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遍红楼-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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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他的学生急于刊刻《楝亭集》以誌纪念之意而没有收入前二书中曹寅的一些词作，绝非有意不收。
是耶？非耶？吾不敢遽定。
2004年5且20日
名出《北史》实有典
——曹寅“侄骥”排行管见
曹寅有侄骥，见之于《楝亭诗钞》卷五，题为《途次示侄骥》。原诗三首，其第一首诗云：
执射吾家事，儿童慎挽强。
熟闻身手妙，调服角筋良。
猛类必先殪，奇材多用张。
风尘求志士，抽矢正盈房。
这首诗讲出曹家因军功起家的历史，可与《红楼梦》中贾赦、贾政谈及家事始于习武，成为“武荫之属”相对看。其第三首又云：
吾年方半百，两臂已枯株。
驾驭气每厉，驰骓乐久无。
可堪捍白羽，安事践青蒲。
卧护江湖晚，余生任举罛。
从诗中“吾年方半百”可知此诗的写作时间应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前后。因为曹寅生于顺治十五年（1658），“半百”当为50岁，恰好康熙四十七年时为“半百”之数。但诗中之言不必过于看死，前后有一二年之差，宜可举其成数。但不论如何，都说明此时的“骥”儿仍然在世，而且极可能已在“部队”中任事或如“护驾”的“侍卫”差使等。
诗中明言是“侄骥”当是寅弟曹宣所出。现在我们已知宣子有曹顺、桑额、曹烦，还有一位“骥”儿，共四个儿子。据周汝昌为《红楼梦新证》第二章“人物考”，此“骥”儿即三子曹颊，曾作“茶房总领”（见《新证》第23、27页）。周先生在文中已详加考证，但并未指出“骥”子的出典。依我所见因为“骥”子应典出《北史》其卷38《裴延俊传》后附有《裴宣明传》，其文有云：
延俊从父兄宣明，任华州判史，有惠政，谥曰简。二子景鸾、景鸿，并有逸才，河东呼景鸾为骥子，景鸿为龙文。
所谓“骥”是指良马，借以喻青年俊秀者。《文选》中收有左思《蜀都赋》有云：“竝乘骥子，俱服鱼文”。其注“骥子，良马”。徐陵《移齐文》：“所获龙驹骥子，百千共群”。故辞书中列有“骥子、龙文”条，释为“言其超绝等伦也，后用为佳子弟之代称”。唐杜甫亦有云“窦侍御，骥之子，凤之雏”。皆说明曹寅之侄名骥取之《北史》，期盼其为“超绝等伦”的“佳子弟”。
出典既明，又引出一个“骥”的排行问题。因为“河东呼景鸾为骥子，景鸿为龙文”。可知“景鸾”在“二子”之中居长，景鸿为次子。以此推之可否认为曹寅所称的“侄骥”并非是行三，而应为曹宣之长子。倘如是，那么这个“骥”儿的学名应该是“硕”、“頔”还是“頍”，乃至其它什么字，仍然可以讨论。
谓之管见，不敢自信。
2004年8月16日
书带小同开叶细
——珍儿“遗腹子”摭说
康熙五十年（1711）冬，曹寅忽得家报得孙喜讯，时有亲密幕友张云章写下《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诗云：
天上惊传降石麟，先生谒帝戒兹辰。
俶装继相萧为吕，取印提戈彬作伦。
书带小同开叶细，凤毛灵运出池新。
归时汤饼应招我，祖砚传看入座宾。
诗第一句后有小注云：“时令子在京师，以充闾信至。”
研究专家对此诗颇为重视，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例如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第七章“史事稽年”“康熙五十年辛卯”条下就曾全文引用过这首诗，指出见于《朴村诗集》卷十叶九。周文的解释是：
按连生于四十八年春始云上京当差，推年不过十四、五岁。同年冬，入京述职。此后惟于今冬复进京，明年卒矣。因系此诗于本年。此时连生当十六、七岁，结婚当是去年间事，寅子嗣甚艰，故连生早婚。五十四年连生故，钫墼疲骸芭胖┞硎希ò醇戳遥蚧橙言校鸭捌咴隆刺刃壹瓷校蚺胖炙糜性谝印！本荽酥灸晁咝簇查洹�
周先生的解读是：曹寅所得“孙”“本年所生者旋即夭殇。”在周先生之后，对这个问题研究用力最勤的当属吴新雷教授。他在《（朴村集）所反映的曹家事迹——兼考曹雪芹的生年和生父》一文中对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作了详细考辨。他的结论有三点：
（1）“张云章‘贺曹寅得孙诗’的内容非常重要，其含义十分清楚，这是一个孙男，毫无含糊之处，不容置疑，所以赵冈先生推之为孙女的论断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2）“曹寅这个生于康熙五十年的长孙是谁呢？我认为可能就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
（3）“曹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是曹颙之子”。
我在仔细研读了张云章的贺曹寅得孙诗和周吴二先生的文章之后，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考，直到最近方有所解悟。我的看法既有同于周吴意见之处，又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概而言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据张诗《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诗题及诗中用典，可以断定曹寅“得孙”是一个“孙男”而非“孙女”。这是我同意吴先生结论之处。
（2）曹寅于康熙五十年所得之“孙男”，是曹寅次子“珍儿”之“遗腹子”，而非曹颐之子。根据之一，曹寅有子“珍儿”，见之于曹寅《楝亭诗钞别集》卷四，题为《辛卯三月二十六日闻珍儿殇，书此忍恸，兼示四侄，寄西轩诸友三首》。首诗云：
老不禁愁病，尤难断爱根。
极言生有数，谁谓死无恩。
拭泪知吾过，开缄觅字昏。
零丁催亚子，孤弱例寒门。
从诗题和诗的内容可知，曹寅次子“珍儿”殇于康熙辛卯年三月二十六日或前数目。对诗的内容，我非常同意周先生对“零丁催亚子，孤弱例寒门”的解读，亚子是次子，而次子即珍儿。
根据之二，张云章的贺“得孙”诗中用典告诉我们曹寅所得之孙为“遗腹子”。张诗第五句“书带小同开叶细”解读此诗的关键句之一。句中“小同”二字是指郑小同，是郑玄之子郑益恩的“遗腹子”。典出《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文曰：
玄唯有一子益思，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中所围，益恩赴难郧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吴新雷先生曾引此文，但未作申论。其实细想一下，张云章在贺寅得孙诗中援用此典岂能无的放矢地把曹颐之子喻为“遗腹子”。倘如此则是对曹颙的诅咒，是为大不敬之事。以曹张之问的亲密关系断无可能发生如此大笑话。明乎此，可以断定曹寅之孙是三月间刚刚死去的珍儿之“遗腹子”才为合情合理。从珍儿“殇”时到得孙喜讯传来，时间恰好十个来月，说明珍儿“殇”前，其妇已有身孕，故有“天上惊传降石麟”之惊喜！
这位天降“石麟”，绝非女孩，张诗用典已可说明。那么是否“旋即夭折”呢？我认为这种论断缺乏有力的证据。所谓“旋即夭折〃之说，一是将此孙断为曹颙之子：二是与曹钭嗾壑兴德硎嫌小霸性谏恚壬荒小钡幕跋喔烁瘛４肆降憬允窃凇拔蠖痢闭攀玫涞那疤嵯隆巴坡邸背隼吹模蛔阋灾С制浣崧邸�
本文到此已经结束。如果让我大胆“猜”一下的话，我认为张诗中的“石麟”极可能就是那块哀叹自己“无才可去补苍天”的“石头”，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同意吴先生的意见），而脂砚斋之名即是从张诗“祖砚传看入座宾”中的“祖砚”而来。其弟棠村极可能是曹颙之“遗腹子”，而非曹钪印�
是耶？非耶？吾亦不敢自信，只是有此一说而已！
2004年10月26日
为伊消得人憔悴
——曹寅撰《北红拂记》发现报告
邵锐手抄曹寅撰《北红拂记》发现之后，我曾写了一篇简短的“报告”发表在《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4辑上。①由于《学刊》当时已是付印在即，且所能挤出的篇幅只有两个页码，所以无法将我见到的抄本内容较为详细地提供给广大读者研读。令我想不到的是，消息公布之后海内外的一些网友和读者相继打来电话询问相关情况。近一个多月来，我围绕抄本中涉及到的诸多人物，查阅了一些前人的记载，慢慢地理出了一个头绪来。现将我初步考察的结果续作报告，求教于戏曲和红学界各位先进。
一、《北红拂记》的署名与创作时间
同许多古本戏曲小说一样，抄本《北红拂记》也没有署作者的真姓名，而只是在“北红拂记”题名之下署“鹊玉亭填词”。那么，“鹊玉亭”是否就是曹寅呢？是的。证据有三：
（1）曹寅《楝亭诗钞》卷二收有《移竹东轩和高竹窗学士来韵》②二首，其第一首云：
稚子龙锺当户多，北堂曾种向南坡。
鱼竿都任儿骑马，鹊玉还矜客琢珂。
二十八年餐朔雪，三千余里隔江波。
移来槛外深相似，早有清风拂绮罗。
这首诗对于大多数红学研究者来说当不会太陌生。值得注意的是诗中三四两句后都有小注，第三句后注云“予种竹南轩有十年，相顾剩鱼竿之句”；第四句后注云“予有亭名鹊玉，以亭半有老槐也”。答案就在这里。曹寅以自家“亭”名——鹊玉亭，为自己的别号。
（2）抄本《北红拂记》戏文之前有三篇序（或日题记），其三署“柳山自识”。序文中叙述了《北红拂记》的创作原因和经过，并提到了王景文和梅谷两个人的名字。一般说来，“自识”二字只能是作者本人，他人的题跋文字似不应用“自识”的。“柳山”等别号例不乏见。例如，曹寅幕友张云章有《奉陪曹公月夜坐柳下赋呈》诗，③首四句是：
柳山先生性爱柳，山坳一树百年久。
西遮炎影桃笙凉，东望浓荫楝花偶。
其第一句后小注云“公以柳山自号”，说明曹寅确用“柳山”为己号当无疑问。不仅“柳山”为曹寅之别号，他还有“柳山居士”、“柳山聱叟”的别号。例如康熙辛卯（1711年）曹寅《题马湘兰画竹》立轴，就自署“柳山聱叟”。④据曹寅诗钞中透露，他当时曾患过“耳闭”之疾，故有是号。⑤除以上证据外，“柳山自识”中还提到王景文一名，此人是曹寅乐师，“倚寅”十年，事见曹寅另一杂剧《太平乐事》中。⑥另一人是梅谷，即梅梅谷。《楝亭诗钞》卷二有《十四夜东署看月，与叶桐初、梅梅谷同用才字》⑦诗与尤侗《二月二十八日楫青亭看菜花作，同曹荔轩、彭访濂、余广霞、梅梅谷、叶南屏、朱赤霞、郭鉴伦》诗⑧，都提及梅梅谷，说明梅梅谷是曹寅尤侗二人交游中的一位唱和朋友。
（3）抄本《北红拂记》卷首有尤侗序一篇，序中有三处提到“柳山”之号。但此序收入尤氏《艮斋倦稿》时凡“柳山”皆改为“荔轩”。⑨荔轩为曹寅之号，且广为友人所知。尤侗改“柳山”为荔轩亦可证曹寅为《北红拂记》的作者。
作者既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曹寅创作《北红拂记》的时间。红学研究中最早著录曹寅《北红拂记》的是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书。在《新证》第七章“史事稽年”康熙三十一年壬申条内记云：“寅尝游越五日，倚舟而成《北红拂记》，尤侗有题记。”接着全文著录“尤侗《艮斋倦稿》卷九叶十六＇壬申＇《题北红拂记》”。查抄本《北红拂记》尤侗序和《题北红拂记》原文内，均无具体时间标记。我据周文引尤侗《艮斋倦稿》卷九叶十六之后特意用括号注明“壬申”的时间，说明《倦稿》收文是以纪年为序，在“壬申”年内收有《题北红拂记》，而非另有所据。抄本《北红拂记》的发现证明《新证》将曹寅创作《北红拂记》的时间断为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是完全正确的。抄本《北红拂记》收入的“柳山自识”中一段文字恰可证明。“自识”云：
……壬申九月入越，偶得凌初成填词三本，三人各为一出。文义虽属重复而所论甚快，第仿元人，但不可演戏耳。舟中无事，公之梅谷同好，因为之添减，得十出，命王景文杂以苏白，故非此无调侃也。庶几一洗积垢，为小说家生色，亦卒成初成苦心也。
于此，曹寅撰《北红拂记》时间可定矣。
二、抄本《北红拂记》前序后跋要点概述
抄本《北红拂记》戏文前有尤侗、毛际可序，柳山自识；戏文之后有胡其毅、杜琰、王裕、程麟德、朱彝尊、佚名者跋文六篇。⑩三篇序文写成的时间均当在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而六篇跋文写成的时间当在戏文成稿之后一年，如杜琰跋文写于“癸酉首春”，王裕跋文写于“癸酉仲春”，程麟德跋文写于“癸酉菊月”。最后一条“佚名氏”的跋文写于“丁丑”，月份、署名均因后半行缺文而佚。癸酉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丁丑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胡其毅跋文居诸跋之首，时间应在壬申十月至癸酉首春之间。朱彝尊跋文没有署明时间，推测应在癸酉到丁丑之间。
综观这九篇序跋内容，可以概括出三个方面的要点：
其一，借题《北红拂记》之机评论北曲南词风格之不同及改编戏曲应该注意些什么。这在尤侗的序中有大段的议论，如序中有云：
案头之书，场上之曲，二者各有所长；而南北因之异调。元人北曲因自擅场，但可被之弦索，若上场头一人单唱，气力易衰，且宾白寥寥，未免冷淡生活。变而南音，徘徊宛转，观者耳目皆靡，甚移人至矣。然王实甫《西厢》一经李日华改窜，几于点金成铁；北之日趋而南也，虽风气使然，宁无古调不弹之叹乎！愚谓元人北曲，若以南词关目参之亦可：两人接唱，合场和歌，中间间以苏白，插科打诨，无施不可，又为梨园弟子另辟蚕丛。此意无人解者，今于柳山先生遇之。唐人小说传卫公、红拂、虬髯客故事，英雄儿女，各具本色……
其二，序跋多批评凌初成、张伯起改编《红拂记》之失。如尤侗序中云：
吾吴张伯起，新婚伴房，一月而成《红拂记》，风流自许；乃其命意遣词。委殊甚：即如《私奔》一出，“夜深谁个叩柴扉”，齐微韵也；“颠倒衣裳试觑渠”，鱼虞韵也；“紫衣年少俊庞儿”，支思韵也。以一曲而韵杂如此，他可知矣。浙中凌初成，更为北剧，笔墨排奡，颇欲睥睨前人；但一事分为三记，有叠床架屋之病；体格口吻，尚仿元人，未便阑入红牙翠管间也。
毛际可亦有同感，序中云：
张伯起《红拂记》，牵合乐昌公主事。如传红绡伎者，附入红线以为掩映生姿，何若直书本事之为当家乎！至若凌初成易南曲为北曲，三人各分一出，可置几案而不可以登街心毺，谓其义意重叠故自。
余不引录，文意大同则小异。由诸序跋的议论批评间可以看出曹寅撰《北红拂记》的背景和创作的动机来。
其三，诸家序跋高度评价曹寅《北红拂记》的创意和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功。其间或有溢美之词，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北红拂记》的内容实际。尤侗序文中云：
……柳山复取而合之，大约撮其所长，汰其所短，介白全出自运，南北斗笋，巧若天成；又添徐洪客《采药》一折，得史家附传之法，正如虎头写照，更加颊上三毫，神采倍发；岂惟青出于兰，冰寒于水乎！柳山游越五日，倚舟脱稿，归授家伶演之，予从曲宴得寓目焉。既复示余此本，则案头之书，场上之曲，两臻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