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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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燃了。反对以色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情绪很快就变成公开反对波兰犹太人的
情绪。情况愈来愈清楚地表明政府想尽办法要消灭犹太人集体。唯一的办法就是离
开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是符合当局内心深处的想法的（　以后，我吃了苦头才知道
我是个例外）　。
　　　　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申请签证的话，莫克扎尔将军无疑会十分高兴批准犹太人集
体的主席出国的。我的大儿子米歇尔没有工作，头一个走了．我的另一个儿子皮
埃尔是个电器工程师，以前就被指责为“大学生带头闹事分子”。于是，他退回了
党证，申请签证，同他的妻子安娜一起走了。安娜的父亲是个瘫痪病人，通过电视
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觉得再也活不多久了，便把妻子叫到身旁，告诉她说：“我
深信在中东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最终是要和好的。在我们的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必
定要胜利，但是这需要许多许多年的时间。目前的局面是没有出路的。你看看有哪
些波兰朋友是可以收藏你的，把名单列出来。但是，最要紧的是，赶紧、赶紧走…
…”
　　　　我的三儿子埃德加是俄罗斯文学博士，可是所有大学都不让他工作。他经历了
许多困难，最后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对于我来说，要选择什么道路是很清楚的：应
该重新投入战斗．我就反犹运动问题向哥穆尔卡递送了备忘录；当然得不到答复了。
我猜想，人家正要趁机会给我带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帽子，然后把我送到个
与世隔绝永远不见天日的地方去。我被剥夺了儿子，又不能为犹太集体工作，尽管
这个集体有灭亡的危险。在我自己出生的土地上，我成了一个可疑的外人。1968年
春天，我辞去了波兰犹太人文化协会主席的职务。除两人外，其他的理事都仿效我
的榜样．1970年8　月，我要求波兰当局准许我移居以色列。我得到了答复……
　　　　但只是在十个月以后才得到的，也就是在1971年的3　月：具体内容是法律第二
条第四款．两年来，我交涉了七次，每一次答复都是这一条．由1971年3　月起，我
六次写信给内政部长，五次写信给党的第一书记，六次写信给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
记。最有意思的是内政部1972年3　月15日的答复，引用了法律第九条第四款，说政
府可以采取决定而无须说明理由！　我的固执激怒了波兰领导人，他们一有机会便与
我为难……
　　　　1971年6　月，比利时电视台的一个拍摄组来波兰拍制一部关于“红色乐队”的
纪录片。我的妻子和我陪同记者到扎科帕尼。6　月8　日下午，我们正在拍片，突然
来了几十名便衣警察把我们包围起来。有两个保安上校亲自指挥作战，他们一定自
以为是在战场上吧。他们把我们所有人都押到扎科帕尼公安局，审问了我们好几个
小时，无聊得很。比利时的记者被没收了器材，然后驱逐出境。但是临走的时候，
他们看见露芭和我被押上一辆汽车，开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
　　　　他们肯定我们是被捕了。于是，一到了布鲁塞尔，便马上向国际舆论发出呼吁。
几小时后，警察便把我们放了，但是继续监视我们．我们的麻烦方兴未艾．我们成
了警察调查时“特别受到照顾”的人……
　　　　在审问我们的时候，有人来查看我们在扎科帕尼租的住宅，他们大手大脚，满
不在乎。在我们旁边，楼上、楼下的住宅，在整个大院里，在对面的大楼、街道两
侧，无处不是保
　　　　安部门的人员。一眼就可以把他们看穿，他们日夜监视着我们。附近的灯火通
明，通宵达旦。还有，我们一出门，就有大队人马紧跟在后面．要是我们想到诺维·
塔尔格的墓地‘去，保安部门的人员就比我们先到达那里……我们所受的这种待遇
继续了十天之久。我们回到华沙去，深信不疑我们一到马上就会被捕。在出发之前，
露笆居然躲过我们的看守的监视，邮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国外的朋友。在火车上，我
们的车厢两头都有人把守。在华沙车站，我马上发现了来接班的人马。当我们向一
排排出租汽车走去时，有一位先生走到我们跟前，活象个开电梯龄，问道：“我把
你们送回家去好吗？　”
　　　　“不，谢谢，我们自己走，”　　　　　　　　　但是，我们一坐上出租汽车，就过来一个人自作主张，坐到前面的座位上，告
诉司机……我们的住址，就差没有把我们的行李一直搬到我们家里去了。不用说，
我们的住所已经在我们不在的时候，经过几次的搜查，好象用梳子梳了几遍。由于
这些事件，我心里很不痛快，眼看着人家在我们房子周围加强监视，十分反感。回
来的当天晚上，我就卧床不起。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他嘱咐我不要起床。但是，
我刚刚把听筒放下，警局的一辆救护车就突然出现在我们屋前，警笛齐鸣。
　　　　这种情况继续了一个星期，接着，我们的护法神又不见了。我到中央委员会去
提抗议，负责保安事务的人接见我．他假仁假义地安慰我：“你的担心是没有道理
的，”他对我说，“我们注意的不是你，倒是比利时电视台的那些人事前没有申请
批准……”
　　　　这是一个官僚的卑鄙的花招……他不断地监视我们，刁难我们，却叫我们不要
介意！与此同时，我的朋友接到了警报，对我的命运很担心。吉尔·佩罗赶到华沙
来，但是看到的还是自由自在的我。因为，波兰当局在一段时间里，还要让表面上
过得去。但是我并没受骗。对于莫克扎尔这一帮子人来说，我是个嫌疑分子，是敌
人，是反革命（　你还可以加上其他许多罪名……）　。1971年12月，内政部再次拒绝
给我签证。我把内政部的决定通知了我的朋友们。于是，他们便决定采取行动。吉
尔·佩罗，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维尔科，弗拉迪米尔·波兹纳，雅克·马多
尔，范范尼夫妇等在马塔拉索律师家里开会，决定在巴黎成立一个委员会，设法把
我从波兰搭救出来。特雷伯委员会1972年土月12日在巴黎举行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第二天的报纸广泛地报道招待会的经过。不久后，瑞士、英国、丹麦也成立了这样
的委员会，荷兰的所有议员（　除共产党议员外）　，还有其他许多知名人士签署了一
份请愿书，送交波兰大使馆。我为这个声援和抗，议运动的广大规模深深感动……
在日内瓦，人权公民联盟，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党议员国际委员会等向波兰政府发出
呼吁。在布鲁塞尔，人权联盟主席所领导的声援委员会，包括有议员，部长和抗敌
组织。在巴黎，各界人士都表了态。巴黎的马尔蒂大主教安德烈·马尔罗给委员会
发了声援信。委员会包括有最广泛的政界人士，从极左派到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有。
社会党通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声音表示不安。在伦敦，前外交大臣迈克尔，斯蒂
华，帕特里克·戈登，沃尔克和前司法大臣埃尔温·琼斯写了信给波兰共产党第一
书记爱德华·盖莱克。
　　　　“利奥波德·特雷伯曾在许许多多长期和危险的战斗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军队
作战。他在摧毁纳粹政权方面，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并因而把纳粹的暴政驱逐
出被占领的国家，其中也包括波兰……”
　　　　这封信有二十一名工党议员，七名保守党议员和五名自由党议员签名。美国参
议员也写信给华沙政府，还有巴西，澳大利亚、哥伦比亚，英国、哥斯达黎加和以
色列的工会活动家签署了联合请愿书。
　　　　波兰当局对声援我的运动感到不安，在外国通讯社记者不断追问下，不得不出
来解释。1972年2　月29日，新闻部长贾纽雷克交给法新社下面的一个声明：“波兰
当局对特雷伯先生所作出的决定，不是因意识形态或民族问题。利奥波德。
　　　　特雷伯先生不能离开波兰是因为事关国家利益。至于特雷伯夫人，她可以随时
到她的儿女那里去……”
　　　　波兰政府躲在所谓“国家利益”的盾牌后面，想把我扣留下来。露芭趁批准她
离境的机会于1972年4　月动身了。我的儿子米歇尔在哥本哈根开始绝食斗争，埃德
加也在耶路撒冷仿效他。在欧洲和在美洲，声援我的运动开展得规模愈来愈大。
　　　　但是，在巴黎却有一个人被所有这些证词激怒了。他就是国家保卫局局长罗歇
先生。1972年1　月13日声援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他便跳了出来打电话
给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
　　　　“还有别的犹太人等着你去为他们辩护呢1　”罗歇警告他说。
　　　　好象碰巧那样，法国内政部长拒绝发给我妻子入境签证。
　　　　罗歇先生为了替这一决定申辩，给《世界报，写了一封信，题目是《特雷伯事
件》。这封信对我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攻击。国家保卫局局长表示怀疑我，说我在a1942
年11月底被德国军事情报部逮捕”后，我的“行动是十分可疑的”。他又指责我出
卖了我那个情报网的好几个人。罗歇先生又写道：“没有人能否认，特雷伯先生至
少答应了同敌人进行某种合作，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不能让人进行这种诽谤而不作出反应。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依法提出控诉。
由于罗歇先生领导着法国反间谍机关，所以他的这些话肯定会有人相信。要是让公
众舆论信以为真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另外，波兰当局马上利用法国国家保卫局长
的这篇文章，企图破坏声援我的运动。在丹麦，波兰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把上述文章
分发给各报。但是他碰了钉子：各报的编辑部回答说，他们不参与这个德雷弗斯事
件。
　　　　然而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同马塔拉索律师一起负责为我辩护。1972年6　月23日，
苏勒兹到华沙来看我，为我那个案子作准备。我们不能在住宅里谈话，于是便到公
园里长时间散步，远远躲开那些包打听的耳朵，一看到有路人走近我们，就中断我
们的谈话，转而大谈特谈天气。
　　　　6　月26日，我送苏勒兹到机场去。　　‘不招自来”的出租汽车是没有里程计算
表的。在反光镜里，我几次发现华沙当局——钉梢的——眼睛。我刚刚同我的朋友
告别，转过身来，他就给七个身强体壮的“海关人员”拉走了。他给带到一个房间
里，脱光了衣服，从头到脚搜查一遍。他的行李也遭到了仔细的检查，牙膏和刮脸
肥皂的锡皮都给挤瘪了，胶卷被没收。苏勒兹拼命抱住他的皮包，就象落水的人抱
住救生圈，还固执地拒绝把皮包打开。人家就威胁他，说要对他使用“粗鲁的办法”
了．由于众寡悬殊，他只好认输。波兰警察抓走了有关我案子的材料．折腾了几个
小时，最后，我的律师才获准登上飞机．我得悉这事后，马上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
抗议。中央委员会是完全知道苏勒兹到华沙来的。当然他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
从值班的官僚那里得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天真”得让你哭笑不得的答复：“毫无疑
问，这不过是通常的海关检查罢了……”
　　　　1972年7　月底，苏勒兹又来到华沙。他坚定不移，但处处提防——有了经验的
律师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的。我们立刻就发现，我们受到比上次更严密的监视。于
是我们决定，如要交换意见就写在小纸头上，看过了就马上扔到抽水马桶去。我的
律师十分气愤，问我“怎么能够这样生活呢？　”他在一张纸头上写上那出色的“三
字经”。我起誓我离开这个地方时也要把这“三字经”写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一次，
苏勒兹离开了波兰，没有受到什么留难。在巴黎，我的朋友们继续保证给我积极的
声援：1972年10月2　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迎接他的是声
援委员会印发的招贴，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特雷伯呢，盖莱克先生？　》另方面，
社会党的领导在公报中提出了《令人痛心的特雷伯问题》。
　　　　对罗歇先生的起诉定于月底开庭。我的律师要求法国内政部发给我通行证。为
了支持我的要求，吉尔·佩罗以及《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伯纳德·格塔，鲁思，
瓦伦蒂尼和克里斯琴·杰伦开始绝食斗争．法国内政部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波兰
政府不让我离境。
　　　　这样，法国国家保卫局局长1972年10月26日到巴黎第十七初级法院出庭时，我
并不在场。我所认识的朋友：海伦娜·包里奥尔，塞西尔·卡茨，勒德尔曼律师，
克罗德·斯巴克，雅克·索科尔，还有我不认识的朋友都到法庭为我作证。
　　　　维科尔写信给法庭说：“我认为利奥波德·特雷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纳
粹德国的一个伟大英雄。作为‘红色乐队’的领导人，他为最后胜利作出贡献，要
比我所能作出的贡献大得无法比拟……”
　　　　雷米上校得到过解放勋章，也来声援我。法庭宣读了他的信，他在信里写道：
“如果我当时是在‘红色乐队’的队伍中作战，我会感到十分自豪能够有效地为盟
军的胜利，因而也是为了法国的解放，贡献出力量。”
　　　　吉尔·佩罗在他的证词中，回顾了“红色乐队”的历史，并确切而清楚地回答
了所有问题。马塔拉索律师的辩论词很有力，根据充分和有说服力。苏勒兹律师发
表了热情的辩护词，还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真正丑恶面：“我想知道盖世太保的所有
这些人现在怎样了。我想过，我也进行过调查：希特勒的鹰犬罗德，曾经夸耀把‘
红色乐队’的四十名战士送上了断头台，现在他是托纳斯的格拉斯赫登市副市长。
他主持一个生意兴隆的法律事务所……
　　　　“皮普过去专门收集受够刑讯的人的遗物……他两年前死了，他是汉堡的扶轮
国际主席。
　　　　“雷塞今天在斯图加特过着退休生活……
　　　　“布拉格的刽子手潘维茨领着政府的津贴，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所有这些人，
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不算什么了：手上只沾了一点灰尘，吹一吹就吹跑
了。我想到了这些人，又想到了特雷伯。”
　　　　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罗歇先生就放弃了他在国家保卫部的职位，然后被任命
为穆特埃莫塞尔省长。这情况是如此凑巧，以致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塞林不得不写信
给法庭解释说：　　“当然，这一任命和特雷伯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巧合而已
……”
　　　　当然，……法庭判决的是罗歇省长而不是国家保卫局局长。
　　　　有一个时候，声援运动踏步不前。于是，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的特
雷伯委员会又于1973年3　月在伦敦举行会议，由法国社会党人斯科尔先生主持。
　　　　我没有参加为我的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却一直住在华沙，处境十分孤独。从1973
年1　月23日起，我就受到监视，在我自己的住所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犯。当局
通过非正式的途径通知我说，我并没有受到警察的监视，对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没
有其它目的，只不过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罢了。可是，谁来威胁我呢？　我又威胁
谁呢？　他们想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呢？　我天天翻过来覆过去考虑
这些问题，可是得不到答案。总之，我觉得，如果我不反抗的话，这种局面大概会
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波兰政府为我举行堂皇的葬礼，送来鲜花和花圈为止。1973
年9　月，我病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