
我们确信别动队决定逃跑前，要杀害被捕的人。马克西莫维奇和罗宾逊都遭到同样
命运。
　　　　所有的被害者都是在巴黎解放前最后几个星期被处死的。弗尔南德·包利奥尔
和苏珊·斯巴克于1944年8　月12日在弗雷尼监狱被枪决。7　月6　日，伊兹布茨基在
柏林被斩首。
　　　　温特林克在布鲁塞尔被枪毙。格罗斯沃格尔的妻子珍妮·佩桑8　月6　日在德国
首都被处决。战后，潘维茨曾多次申述（　让我们明确这一点，他企图为自己辩解）　，
他声称：“……由我下令处决的‘红色乐队’人员，都是在我到来之前判处死刑的。”
不对！况且，不管怎样，别动队队长有权力决定缓期执行。他之所以没有缓期，是
想在逃跑之前，实行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