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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狂花凋落-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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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走来,一个急刹车站住,垂头敬礼:“清田教官,您好!”
    清四勇驻步,看看皮勇,点头微笑:“你好!”
    就在这两个“你好”之间,清田勇衣袋里的一叠拾元人民币已经“好”到皮勇那里
去了。请田勇直到深夜回到他的寝室,才发现丢了大约四百元至五百元左右的钱钞。这
点数目对于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他连声张都没声张,一笑了之。
    皮勇初次得手,自鸣得意,次日即在餐厅对一名苏联教官下手,对付他是手到捞来,
就像从自己口袋中拿取一样。那苏联教官倒是不久就发现了,在餐厅及来餐厅的路上找
了一遍,没有找到,也就算了。
    之后,皮勇连连得手,不亦乐乎。直到1972年元月8日,她才开始受到怀疑。那天
是星期六,特务学校俱乐部的电影院里全天放映中国当时被禁映的几部“文革”前的故
事片。皮勇一早便去观看,看完一部《冰山上的来客》后,她和十几个中途离场的观众
一起往外走,其中有一个是越南教官阮一鸣。皮勇挨近他,轻而易举便获得了成功。
    阮一鸣是教“游击战”的,他没想到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竟然有人对他进行“游击”。
若论失窃的钱钞,他是十一名受害者中最少的,仅七十六元,但他却很当回事,当即决
定去报告。
    本书前面章节曾介绍过苏联克格勃招募特务学员的情况,可以认为所招募的都是一
些苏联青年中被当局认可的优秀青年。这些人在特务学校受训期间,从未出现过偷鸡摸
狗之事,所以,克格因考虑设置特务学校部门时,根本没想过搞一个“保卫科”之类。
    阮一鸣便去向校长布特卡少将直接报告,他除了把自己失窃的情况报了案,还反映
了他所耳闻的其他几个教官近日曾经失窃之事。
    布特卡校长闻报极为震惊,马上判断是扒窃作案,并且认定必是接受扒窃技能训练
的特务学员所为。布特卡让阮一鸣不要声张,以免阻碍调查。
    布特卡校长亲自主持调查,他是一名老资格的谍报专家,对这类事情具有清晰的思
路,略微考虑下来,便找出了专学扒窃技术的学员名单,一看一共才六人,于是马上打
电话把教官找来。布特卡对扒窃教官说了案情,临末道。“这个扒手,现在你这六名学
生中间,你看会是谁?”
    那教官十几年前是莫斯科刑事侦察局里头牌挂名的扒手,人称“扒窃大王”,后来
落网后被克格勃弄来当上了教官。他对扒手的特征真是太熟悉了,只略略想了想马上在
名单上皮勇的名字下面划了条粗杠:“我认为是她!”
    “为什么?”
    “扒窃钱钞纯为使用,也即消费。这个皮勇每天晚上泡在餐厅、酒吧喝酒,薪金有
限,自然要生窃心了。”
    这样,皮勇被叫到了校长室。布特卡亲自讯问,皮勇也不抵赖,爽爽快快作了交代,
并且说明了钱钞去向,另外还反复声明与傅索安无关,一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样子。
    皮勇被关进了禁闭室。傅索安闻讯,马上去见布特卡校长,说明此事虽与她无直接
关系,但和她们喝酒有关。她情愿代皮勇退赃,并且请求宽大处理皮勇。
    布特卡想想皮勇的学期才三个月,满打满算到这个月底就要毕业离校了,寻思宽大
就宽大吧,于是给了傅索安这个面子,让把皮勇放了出来。
    傅索安从此不再和皮勇一起在餐厅、酒吧喝酒,她独自一人在寝室里喝,因为已和
餐厅搭上了关系,让餐厅把菜炒了送往寝室享用。到了元月底,皮勇结业了,傅索安才
在酒吧请她吃喝了一顿。
    席间,皮勇打听自己的去向。傅索安说不清楚,她确实不清楚皮勇的去向,但凭她
的经验判断:学期仅三个月,说明是急着使用,皮勇必会马上被派往中国去执行任务。
    傅索安的预感是准确的,皮勇不久便被派往中国活动,制造了一桩惊动北京的案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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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动聂荣臻元帅的特种密件失窃案。
    这个所在,名唤“将军坟”。但是即使当地年近百岁的老人,也不知道那坟墓在何
处,埋葬的是哪朝哪代的哪位将军。将军坟地处川、湘、滇三省交界地区,一条宽阔的
河流从高山峻岭间穿涌而出,流经一个三里见方的平坝时,突然一个急拐弯,绕着坝子
流了大半个圈,向下游奔流而去。这个坝子,就称为将军坟。由于将军坟一面靠山,三
面临水,格局酷似半岛,所以以前一向少有群众居住,只不过作为五天一次的赶场集聚
点。直到196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鉴于当时的形势,从战备角度出发,决定在将军坟
地区建置一家军工保密厂后,大批科研技术人员和工人从全国各地迁来,进入了将军坟
西南侧深山里的厂区,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将将军坟五天一场的惯例改成了“每天有
潮,当地群众才渐渐在将军坟定居,使这里成为一个有着千余人口的山间小镇。
    1972年初春,就在这个仅在当时国防科委内部地图上才标出坐标位置的山间小镇上,
发生了一起被列为“1972中国十大案件”的扒窃案件。
    1972年2月28日,星期一。这是一个阴沉沉的日子,层层叠叠的乌云和浓浓重重的
雾气把太阳遮了个严严实实,平地间的有效视线不到十米。碰上这样的日子,是将军坟
汽车站最热闹的时候。这个车站是将军坟地区连接三省的中心枢纽,每天发车十八班次,
把当地群众和代名为“先锋机械制造厂”的军工保密厂的出差干部、探亲职工送往三省
百里之内的几个城镇,从那里可以坐车船去有火车站的地方。如果天气正常,每天十八
班次正好把陆续而来的旅客送光。但是,碰上这种阴雾天,由于能见度差,有几趟往来
于危险道路上的班次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都一律停开。这样,原先拟乘这几趟班次的
旅客就不得不改变路线,改乘大致相同方向的班次,然后步行。所以,这样的日子,汽
车站通常总是秩序大乱。不但售票窗口前人头济济,就是检票口也是一副拥挤景象,一
些买不到车票的人都想混进车站,强上汽车。这天,由于多停开了一趟班次,所以拥挤
现象更为严重。
    上午8点10分,开往楠角镇的汽车开始检票上客,一群手提肩扛各种行李的旅客乱
哄哄地涌往检票口。汽车站派出了四个膀粗腰圆的职工检票,两个一边站在只能通行一
人的铁栅栏通道口,一边吆喝着让人们把车票拿在手里,一边一个个验票放行。所有有
车票的旅客,都把车票拿在手里,拼命地往前挤,只有一个人例外:这是一个三十多岁
的中高男子,身穿黑色皮夹克,肩上挂着一个硬鼓鼓的皮挎包,一手捏着车票,一手抓
着挎包带。他神色安闲地站在人群后侧,用平静的眼光望着从他面前涌过的旅客,一点
也没显露出会坐不到座位的担心样子。
    这个男子,名叫曹秋林,是这群人中的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旅客。他的特殊身份在
于他所担负的特殊使命,这个特殊使命使他享有这趟班车不得不把全车最好的位置即司
机旁边的座椅给他留着的特权。而且,这趟班次的司机已经得到汽车站站长的命令:这
个位置不坐上此人,这趟班次便不能发车!因此,曹秋林根本不必担心坐不到位置。
    七八分钟后,有车票的旅客都已经进了车站,只有一些无票者还挤在铁栅栏通道口
向检票人员交涉、请求,想破例上车。曹秋林这才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分开人群,把
车票递给检票者。检票者接过车票,看了看,撕掉一只角,把票递还给曹秋林。曹秋林
接过车票时,正好从侧里吹来一股山风,他忽然感到胸口似有一阵凉意,低头一看,不
禁蓦地一惊:不知几时,皮夹克的拉链已被拉开了一半!一种不祥之感像利刃突袭一般
直刺进他的头脑,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把手伸进皮夹克里面的右侧胸前,一摸内插袋,
拉链已经扯开,里面的东西早已不翼而飞!曹秋林这一惊非同小可,几乎是手麻脚软,
全身出现一种虚脱似的感觉,摇摇晃晃差点马失前蹄,愣了一愣方才作出反应,狂呼似
地大叫一声:“不好啦!”
    这确实是一件相当“不好”的事情,确切一点说,是一个特大案件。曹秋林不翼而
飞的东西,乃是一份难以用价值来衡量的密件:氢弹试验数据鉴定书。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聪
明才智和实力。1967年6月7日,中国又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标志着我
国在核武器研制方面的飞速进展。国防科委的核专家在第一颗氢弹试爆炸成功后,排除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干扰,积极投人发展核武器的最新研究中,于1969年9月23日成
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紧接着又在同年9月29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
次氢弹爆炸。
    1972年1月8日,根据中央部署,我国又在西部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新型氢弹试验。
当时的核试验基地,虽然聚集着中国一流的核专家,但由于受技术设备的限制,还不能
完整地分析每次核武器试验后的全部技术数据。有些试样,只能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
去分析。地处将军坟的“先锋厂”所附设的研究所,就是这几家核试验试样技术数据分
析单位中的一家。从1966年开始,“先锋厂研究所”就承担着分析核试验样的任务。每
次核试验后,基地都视所进试样体积大小派两至四名机要通讯员携带试样赴将军坟交
“先锋厂研究所”分析,然后将所得的各项数据带回基地,试样则封存于研究所的地下
保密库内。
    1972年1月8日那颗新型氢弹爆炸成功后,核试验基地的专家照例进行慎密的取样分
析工作,从1月下旬开始,将需要送往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协助分析的试样陆续派机要通
讯员送去。2月15日,机要通讯员曹秋林、曾厚望奉命将最后一批试样送来“先锋厂研
究所”。本来,只需五天左右时间就能得出分析结果,但由于缺少一种特殊试剂,专门
派人去上海采购,所以直到2月底方才完成。核试验基地急等这批技术数据,从2月25日
起,每天发来急电催促。身负重任的曹秋林、曾厚望心急如焚,干脆坐在研究所长办公
室等待。研究所长于是像催命鬼似的紧催手下技术人员,终于在2月27日上午搞完了全
部工作。不料,当最后一个数据出来后,曾厚望突然患病,卧床不起,难以成行。由于
时间紧迫,曹秋林经电示基地获准,决定破例独自将密件送回基地。
    “先锋厂”公安处和以往那样,给曹秋林预订了今天去楠角镇的汽车票,因曹这次
是一人,又要派人护送,被曹秋林婉言谢绝了——根据基地的规定,机要通讯员不能与
外人同行。曹秋林是军人出身,抗美援朝时当过侦察兵,回国后又在部队于保卫工作,
一向机警谨慎,正因为如此,才被核试验基地选为机要通讯员,承担基地外的长途机要
通讯。1964年以来的八年中,他多次执行任务,从未出过差错,没料到这次却是意外,
人还未离开将军坟就出了问题。
    当下,那四个检票的大汉见曹秋林神色迥异,料想他失窃了什么东西,估计多半是
钱钞,便关切地询问:“丢了多少钱?”
    曹秋林摇摇头,脸色铁青地转头扭颈冷眼四下观望,没发现可疑人物,遂压低了声
音对四人说:“你们看住这里,所有人都只许进不许出。外面这些人,不要惊动他们,
发现鬼鬼祟祟的,先扣下再说!”
    “您同志是……”他们不知曹秋林是什么人。
    曹秋林没有回答,拉开拉链让四人看了看腰间的手枪,便拔腿往车站里飞奔而去。
他一口气奔到站长室,出示了证件,三言两语说明了情由。
    站长立时惊出一头冷汗,急煎煎问道:“咋办?”
    “你马上组织全站同志,把车站外的人都赶到站内停车场去,卡住通道,只进不出;
另外,所有车辆也一律不得出站。”
    “明白了!”
    站长出去后,曹秋林马上往“先锋厂”公安处打电话报案,接着又向将军坟公社公
安特派员报了案。
    公安特派员小姜立刻赶到汽车站,这时所有人都已集中在站内停车场上,他进去走
着扫了一圈,认出几个在他那里挂过号的小偷,马上一一叫出来,让车站职工先把他们
看起来。这时,“先锋厂”公安处长吴荣德、副处长刘城率领二三十名警察风风火火跑
步赶到。曹秋林、小姜把处置措施说了一遍,吴荣德当即下令:“先搜查那五个在小姜
那里挂过号的家伙!”
    那五位是四男一女,三个是插队知青,二个是当地社员,都是偷鸡摸狗、挖墙掏兜
的行家里手,个个进过“群专队”,蹲过拘留所,可谓是见过世面的角色。但没一个经
历过今天这样的场面,因此都有些不自然,乖乖接受搜身。搜查结果,四个男的没什么,
但公安处的两个女警察在那个叫袁淑贞的女知青的胸罩里发现了一百四十元钱,这在当
时已经算得上一笔款子了,她便被留下接受讯问。四个男的放行,但被告知未经许可不
准离开生产队;警方传讯,随叫随到。
    吴荣德和刘城、小姜商量后,决定对停车场进行清场,所有人分几路排队离开,出
卡子前必须自动将行李打开、衣兜掏净,接受国检。一小时后,近千名对象悉数通过了
卡子,没发现失窃的密件。接着,警察又对所有的车辆、停车场的厕所、杂物间等旮旯
进行了细密的搜查,并无收获。
    至此,必须将案情上报了。
    “先锋厂”公安处将案情紧急报告厂部后,厂部当即启用应急密码,向北京国防科
委拍发加急电报。与此同时,还开通专线保密电话,直接向国防科委报告了案情。国防
科委战备值班室接到案情报告,震惊之下马上向主管国防科委的最高领导聂荣臻元帅作
了汇报。聂帅当即亲自向公安部打电话,要求迅速协助侦破此案,追回密件。
    这时,由“先锋厂”公安处牵头召开的“2·28案件”案件分析已经在临时征用下
来作为专案侦查指挥部的将军坟公社革委会会议室举行。由于将军坟地处三省交界处,
所以公安处请来了将军坟汽车站发往三省终点站——楠角镇、芙蓉溪、泥坪风三个镇的
派出所长一起参加会议。案情分析会开始前,吴荣德处长向与会地方公安民警通报了案
情,传达了“先锋厂”领导班子的决定:由于失窃的是属于国家特级机密的密件,所以
侦查指挥部由“先锋厂”公安处成员清一色组成,希望三省公安同行予以密切协助,以
及时侦破案件。接着,吴荣德请机要通讯员曹秋林叙述了失窃密件的有关情况。
    曹秋林叙述完后即退出会场,根据核试验基地接到案情通报后发来的急电,他随即
被隔离审查,软禁于“先锋厂”公安处,直到后来侦破案件后才得以恢复自由,受到了
一个不大不小的处分,并且调离了机要通讯员这一岗位。
    之后,正式进行案情分析。对当地治安情况最有发言权的将军坟公社公安特派员小
姜第一个发言,亮出了他的观点:这是一起普通刑事犯罪案件,案犯作案的动机是扒窃
钱包,不料判断失误,错窃了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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