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遍红楼-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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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游越五日，倚舟脱稿，归授家伶演之，予从曲宴得寓目焉。既复示余此本，则案头之书，场上之曲，两臻其妙，虽周郎复起，安能为之一顾乎！于是击节欣赏而题其后。
　　又如，朱彝尊跋中云：
　　吴人好填词，然如张伯起之《红拂》、陆天池之《西厢》，一俗不可医，一腻不可近。兹得柳山主人改作《北红拂记》，铸词则浓淡皆工，衬字则铢两悉称，甜斋酸斋不得擅美于前矣。
　　再如，毛际可序中评云：
　　柳山先生出游越中，于两日内删改为十出。词曲、宾白无不穷工尽致，且同一侠也，李靖侠而爽，红拂侠而慧，虬髯侠而愤，洪客侠而高，即越公下追寻之令，亦具咄咄英雄本色。譬若张乐洞庭不可杂以凡响，写千寻绝壁不可缀以细蕊柔条，尤非伯所能梦见也。
　　除了上述序跋中的评论之外，抄本《北红拂记》的天头上还有65条硃笔批语评及戏文。从批者姓氏看，有尤侗批语22条，毛际可批语30条，朱彝尊批语13条。从批语位置看，第二出有批语5条，第三出有批语11条，第五至第六出有批语26条，第七出有批语5条，第八出有批语6条，第九出有批语2条，第十出有批语5条，第十一出有批语5条。这65条殊批文字言简意赅，紧扣戏文内容。例如，第二出“朝回”，戏文开头是：（旦持红拂上）自我介绍身世，在这一段戏文上有殊批：“毛（际可）云：写来历原自不凡”。下面是＇仙吕赏花时＇（旦唱）一段文字上有殊批：“尤（侗）云：世态炎凉开口道尽”。在“拂尽了俗尘缘”句上又有“朱（彝尊）云：一呼拂子，便有许多关合”的殊批。各出戏文上的殊批大类如此。限于篇幅不复赘引。
　　三、抄本《北红拂记》的“底本”与抄录年代
　　所谓“抄本”，版本学家有相当严格的“界定”，可参阅《古书版本常谈》　中的解说。研究者凡遇到抄本，都要对其纸张、墨色、印记做一番鉴定，以别真伪。同时，研究者还要对抄本的流传承续的“历史”做一番调查研究。这个过程虽然比较复杂，但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过程。
　　抄本《北红拂记》发现之后，我首先鉴定了纸张、墨色、印记，可以肯定为清末至民国间的写本，而非近二三十年内的新抄本。随后我查阅了许多部清代戏曲方面的目录专书和相关的戏曲专著、论文和数种红学专书，核实前贤与时彦究竟有多少著录及著录的内容。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戏曲目录专书如姚燮的《今乐考证》（线装，抄本）、傅惜华的《清代杂剧全目》、黄文旸原本《曲海总目提要》、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辞典》及周妙中的《清代戏曲史》等专书中，均无《北红拂记》抄本、刻本的记录。除了红学大家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根据尤侗《艮斋倦稿》卷九所收《题北红拂记》全文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卷八著录了曹寅所撰《太平乐事》、《北红拂记》二杂剧。庄先生在《北红拂记》条下考云：
　　此戏未见著录。钞本。署名柳山。其他戏曲书簿未见著录。仅见《剧说》并《艮斋倦稿》卷九《题北红拂记》。凌濛初亦作《北红拂》，系《红拂三传》。清初刊本有鹊（玉）亭主人《北红拂》一种，凡十折，即尤侗所题荔轩本，为曹氏作品。未见流传。惟此钞本见藏文化部艺术局。
　　这段考文的重要性有两点：一是《北红拂记》有“清初刊本”，只是“未见流传”；二是“惟此抄本见藏文化部艺术局”　——即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内所发现的这部“邵锐手抄秘籍”。
　　那么，邵锐手抄的《北红拂记》的底本是据于今“未见流传”的“清初刊本”抄的，还是据某部手抄本过录的呢？起初，我认为两种可能都有，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邵锐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科长”，极有机会从故宫博物图书馆所藏罕见的《北红拂记》的抄本或刊本“录副”自藏。特别是抄本《北红拂记》内钤有多方“杭邵锐手抄秘籍之记”印章，其中“秘籍”二字令我向这方向猜想。但是，在我仔细检阅邵锐的手抄本时竟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即抄有《北红拂记》的这册抄本末页紧靠书脊处写有一行文字：“癸未九秋从吴县潘氏藏车氏遗集稿本录副，杭邵锐记”。文字上方钤方形阴文“邵锐”二字印，下方钤方形阳文“茗生”二字印。从这段题跋中可以确认两点：
　　（1）邵锐手抄《北红拂记》底本是“吴县潘氏藏车氏遗集稿本”而不是“未见流传”的“清初刊本”。
　　（2）邵锐手抄《北红拂记》的时间是“癸未九秋”，合之公元纪年是1943年的10月至11月间。
　　吴县即今江苏苏州。潘氏是当地书香名门，其家藏书历史可以上溯到清乾隆年间的潘奕隽。其后传至咸丰年间有著名学者潘祖荫（1829—1890）承继先人的藏书传统。再其后有潘承厚（1904—1943），潘承弼（1907一？）兄弟二人相继拓展，藏书达20余万册，成为清代中叶至民国间著名的藏书之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潘承弼曾受业于著名戏曲家吴梅门下。故在潘氏藏书中收有《北红拂记》等一批戏曲稿本是绝不奇怪的。　至此，我们可以说邵锐手抄《北红拂记》的传流承续脉络是清楚而可信的。
　　四、抄者邵锐家世生平说略
　　今天，当我们有幸读到曹寅撰《北红拂记》的时候，首先应该向60年前不辞辛劳为我们“手抄”和珍藏这部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曲本的邵锐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我因心存此念，当发现抄本《北红拂记》之后，我用了不少时间去图书馆查阅有关邵锐先生的传记材料，以求弄清他的家世生平，乃至他抄录《北红拂记》及其他戏曲珍本的真实经过和目的。
　　在《邵锐手抄曹寅（北红拂记）的发现及内容》的报告中，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只粗略地介绍了《北红拂记》抄本的概貌。实际上，邵锐手抄的戏曲珍本共一函五册，由于每册上没有标明前后次序，很难确定哪一本是第一册，哪一本是第二册。我只是依当时打开函套后的排列次序认定《娇红记》是第一册，《牧羊记》是第二册，《红纱》（内有《碧纱》、《挑灯》）为第三册，《玉梅亭传奇》排在第五册。《北红拂记》排在第四册首篇，后有《帝妃春游》（小泉程士廉撰）、《汾祠记》（少芸生填词），合为一册。但是，我从这五册抄本的钤印、题记内容看，邵锐当年抄录这些珍本时是用散装纸，抄完后又加合订为一册。例如，与《北红拂记》同在一册内的《帝妃春游》有题记云：“苍龙在庚辰孟秋既望杭人邵锐迻录于京之菰香馆”，下钤方形阳文“邵锐抄录之记”。又如，在《挑灯》（全名应是“小青娘挑灯闲看牡丹亭”）末页题记：“龙在庚辰祀灶前一日杭州邵锐茗生据倘湖小筑本迻写”。《娇红记》一册末则记“辛巳邵锐迻写”，下钤方形阴文印“邵锐字茗生”。庚辰为1940年，辛巳为1941年，而《北红拂记》记为“癸未”，则是1943年。1941年所抄《娇红记》恰为一册，而1940年所抄的《帝女春游》、《汾祠记》篇幅较少，故与1943年所抄《北红拂记》合为一册，显然是为了各本厚薄一致而采取“配装”，绝不是按抄录年份装订。由此可见，邵锐在抄录这些戏曲珍本时非常用心、细心，而诸多题记也为我们后人考察抄本的抄录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那么，邵锐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据我目前已经查到的资料看。邵锐是浙江仁和（今杭州）人，1905年生。字茗生，斋号“澹宁书屋”、“菰香馆”。青年时就读北京通才商业学校，并从这里毕业。曾任黑龙江省财政厅秘书，北京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为考古学社社员。著有《宣炉汇释》、《衲词楹联》。从其所抄戏曲珍本情形看，邵锐本人对戏曲亦当非常熟悉和热爱，或为近代戏曲专家。
　　在邵锐手抄的五册戏曲珍本上我还看到钤有“邵章长寿”、“伯褧”、“伯褧七十已后作”三方印记。经查核，邵章乃邵锐之父，字伯炯、伯纲，一字伯褧，号倬盒、倬庵，又署崇伯、旧史馆。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留日，毕业于法政大学，善书法。著有《倬褧遗稿》、《云踪琴趣》（词集）、续录《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邵家在杭州亦属诗书名门，与著名学者邵懿辰为本家，其弟邵羲亦有传，绝非“寻常百姓家”。
　　在此还特别需要补充两点：一是《北红拂记》究竟是十出还是十一出？二是《北红拂记》戏文的具体内容问题。第一个问题，抄本上作十一出，除第一出无标目外，第二出标目“朝回”，第三出标目“谒见”，第四出标目“私奔”，五至六出无标目，第七出标目“观棋”，第八出标目“赠家”，第九出标目“采药”，第十出标目“传书”，第十一出标目“沥酒”。但是作者“柳山自识”说仅得“十出”，其友人毛际可，程麟德在序跋中亦说是十出，而非十一出。此外，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考记清初刊本“凡十折”。据此似乎可断定曹寅当日撰《北红拂记》只有十出，抄本中的第五至六出，应为一出，缺标目，抄者未经核对误为“十一出”。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曹寅当日确只撰十出，但后来兴犹未尽加写一出于后，实为今日所见抄本之面貌。我的认识较倾向前一种判断——应为十出。造成这种错乱现象究竟是车氏遗稿本就存在还是邵锐过录时不慎而造成的呢，因无证据不敢遽定。倘若吴县潘氏所藏车氏遗集稿本仍在人间且公之于世，他日定当勘对原藏，以大白于天下。
　　至于《北红拂记》戏文具体内容，尚需研读、标点、待整理定稿后全文公布出来，以待赏评。且本文已经较长，无法容纳戏文，祈请读者谅之宥之。
　　五、抄本《北红拂记》的文献价值及其他
　　曹寅是清初文坛上一位奇特的天才人物。他独特的家世、地位，以及他的天才和创造，使他有机缘同当时的一流学者文人相识相知，诗酒往来，交谊甚深。而他博闻强记的头脑和海纳百川的胸次，又使他的学问得到拓展和升华，成为当时文坛上一位令人瞩目的人物。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独特的家世与地位，乃至他的早逝，又使他在清初文坛上一闪即逝，远离了人们的视线，而成为一个有“踪”无“影”的小人物。
　　曹寅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是从20世纪初新红学开创之际开始的，他沾了孙子曹雪芹的光。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曹寅在红学、曹学研究中的地位、价值，仍然没有得到更广大的研究者足够的重视。尽管“千山曹寅”四个字价值万金，成为祖籍争论的“顶门柱”，但他的成就对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深刻影响却被许多研究者冷淡了，疏远了。
　　至此，我忽然想起了台湾的顾献棵早在1963年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曹学创建初议——研究曹霜和（石头记）的学问》　，文中有几段话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曹学”绝对不是好像抽烟喝酒似的过任何“癖”的瘾，“曹学”是纯正的文艺批评！
　　“曹学”是登大雅之堂的文艺学问。
　　“曹学”应该是我们每一所完全的大学里文学系的必修课，文学院及其他学院的选修课。
　　“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
　　这几段文字写得很有眼光，有激情，也有诗味。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
　　绝好！这才是“曹学”的生命力之所在。“曹学”，“曹学”，绝不能只有“曹”而没有“学”，但也不能只有“学”而无“曹”。惟其如此，“曹学”才能为读者大众所认同、所接受，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曹学”！
　　我个人始终认为曹寅是“曹学”中的一个核心人物，他是“曹学”的支力点。倘若真正使“‘曹学’以‘美’为第一，以‘文学’为主”，仅仅依靠《红楼梦》文本，“曹学”只能仅得其半，另一半的重点我认为应该放在曹寅的文学成就及其深厚的文化意识方面。
　　综观曹寅一生，我看他是充分利用了康熙皇帝赋予他的某些特权去发展自己的文学天地，并取得了非常成功的业绩。他个人的天资与勤奋使他不仅擅书能画，而且在诗词曲三方面成就卓然。今传世的《楝亭集》内收诗最多，词次之，文较少，曲竟然被拒之门外。然而在曹寅自己却认为“吾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　但是在清代戏曲史上，曹寅却没有一席之地，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的看法是：
　　（1）曹寅生前忙于织造事务之外，主要精力放在迎銮陪驾和校书、刻书上。送往迎来和皇上交办的“硬”任务，使他无法分心创作更多数量的戏曲作品，即使创作出来的《北红拂记》、《续琵琶》、《太平乐事》等杂剧，演出的范围也仅在三五好友之间，圈子极为狭窄。　作为戏曲不进入梨园，不能与民同赏，其“寿命”也就可想而知了。
　　（2）尽管清初戏曲已经初见繁荣，但在上层文人中仍然有不少人把戏曲视为“消闲”而已，写戏制曲只是小道末技，是登不上文学殿堂的“俗”事。因此，一些顾及声名或有头有脸的文人即使偶或为之，亦不愿自暴身分，怕辱没了自己的门楣。　曹寅自署“鹊玉亭填词”、“柳山居士”，恐怕也是受到了时风的影响。这种看似“自谦”的署名多少也影响了他们作品的广泛流传。例如，到了20世纪，连戏曲史专家也不知“柳山居士”是何许人，“惟知其约为乾隆时人。”
　　（3）曹寅一向对自己的作品不甚珍惜，甚至随写随弃，加之他的早逝，使仅有的一些作品散失残损，无形之间使他的作品流传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当然，他的作品仅在三五好友中流传，待好友一日仙逝也随之风流云散。
　　（4）曹寅创作的戏曲略少且流传不广，没能为后人广泛认识，因此导致他在清前期的戏曲史上失去了一席之地。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思索一下，这里面似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认为与曹寅的家世（包衣下贱）、地位形同宫内的另一种“太监”（还有皇帝“耳目”之嫌）自有相当关系。老一代与寅相熟相知的汉族文学名士相继去世，而新掌权的一代汉族文士多看不起八旗（特别是包衣人）文人的情况下，曹寅在文坛上的地位与影响也就渐渐消失，这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即使在曹寅还活着的时候，实际上已露端倪。诸如一些汉族文人虽然表面上写了一些序跋，甚至赞赏有加，但他们不少人在刊行文集时又都偷偷抽下了与寅有关的诗词或序跋，恐怕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世态炎凉”了。曹寅自己所说的“树倒糊狲散”，实际上不仅仅指他自己家庭的命运！
　　不论如何，曹寅还是给我们后人留下了这些作品。尽管数量太少，但对今日的研究者来说已够宝贵的了。总可以通过这些作品认识曹寅在戏曲创作上的造诣和贡献。抄本《北红拂记》及其前序后跋、硃批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清前期戏曲研究的内容，而且对深入研究曹寅的个人生平事迹、文学才能，乃至他可能给予曹雪芹创作思想、艺术修养带来的深刻影响，都将是一份可靠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因此，我认为抄本《北红拂记》的存在与不论发现的早晚，都是令人鼓舞的好事。同时，我还认为当今的红学研究不仅要大力提倡吸收新理论、新方法，同时也应当大力倡导学人远离浮躁，坐下来钻进去，为今日和未来的红学研究打下坚实牢固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