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5期-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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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经等在那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是记者，喜盈盈地走过来，把我们引到“分馆”旁边的一道窄门，说：别急，您不想看介绍，那就从后面先看墓包也行，进了这道门，您就到了古墓的后院，一会儿庆祝活动的现场也在那里……我们就进来。不进不相信，进来了更是哑口无言——“墓包”倒是穿过窄门就现身了，一座圆圆的两丈来高的黄土小山，上面覆盖着一片很具现代风情的白色塑胶大篷，大篷的四角不规则地向蓝天展翅飞翔，小山的边缘有几棵小草，迎风显示着它那一点点可怜的绿色，但是它的前方和左右手都是居民楼，三座高高的平民大厦把一座“东汉古墓”抄手怀抱，“墓包”和大厦一面低、三面高，中间倒是留出了一块小空地，这块“小空地”，你说它是“古墓”的后院也行，说是三座大厦居民的“小花园”也行，反正功能重合。我相信“墓包”倒是不会有什么东西时不时地就从里面溜达出来享受自家的“后院”；倒是三座大厦的居民，看样子很可能天天都有人在此散步、乘凉、聊天，因为那里有一条条的公共座椅，还种了许多花花草草。
我在“小空地”立定，看见了临时搭起来的活动舞台，因为大大高估了行程，那天我们来得太早，庆祝仪式还没有开始。这样我就有的是时间一遍遍环视“古墓”和居民楼的关系——“东汉古墓”仿佛无声地到底等来了我这个内地的记者，同时又很无奈地看着我站在它的身旁惊讶地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三座居民楼离“古墓”也太近了，几个门洞走到“墓包”有的需要几十步，有的只要十几步。我凭空设想：住在这里的孩子要是有谁好奇，忍不住淘气地想爬到“墓包”上来玩玩，从哪个单元门口出发都用不了一分钟。当然这种事情在香港绝对不可能发生。
忽然我想起“古墓”，我们这趟来首先是奔着拍摄“古墓”的，结果“李郑屋古墓”的大门朝哪开还没找到，注意力却先被“居民楼”给转移了。不行，我得看看“古墓”，看看东汉的这户人家到底是谁、什么脾气？
从窄门退出（后来知道住户也都是每天从这道窄门进进出出），我重新回到大路，然后由正门进入到香港历史博物馆“李郑屋古墓”的分馆，这会儿才弄明白“古墓”的入口其实只有从这里进去才能看得到。
小小的博物馆分馆里面倒是一切都很正规——墙上挂着“李郑屋古墓”发掘和最后考古定义的全部历史图片及文字说明，橱柜中摆放着当年出土的总共58件陶器和铜器的仿真件，但是“古墓”不能进。50年前“李郑屋古墓”一被发掘，立刻就被封存。为了隔潮，也为了让后人能够参观，香港文物管理者在古墓的洞口竖起了一道玻璃铁门，透过这道玻璃门，人们可以向里张望，借着日光可以看到墓炕、穴室和部分墓道，但是如果一定要“身临其境”，那就只有想别的办法，依靠现代化的手段了——博物馆分馆专门为大家提供了两台崭新的电脑设备，参观者只要有兴趣，通过触摸就可以把“古墓”内部的各个角落“走”个遍、“看”个够。应该说，50年前的香港人为了保护文物真的是尽到了华夏子孙的责任和义务，后来对“古墓”的珍视和为参观者提供的方便也透着半个世纪的心血与智慧。然而不管崭新的多媒体电脑动画有多么地吸引人，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一堆疑问始终干扰着我——“古墓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区”？“50年来香港居民和东汉古墓朝夕相处，彼此是否相安无事”？“全香港到今天总共保护着77个法定古迹，不会每一处都像‘李郑屋’吧”？
其实来到香港一段时间后，香港地域狭小，处理问题不得不受空间的限制，这一点我是应该能够理解的。上古时期，香港还是个小渔村，有钱人肯定不会把墓地选在自己的家门口。公元1955年政府开山，当时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深水埗的市民开辟出更多的居住空间，“东汉古墓”意外出土，可是包藏着“古墓”的小山的前面，不远处就是大海。人们为了“古墓”能够继续安享静谧，如果放弃了原有的筑屋计划，那么众多焦急等待着新房子落脚的香港人到哪里去再找土地？如果不放弃？“东汉古墓”就只能与现代人为邻。不唯如此，人们后来看到的深水埗的很多民房，包括我来时司机突然停车的街区大道，其实以前都是大海，都是后来香港人投石垫土，靠填海一呎一呎“变”出来的——香港人和“李郑屋古墓”如此近距离地混居于一处，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李郑屋古墓”被发掘50周年暨翻修后重新对外开放》的庆祝仪式终于就要开始，我从博物馆分馆被人喊回“小空地”，三座居民楼里的老人和孩子这会儿才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准备听鞭炮、看演出，谁都知道误不了大事。
不一会儿，锣鼓响起，一支全身短打的舞狮队已经牵了几头金黄色的“狮子”欢快进场。所有人都在为“古墓”真诚喝彩，为“古墓”被遮盖了现代化的塑胶帐篷，今后再也不会被雨水浇湿而高兴。只有我，站在露天会场的后面，一个人还在复习：
东汉距离今天有多远？1800多年；
今天的香港人距离“东汉古墓”有多近？几十步，有的十几步。
他们过着现代的日子，平常却推开窗户就见“墓包”，这样与“东汉古墓”低头不见抬头见地整天厮守在一起，心里头，难道就真的一点也不觉得别扭？
“科学”与“风水”鹿死谁手？
香港社会富裕程度、文明程度以及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和西方发达国家都不相上下，但是这个社会“胎里带”的华夏痕迹与舶来的“西洋景”杂陈一片，说句可能要伤人的话——“穿西装戴瓜皮帽”，当地人也许并不觉得奇怪，我这个内地人的眼睛却极容易受刺激。
2006年是中国的狗年，“圣诞节”与“狗年运程”看上去一个极西方、一个极东方，本来彼此谁都和谁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香港，很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总要把人的目光拧到一块儿。比如香港人浑身上下最早就会被全球最新的科技产品所武装，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很信命理——男女老少，有钱的、没钱的，有闲的、没闲的，好像认识一个算一个，给我留下的感觉差不多都要迷信到固执。
我在香港居住了两年，每逢年底，发现香港的很多广场、酒店、商店、饭铺，干脆就说“满视野”，已经把圣诞节的装饰统统都摆挂了出来，花花绿绿的，弄得香港到处充斥着浓烈的西方色彩。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另一种风光也到了时节——预测凶吉，预知未来，香港各路风水大师推算下一年运程的算命书籍也开始陆续上市。这些书大多为黄色封皮，在书店、报摊，大大小小的超市、甚至小卖铺、街头小市哪里都有出售。很多风水大师如李居明、林真、苏民峰、陈公盲、麦玲玲、吴佩孚、李丞责、宋韶光等等，多得一开始让内地人不知道谁更权威。
香港人相信科学，依赖科技，同时他们也接受命理玄学，掌相卦相。
我知道自己不能无端地揣度香港人迷信就是落后，就是没有文化。
风水是什么，我不懂，听说也是一门科学。学术名称被这方面的专家叫作“地理勘舆学”，实质就是“环境与形象的心理学”，在欧美很多大学都是拿学分的选修课程。
2005年还不到12月，我在香港街头到处看到“狗年运程”，真是非常好奇。因为自己属狗，也因为内地有朋友11月初就打来电话，托我帮她买一本2006年的“狗年运程”，还说点名要李居明的，我就几次光顾报摊儿。到了月底，“李居明”还没有上市，这才知道这位大师在香港原来最有名气，他的书每年都是出的最晚，卖的却最火。等到转了年终于买到了一本《李居明狗年运程——十二生肖改运法》，急忙回家拜读，可是光封面上的很多内容，云山雾罩的，已经把我搞得满脑袋糨糊——“拆蛋专家挑战四大火毒灾星”、“高危爆炸骚乱位、日期公布”、“一线之差定港运十年政经好景”、“新秩序年抢年钱”、“‘大红袍’名气官运不倒翁”、“‘双飞熊’当时得令贵人富”、“‘后兜财’偏财补漏夺三财”……拗口得不行。除此以外，书的封面上还有四位真人的照片，大约是李大师认为和香港有关系的四个具有改变全球命运的人：“胡锦涛”、“曾荫权”、“布什”、“陈方安生”。这四个人，前三位内地人很熟悉，另一位“陈方安生”是谁？一个女人，香港回归后政府第一任未做期满的政务司司长，2007年新的特首选举，有人认为她很有可能成为曾荫权的竞争对手。
我虽然不懂香港风水大师们所说“太岁”、“五行”、“八运”、“火毒”“凶吉”、“运程”究竟和现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在书中都自称“中国传统的祈福文化”，这一点我能理解，如果从祝福之心来解释，这些大师们都是希望香港人年年远离“灾祸”，多平安、多幸福、多发财，很善良也很中国。
曾经，我非常认真地注意到港岛几条最黄金的大道比如湾仔道、骆克道和皇后大道，这些著名的商业地段目不暇给的霓虹灯广告中时不时就会夹杂着另一类灯箱，白色的，夜晚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上面横排写着四个大大的黑字“禅玄命馆”，经营项目也介绍得详细：“掌相”“命理”“择日”“改名”“易数”“占卦”“阴阳”“风水”。开始我怀疑如此昂贵的商业地段，这样一间间“算命公司”日子可都过得下去？后来实在想闹个明白，也动心想请哪位大师给我的本命年算一卦，有个礼拜日就让我老公（先我来港工作多年）陪着，摸到了湾仔的一家“禅玄命馆”。为什么我做这件事一定要让先生陪着？还觉得是去“摸”？心里头不坦荡，总好像此行不大光明。结果敲开了这家其实就安身在住宅楼里的算命公司的门，大师不在，看家的一位先生说：“对不起，今天不是星期日吗？大师不上班。不过，就是大师上了班，你要算命，也得提前预约”，说完就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号码。
我那趟去没有见到大师，但也获得了不少信息：“星期日不上班”、“提前预约”……基本上可以判断香港的风水行当看来市场还不小，大师们花得起昂贵的房租，而且星期日还不上班，生意一定不错。不过告辞前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儿：“既然来了，也别白跑一趟，就问问价钱吧？”于是充满虔诚地问：“那么请问大师算一卦要多少钱？”“看家的”很耐心，说：“那就要看你算什么了？”我说“随便，比如看看今年我的本命年要注意些什么”，对方说“四五百吧，具体的还要听大师的”。再往后，我待在人家门口就实在没有道理，拉了老公的手赶紧走人，心里其实已经吓得够呛——“一般地算算都要四五百？那么要是再多加一些项目？比如什么特别的项目”？我实在不敢往下想，以后也再没勇气二次登门。
香港有些事，有些时候你越想就越会觉得不可思议。
人们常说“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我在香港却经常要把这句话倒过来使用——
2005年9月12日，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前来主持剪彩，全球其他几座“迪斯尼”的主题公园也都派了亲善大使前来祝贺。仪式定在上午11点半，就在迪斯尼睡公主城堡的广场前庭。可是香港天文台预报9月12号那天有雨，而且是骤雨，香港政府和迪斯尼乐园当然都不喜欢老天爷这么不友好，假使那一天真的要下雨，露天仪式就不美满。有些记者也担心，事先就询问迪斯尼乐园会不会更改开园时间？可是迪斯尼乐园事物及销售部的一位负责人满有信心地告诉记者：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向一位风水大师请教过，那位风水大师说“9月12日不会下雨，开幕式没有问题”。为了证明他们的信念有逻辑根据，这位先生还贡献了一些证据：过去我们乐园举行“土礼”（即破土动工）和城堡封顶仪式，都是找的这位大师，让大师给择的“好日子”，结果都很“准”。所以他们很尊敬也很信任这位风水大师。
我知道这件事并非道听途说，而是正儿八经地从传真机上下载的通告，这个渠道是我们记者站每天在香港获取采访信息的主要依靠。那天的这份传真，发传人转述的是《明报》9月11日的一篇文章《迪斯尼花二万买天文台服务》。香港天文台助理台长在文中向媒体透露：迪斯尼乐园确实已经花出2万多的特殊服务费，购买了天文台从9月4日到13日的天气服务，在指定的时间内，他们可以随时查询天气情况，包括降雨和风势。
11号晚上我收到这份传真，真是觉得蹊跷。香港人是什么心理呀？一方面花钱买科学信息，另一方面最相信的还是风水大师？不然怎么敢对媒体夸下海口，也没有更改开园日期——“科学”与“风水”展开大战，最后“鹿死谁手”？在这件事上究竟“科学”说了算，还是“风水大师”更厉害？说实话我有点“看戏”的感觉，这场即将上演的大戏，不管演好了还是演砸了，反正我都没掏钱买门票。然而另一方面，我心中其实也相当不安，因为12号那天，我也要去现场，要给家里做电视直播（CCTV—4的午间新闻），老天爷要是真的在12号中午兜头给来场大雨，咱在现场不也得成了落汤鸡？
12号一清早，闹钟6点钟就振聋发聩，我的脚刚一沾地，本能地就拉开窗帘，察看天公究竟是什么面孔。结果，当时香港的天空一丝黑云也没有，太阳努着劲儿，很明确地马上就要出来。按照要求，我们是上午9点以前必须赶到迪斯尼乐园，后来出发了，坐在车上我还在和同事们议论：“别看今天早上没有下雨，可是香港的天气谁都说不准，此时也许晴空万里，彼时就可能大雨滂沱，一下就没个完。”可是以后的事实证明我的担心，甚至开始的那点“免费看戏”的坏心眼儿都彻底落空了——12号上午，包括整个下午，老天爷对香港一直都扬着热情过分的笑脸，不仅一滴雨也没下，而且艳阳高照，日温31度，湿度70％，这样的好天气即使对香港的初秋也是非常难得。
我算服了，事情怎么会如此奇特？一位风水大师和一座天文台就那么较劲，各说各话，各有依据？“风水大师”莫不是真的通了什么神灵或施了什么魔法，他老人家的判断怎么就是一个字——“准”？！
2005年9月12日，世界第五座迪斯尼主题公园在香港隆重开张，开幕式如期举行，大获成功！尽管组织者为了防止意外，还是给每一位到场的嘉宾事先都准备了一把雨伞，红色的，就放在露天会场好大一片白晃晃的塑料座椅上，但是人们那天谁都没有机会用它来遮雨，只是会后遮了太阳。我们媒体人，每个参加现场报道的也都可以凭着记者证领到红伞，我也领了一把，现在还“供”在家中。以后每次遇到香港翻风落雨之日，我都不忍心“请”出这把伞，老觉得那不是一把普通的伞，是个纪念，是个符号。它象征着什么——尊重过科学，嘲笑过科学；提醒过我，但也仿佛“玩弄”过我似的……
C
如果面对一座城市，有谁敢说“那个地方，我了解”！情形恐怕只有两种：
一种，这个人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