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文学史-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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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是个人的情感欲求和社会要求之间的对立，这一冲突从根本上是不可
解决的。它只能是在某种程度上的调和。一旦这一冲突超出能够调和的范围
时，就会出现悲剧，从主人公本身的欲望来说，李杨追求的是生死不渝的爱
情，这是他们的共同梦幻。对爱的极端追求必然与政治发生冲突。如果李隆
基不是皇帝，没有政治上的特别责任，就不会产生爱情与政治之间的对立，
但是不幸的是他们的爱情与一国的政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如果李隆基对爱
情没有真挚热烈的追求，没有铭心地去爱，只是玩弄女性，那么显然就不会
有爱情悲剧，至多是产生政治悲剧而已。果真如此，就不会有《长生殿》了，
因为《长生殿》主要还是爱情悲剧。但问题在于，冲突不仅仅是留于愿望，
关键在于爱情与政治之间冲突的两个方面，各有自己的合理性。对爱情的极
真境界的追求不能说是错误的，甚至这是作者刻意描写的重点。在他们的爱
情中，充满了人性美和价值的探求与肯定，这是作品的精华所在。而在政治
上，要求以国事为重也是正确的。正因为两者都有自身存在的价值，更加具
有冲突性，也使悲剧更为深刻感人。冲突集中表现在李隆基身上。当爱情与
政治发生直接冲突时，如果他是一个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皇帝，就不会存
在发生在他身上的冲突，因为他可以舍弃江山，这样悲剧就有可能不会发
生。但是他首先是皇帝，其次才是情人。因此根本谈不上只爱美人，不爱江
山。马嵬坡六军要求处死杨贵妃时，他尽管不愿意，但也只能如此。由此爱
情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似乎解决了。但是李隆基丢掉了皇帝宝座，政治上无可
作为了，这时对爱情的追求升为第一位。他悔恨仓皇负了杨贵妃，牺牲了爱
情。但是爱情已经尽失，这里冲突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更加深刻化，也
更具有悲剧意义。因为最后他不仅丢了江山，而且丢了爱情，落个一无所有，
或者空有一番真情，向谁诉说。悲剧冲突的不可解决性在李隆基身上得到了
集中体现。政治与爱情的冲突在他身上不可调和，是 《长生殿》的悲剧基础。
《长生殿》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古典悲剧的传统模式，不仅取得了很
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其模式的传统性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歌场舞榭，流播如
新。
（2）孔尚任
孔尚任 （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岸青、云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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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第64代孙。他早年受过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
爱好诗文，精通音律。康熙十四年（1685年），康熙皇帝南巡回京时到曲阜
祭奠孔子，孔尚任被召到御前讲《论语》而受到褒奖，于是破格任命为国子
监博士，以后又累迁户部主事、工部员外郎等职。他在幼年时从族兄孔方训
那里听说了李香君血溅诗扇的故事，就产生过以此为题材写戏的想法。后来
他奉命到江南治水时，与明朝遗老吟诗唱和，游历江南名城，搜集南明王朝
的史料，为他写作南明王朝兴衰的戏做好准备。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
他的 《桃花扇》历经数十年惨淡经营，数易其稿，终于成形，上演后影响甚
大。南朝遗老看后重新勾起亡国之痛，也引起朝内一些人的不满。结果没有
半年，因一件文字祸，被罢官回家。除 《桃花扇》外，他还与顾彩合写了传
奇《小忽雷》，写弹小忽雷的唐女郑中丞的故事，描写了文士与官宦之间的
斗争。艺术水平不及《桃花扇》。他留有《湖海集》、《岸堂集》、《长留
集》等诗文集。
《桃花扇》是中国文学史上颇为难得的悲剧作品，它打破情节团圆的模
式，写出的情节冲突与内在冲突一致的悲剧作品，也就是说它完全不同于中
国悲剧的传统模式，是一部类似西方悲剧的作品。胡适曾说：“无论是小说，
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
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
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① 《桃花扇》
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例外现象，从美学价值上讲，具有特殊地
位。
《桃花扇》同《长生殿》一样，是一部政治与爱情的悲剧。如果说《长
生殿》是借政治悲剧来写爱情悲剧，那么《桃花扇》则是以爱情悲剧写政治
悲剧，抒发亡国之悲，失国之恨。作者在《桃花扇小引》中说：“《桃花扇》
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忧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叁佰年基业，
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
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①作为政治悲剧，主要分析明朝灭亡的根源，
总结教训，以惩今后的统治者。政治悲剧的冲突是以明朝的存亡为核心，剧
中的主要人物的活动无不与这个核心冲突有关，明朝的存亡直接关系到每个
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明朝的灭亡对剧中的主要人物而言，都将成为亡国
奴，亡国奴的地位将改变人物已有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作品中的主要人
物无非是三种类型。这三类人物有恶有善，或褒或贬，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
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观念，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
以各自不同的角度，揭示明朝灭亡的原因。他们都希望明朝江山长存，但是
这种愿望与现实冲突，他们面对现实束手无策，最终在现实的悲剧中走向失
败。
第一类人物是明朝的中流砥柱，他们为了明朝的存在和兴盛，尽忠极
义。只要国政安泰，不计个人安危。为此他们嫉恶如仇，与阉党权奸不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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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地斗争。与清兵勇敢拼杀，誓死而战。但是他们没有能把阉党除净，也没
能保住明朝，南朝弘光小朝廷更是短命。随着南明王朝的崩溃，史可法、左
良玉等人带着一片孤忠死去，成为悲剧人物。且看《哭主》一出，崇祯皇帝
缢死于后花园消息传来，左良玉等将领痛哭流涕，悲痛欲绝。
“宫车出，庙社倾，破碎中原费整。养文臣帷幄无谋，豢武夫
疆场不猛；到今日山残水剩，对大江月明浪明，满楼头呼声哭声。
这恨怎平，有后天作证：从今后戮力奔命，报国仇早复神京，报国
仇早复神京。”①
这一段唱腔沉郁慷慨，崇高悲壮，英雄气概，直抵云霄。左良玉自知文
臣无谋，武将不猛，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在这一现实面前，他还是发誓要恢
复明朝，收复北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如同天地分离，不可复合。但
越是如此，就越把这一不可解决的冲突构造为悲壮崇高的体验形式，使之具
有强烈的悲剧美感。史可法孤军奋战，以纵横老泪，感兵将，泣天地，拼死
抵杀，仍然不可挽回城陷人亡的结局。《沉江》一出，悲剧冲突表现为悲凉
的孤独。欲保江山无门，欲救朝廷乏力，冲突得不到解决，叫天不灵，叫地
不应，彻底地孤独，表现出悲剧体验的美感。
“撇下俺断蓬船，丢下俺无家犬；叫天呼地百遍，归无路，进
又难前。”②
在史可法的无兵救授、孤独奋战中，还表现出史可法的无能。他虽为武
将，但不威猛，竟以纷纷浊泪去感动兵将，驱使奋杀。这种无能为力的状态
与无数敌兵的进逼，再次构成不可解决的冲突，也表现为孤独。从一个方面
揭示明朝灭亡的必然原因。
正面人物有侯朝宗、陈定生等东林、复社文人。他们对明朝赤诚明鉴，
然而他们在剧中的行为无非是痛骂阉党，娱于声色，除此并没有具有实际意
义的壮举。当然这与他们朝政不可闻相关，但当有了一定重任时，也是气有
余，智不足。由于高杰有勇无谋，侯朝宗受命同去防河。高杰不听规劝，侯
朝宗竟然不再设法阻止，拂袖而去，全然不顾史可法的重托，导致高杰被杀，
防河失败。以侯朝宗为代表的清朝文人的误国之责，是构成悲剧冲突的一个
方面。
第二类人物是那些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人虽然不是正面形象，
但也有一定的悲剧性。他们和正面人物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同样希望明王朝
长存。他们的目的虽然和正面人物相同，但出发点却全然不同。他们并不是
以天下为己任，而是以自己升官发财为重，因此奸邪卑鄙，无恶不作，滥杀
东林，捕捉复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排挤史可法等人，没有考虑到这些
行为可能带来的恶果。更为严重的是派刘、黄三镇的兵将去堵截左良玉，使
河淮一带千里空虚，清兵一到，长驱直入，因而断送了南朝。他们权势斗争
的结果，并不是使自己得到更大的权力，相反不仅失去权力，连性命都丢落
于荒野。目的与行为之间的悖反，使他们也具有一定的悲剧色彩。另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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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大权在握，就急于酒色之乐。弘光皇帝日日忧愁，竟然不是为了京城已
失，朝廷文臣无谋，武将不威，而是为了缺少可娱女色。弘光皇帝自然也不
想丢掉皇位，但是一如那些奸臣，目的与行为的悖反构成不可解决的冲突，
使他陷于毁灭之中。在这类人物身上，不会显现出怜悯等体验形式。在他们
身上，冲突在体验中更多地构造为焦虑，焦虑他们的行为可能形成的可怕结
局。这种焦虑在南朝的灭亡和众多人物的死亡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朝廷内部权势派系的斗争，内耗了本来已经十分衰败的明朝力量，加速
了南明的灭亡。江北四镇为了争夺扬州，发生自相厮杀的内讧。左良玉之死
就是内讧的悲剧。内讧中，如果奸臣死亡，可能会少一点悲痛，但是内讧中
死去的都是欲救国家的正面人物，这也添加了几分作品的悲剧意味。这是孔
尚任“末世一救”的创作目的。
第三类人物是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下层人物的形象。他们也同前
两类人物一样，希望保住明朝江山。他们比第一类当朝或在野人物显得更具
胆识，更为果敢，更会明辨是非曲直，善恶良佞。柳敬亭投书一段，写得非
常精彩，他比左良玉要显得机智有胆。这里，一个是元帅，一个是艺人，对
比异常鲜明。然而可悲之处在于，这些下层人物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他们
不能主宰朝政变化。这也是构成悲剧冲突的一方面，有见识的无权，有权的
则无能力。明朝的灭亡，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道路，他们或是隐入山林，或
是遁入空门，这是不可解决的冲突的继续存在的形式，因此他们也是悲剧人
物。
孔尚任在艺术结果上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明朝灭亡是通过李、
侯爱情的悲剧表现出来的。侯、李的爱情悲剧对整个作品的悲剧有几层意
义： （一）侯、李的爱情真挚而深情。他们因权奸的迫害而分离，李香君为
了守节坚不下楼，拒绝再嫁。为了抗婚，撞破了头，由此可见她的爱情追求
和渴望。他们二人最后虽然得以相见，但终不成眷属。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
是明朝的灭亡，在国家灭亡的情况下，个人的爱情已经失去意义。张道士说：
“你看国在哪里，家在哪里，君在哪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
①一言既出，震聋发聩，侯李二人翻然顿悟，割断花月情根，各入空门。国
家的灭亡不仅毁灭了国家的意义，而且毁灭了爱情的意义，甚至是人的生存
意义，一切都在毁灭中归于虚无。也就是说，悲剧的毁灭摧毁的不仅仅是邪
恶，还有那人类“追求的一切至善至美的东西”①。从悲剧结局的毁灭体验
中提出人类找不到答案的一个问题：最终都是虚无，那么人的存在意义在哪
里？这一形而上学的问题把人们引入形而上的悲剧思索和快感。（二）李香
君是一个秦淮名妓，她与侯朝宗的爱情表现了她的善良与正义，她之所以愿
意嫁给侯朝宗是因为他的文名和正气，其实她比侯朝宗更具强烈的善恶爱
憎。《却奁》一出怒斥侯朝宗善恶不明，欲救阉党阮大铖。《骂筵》一出，
她痛骂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
用，绝不了魏家种。”②一方面通过李香君的形象表现出当时下层人民的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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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态度，另一方面又揭示出南朝灭亡的原因。侯朝宗代表的复社文人，在国
危家难的关头，追花逐月，沉迷于男女情爱之中；阉党之流，以娱妓为乐，
不思救国，必然成为亡国奸臣。侯朝宗与阉党在和女性的关系上有类同之
处，虽然前者追求爱情，后者玩弄女性，但是他们都是在国家危难之际，纵
行于与救国无关的男女关系，这也是导致南朝灭亡的原因。不过孔尚任并没
有女色误国的思想，实际上李香君在救国意识方面远远高于侯朝宗，当然更
不能与阉党相提并论。这恰恰是李香君形象的光辉之处，也是南明朝政的可
悲之处。
《桃花扇》的悲剧体验现象并不是在一两个主人公身上显现出来，而是
从主要人物身上分别表现出来。某一出某一人物显现于某种悲剧体验形式
中，但是这些体验汇成完整的体验流，使《桃花扇》显现于一个流动的完整
的体验流中。
3。蒲松龄与吴敬梓
（1）蒲松龄
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山东淄川人。
他出生于地主兼商人家庭，其父早年也热衷功名。他19岁时连取县、府、
道三个第一，文名显达一时，但此后屡试不中。31岁时迫于家贫，曾做江苏
宝应县知县的幕僚，不久辞职回家。此后一边在乡绅人家教书，一边应考，
直到71岁才援列出贡。4年后去世。蒲松龄交游甚广，与王士祯交厚。王士
祯是神韵派诗人，他非常看重蒲松龄的文才，曾为《聊斋志异》作序，对他
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使《聊斋志异》洛阳纸贵，盛行一时。
蒲松龄一生创作遍及诗文、戏剧、小说等文学形式，留下非常丰富的作
品。文有400余篇，诗有100余阕，杂著数种，戏3出，通俗俚曲10余种。
《聊斋志异》是他的代表作，40岁左右基本完成，以后不断增补修改。《聊
斋志异》的创作素材是口头传说故事，它们流传于下层人民和下层知识分子
之间。蒲松龄在这些传说故事基础上进行加工创作，但也有一些是他亲身见
闻或经历，还有一些完全是作者自己的创作。蒲松龄在谈创作过程时说：“才
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