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遍红楼-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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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书录》未著录闻喜堂刊本，亦未著录金陵刘文奎刊本及其影抄本。数年前笔者有幸亲睹周绍良先生收藏的影抄本，序作者与题词者名前均署里籍，如序作者为“澄江画翁朱黼”、“三韩继德”。影抄本有京江解半痴所画《红楼梦说梦图》一幅，并有作者“自题诗”，署“二知道人戏笔”。由此可知，《红楼梦说梦》三种版本间的内容不完全相同。
资料搜集既贵心细，尤贵眼明。
2004年10月18日
《红楼梦》与北京话
清代乾隆初年大学问家周春是一位“红楼迷”，他在《红楼梦评例》中对如何阅读和研究《红楼梦》提出不少很有见识的看法。他说：
看《红楼梦》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话京腔尚易，谙文献典故尤难。倘十二钗册、十三灯谜、中秋即景联句，及一切姓氏上着想处，全不理会，非但辜负作者之苦心，且何以异于市井之看小说乎？
这段精辟之论，虽然是对当时人说的，但既使到今天，对广大读者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周春所说的“官话京腔”是指《红楼梦》的语言文字风格的地域性。如李辰冬在他的法文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中所指出的，“以《红楼梦》的文字论，‘北京话’给他一种不灭的光荣；然‘北京话’也因他而永传不朽了。”就《红楼梦》语言文字的整体风格而言，周李二位的见解无疑是对的。如果仔细品读《红楼梦》，我们还可以从小说中找到南京的下江官话和吴侬方言。这种现象除了作者曾经在江南生活过的原因之外，恐怕与小说所描写人物的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例如，小说开篇就从姑苏写起，林黛玉生于苏州，长于扬州，寄居都中，语言中偶有吴侬方言自在情理之中。
人们阅读《红楼梦》、研究《红楼梦》首先接触到的就是语言文字，因此熟悉（通）“官话京腔”的形成历史、结构特点，表达形式，乃至它的特殊文化意蕴，对解读小说思想意涵和艺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早期脂评抄本中有许多特殊用字，准确地传达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情态动作，极具北京话的特色。程高本和近年来出版的某些校订本忽略了原作者用字的特点，将一些鲜活文字改得平淡无奇，虽然更近于白话口语，但却失去了原著文字绵长的韵昧。因此，我一直认为恢复《红楼梦》早期面貌，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恢复它的“官话京腔”，使之成为原汁原味的“北京话”。或许有人认为这样作是一种“复古”，我则认为这是“复”曹雪芹的“古”，而非保留后人的某些乱删乱改。倘若这一愿望能够得以实现，我想总比花了宝贵时间在那里“猜苯谜”要有意义、有价值！
同“通官话京腔”相比，正如周春所说“谙文献典故”需要读者或研究者能耐得住寂寞，坐下来静心地读点书。就一般读者来说，时间、精力和读书条件都有相当的困难，所以这就需要有一批甘心从事学术的人潜心于此。《红楼梦大辞典》的出版无疑为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一部有益的工具书，其功不可没。但是我认为仅仅有这样一部工具书还远远不能满足阅读者的诉求。特别是由于今日人们的生活节奏已经加快，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更加需要通过各种有效渠道和传播形式向大众普及相关的知识。学术固然有它的独特性、崇高性，但学术不能远离时代、远离社会、疏远大众，而就小说《红楼梦》的研究来说更应该如此。从“红学”历史与现状来说，每当研究的内容疏离“文本”，成为政治的、经济的“奴仆”，乃至个人的名利场的时候，这门学问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进而招致大众的轻蔑和诟病，这个教训是沉痛的。本书的写作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完成的。
在“红学”这块沃土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阅读者，我既不想作旧红学的俘虏，也不想作新红学的崇拜者。我走的是自己不断摸索前进的路，尽管它充满了荆棘，甚至有时虎狼当道，但我写的每一篇短文中都努力作到有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感悟、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结论。未来，我仍然要坚持把《红楼梦》一书“探测”下去。正如歌德所说——
“优秀的作品无论你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
2005年12月31日
双松并茂祝瑶峰
——程伟元绘“双松并茂图”
近年来，在北京和台湾省相继发现程伟元的指画《罗汉册》及祝寿图。最近，辽宁省辽阳市文物管理所的文物考古工作行又在所藏文物中新发现了程伟元画的一幅“双松并茂图”。
新发现的“双松并茂图”。是裱在一个七折的雕花立屏上的。画面由两株挺拔枝茂的苍松组成的，下方钤有两颗程伟元的名章。从画面的内容、风格、名章等方面考察，“双松并茂图”同台湾省发现的那幅祝寿图的内容和风格颇一致。又，根据立屏上的有关题款，可知此画是为祝贺王尔烈七十寿辰而作，时间是清嘉庆元年。
王尔烈，字君武，号瑶峰，奉天府辽阳州人。清乾隆三十年（1765）举人，三十六年（177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掌陕西道事、监察御史、内阁侍读充四库全书处及三通馆纂修；嘉庆四年以大理寺少卿致仕，掌教沈阳书院。嘉庆六年卒。据《辽阳县志》记载，王尔烈少承家学，工诗文，善书，宗法羲献。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他的诗文墨迹。这次新发现的立屏，是王尔烈的后人献出来的，除了程伟元的“双松并茂图”外，还有当时驰名文坛的纪昀（晓岚）、翁方纲（覃溪）等人的祝寿诗画。由此可以看出，寿主王尔烈在乾嘉政界、文坛上是有地位和声望的。而程伟元能够跻身于这个行列，足见其非一介平庸的书商。
从现有的材料看，王尔烈是在嘉庆四年离京返乡（元年在京参加千叟宴），程伟元是在嘉庆五年三月后方随盛京将军晋昌作幕。以此推断。王尔烈和程伟元应是在北京相识，“双松并茂图”也应作于北京。
清乾隆五十六、五十七年，程伟元和高鹗曾合作，两次整理并刷印了120回本《红楼梦》，开创了《红楼梦》
版本史上的新时期。因此，程伟元是红学史上一位值得注意和认真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毫无疑问，“双松并茂图”的发现，为程伟元的生平、文才、交游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件可贵材料。
1981年6月25日
傲骨凌霜伴高贤
——程伟元与王尔烈
几年前，我与友人经过一番努力发现了程伟元的一篇佚文和一批有关他生平交游的重要诗文资料。后来，我们根据这批资料写成了《程伟元与红楼梦》一文，发表在1976年10月号的《文物》月刊上。全部资料经过整理、注释后，收录在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印的《红楼梦研究资料选集》第三集下册。
我们从已发现的资料中知道，程伟元于嘉庆五年应出镇盛京（今沈阳）的晋昌（红梨主人）将军的延邀，由北京来到辽东作幕。但是，从乾隆五十七年程乙本《红楼梦》刊行后到嘉庆五年入晋昌将军幕府之间的八年时间，程伟元是否还在北京呢？有什么材料可资证明程伟元在此期间的活动、交游情况呢？我们始终留心这方面的信息，但收获不大。
最近，辽宁省辽阳市文管会在所藏的文物中，发现了一件清内阁侍读王尔烈于嘉庆元年丙辰正月二十三日庆祝七十大寿的寿屏。这件寿屏的第七扇第一行第五幅是程伟元绘的“双松并茂图”。从这幅寿图绘制的时间，我们可知道如下两个事实：（1）程伟元于嘉庆五年前仍然在北京；（2）程伟元与当时在京师官场中的一位朋友王尔烈相往来，其关系较为密切。
关于王尔烈的生平，我曾在《辽阳发现程伟元绘“双松并茂图”》短文中作过一些介绍，后来又查得一些材料，这里略加补充。据《辽阳县志》卷九《乡宦志》和卷十四《文学志》、卷十《选举志》、卷三十四《碑记志》的记载，王尔烈的生平事略，可以作如下概括：
王尔烈，字君武（《清秘述闻》云字仲方），号瑶峰。少承家训，性行纯静，工诗文善画，书法宗羲献。清乾隆乙酉举人，三十六年辛卯进士，殿试二甲一名，授编修、历官御史、内阁侍读，充四库全书处及三通馆纂修。因为辽东掇巍科，以词翰书法著名当世，故誉为“压倒三江王尔烈”，是清代辽东第一人。嘉庆元年，参加千叟宴，蒙赐御制诗、并集古三星图、如意鸠杖等。嘉庆四年，以大理寺少卿致仕，掌沈阳书院，六年卒。
另据《大清中枢备览》（第一册，丙辰冬季奎文阁梓）“乾隆四十七年任掌陕西道事，监察御史加四级。”这可能就是他“历官御史”的根据。他一生所著诗文多散伙，志中所载艺文，或得之碑志，或搜诸遗稿，度不过十之一耳。《辽阳县志》卷三十二《序记志》收序、碑记六篇，卷三十七《诗赋志》收诗十九首。
程伟元“书法效二王”，与王尔烈同。他们在北京相识，所以嘉庆五年赴盛京后，即到沈阳书院任教，这恐怕是与王尔烈有密切关系的。在辽东，王尔烈被尊为“高贤”，而程伟元又被晋昌誉之为“东山冷士”，二人之交谊可谓“傲骨凌霜伴高贤”了！
1983年7月30日
惭愧天涯作客人
——程伟元在沈阳的传说
程伟元因为搜集、整理和主持刊印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一书，而名垂红学史册，深为红学史研究者所重视。近几年来，随着程伟元生平交游资料的陆续发现，有关他的民间传说也引起了民俗学研究者的注意。1982年创刊的《满族文学研究》第一期上所发表的一篇研究子弟书的文章中，记述的几则民间传说，就很值得重视和研究。
（1）“嘉庆十八年（1813）沈阳名士缪公恩等组成‘芝兰诗社’。这个诗社是当时盛京将军晋昌所赞许的，并得到当时住在沈阳的裕瑞、程伟元的支持。”
（2）“1813年后，他（指裕瑞）与晋昌、程伟元同住沈阳，因而缪东麟说他曾参加‘芝兰诗社’活动，是可信的。他是否写有子弟书作品存世，不可考；即使写过，根据他当时的身份与处境也是无法具名的。”
（3）程伟元“作为晋吕的幕僚，曾两次随其来沈，是‘芝兰诗社’的支持者与参加者。1817年左右在沈阳兴办了‘程记书坊’，刻印了许多子弟书。据说他曾有后人留在沈阳。他不只能文而且能诗善画，以指画著称。”
（4）“嘉庆末年，在晋昌支持下，由程伟元等出面，在小南门里办起了‘程记书坊’，稍后，缪公恩与友人合资办了会文山房（沈阳鼓楼南火街路西），曾出版过少量子弟书段，但不久即遭禁止。”
关于以上所引四则民间传说，作者在文章中作了如下说明：
关于晋昌、裕瑞、程伟元以及程与“程记书坊”之关系，笔者最早是听文俊阁老先生以及沈阳名士、原育人书屋老板袁希纯讲的。当时缺少旁证材料，未肯定，后查有关史料，方知程伟元确于1800年至1803年、1814年至1817年以及1822年以后随晋昌作为幕僚住沈阳，其次裕瑞1813年革辅国公后亦一直移居沈阳，可见他们提供的材料是可信的。
在该文注文④中，作者又说：
这里所说的《悲秋》是另一个，也可能就是得硕亭所著的《草珠一串》中提到的《悲秋》。关于它的作者，其说不一。文俊阁听缪东麟讲为缪公恩所作（缪公恩为缪东麟之曾祖），袁希纯、马二琴则听说是程伟元所著。暂从缪东麟说。但子弟书之创作，同一题材，各写一篇、几人同写一篇或后人改前人之作，都屡见不鲜，因而也不能排除《悲秋》与程伟元有关的情况。存疑，待考。
在谈到“芝兰诗社”的注⑤中，作者又说：
有关“芝兰诗社”之史料颇少，仅据文俊阁（缪东麟之甥，生于1875年，他本人曾见过韩小窗等）、衰希纯（其祖母裕瑞之幼孙女）、老刻工关永绥（其父为会文山房之名刻工）、马二琴（名中医，伪满时曾为《盛京时报》撰稿人，参加过《东三省古迹遗闻》编辑工作）以及名国画家周铁衡介绍的有关材料综合而成的。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读完了这些有关程伟元生平研究的重要传说。但掩卷思之，也有几点小小的疑问，愿在此提出来，供研究。
首先，晋昌、程伟元与“芝兰诗社”的关系问题。据《清史稿》、《清实录》、《清代各地将军都统大臣等年表》诸书的记载，晋昌首任盛京将军职的时间是在嘉庆五年（1800）三月至八年八月。嘉庆十八年（1813）为和宁任盛京将军，至十九年（1814）二月。同年（1814）二月后，晋昌接和宁任盛京将军，是为第二次。道光二年（1822）正月，晋吕第三次任盛京将军，此时程伟元已经谢世。按这个时间表推算，晋昌于嘉庆十八年（18＇3）十二月并不在盛京将军任所，自然也就不在沈阳。因此，传说“芝兰诗社”于嘉庆十八年（1813）成立时曾得到“当时盛京将军晋昌所赞许”云云，就有失根据了。
其次，晋昌、程伟元与“程记书坊”的关系问题。程伟元的学生金朝觐于嘉庆二十五年写过一首小诗，纪念他的老师。诗前有小序说：
辛酉、壬戌小泉程夫子居东部，留守将军晋公幕府。余时肄业书院，以及门时亲笔墨，暨先生下世后，求其遗纸，如、片鳞只爪，不可多得。景堂二兄以旧纸嘱题，余喜得见先生手泽，因志数言于巅。时嘉庆庚辰清和月之八日。
金序告诉我们，程伟元逝世于庚辰年之前，而晋吕于嘉庆二十二年（1818）二月已调任伊犁将军。因此，传说嘉庆末年在晋昌支持下，由程伟元等出面，在小南门里办起了“程记书坊”，似乎不大可能。另据程伟元友人孙锡诗云，程为江苏吴门人，他从辽东南下，后来是否又北上办起“程记书坊”也是令人怀疑的。
再次，据晋昌、裕瑞等人的诗文集所载，也找不到一条材料可以作为程伟元参与“芝兰诗社”活动和创办“程记书坊”的旁证。到了嘉庆年间，《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本已广为流传，前有程伟元序，如世间所传“程记书坊”真的是程伟元所创办的，完全不必“真事隐去”，故用“假语存焉”。因此，“传说”的真实性就有点动摇了，需要再核对一下时问表。
1983年2月2日
芳情重奉一枝春
——裕瑞与晋昌
裕瑞是《红楼梦》一书较早的一个读者和评论者。他的《枣窗闲笔》中有一篇《后红楼梦书后》，曾谈到曹雪芹的生平家世，颇为红学研究者所注意。原文是这样写的：
雪芹二字，想系其字与号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汉军人，亦不知其隶何旗。闻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其人身胖头广而色墨，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书中所托诸邸甚多，皆不可考，……又闻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
裕瑞从前辈姻戚“闻”得雪芹为人家况，恐怕比我们二百余年后的某些红学家要“闻”得详细、可靠些，所以我还是有几分相信的。
说起来也真巧，这位裕瑞和《红楼梦》一百二十回的整理、刷印者程伟元的幕主晋昌关系也很密切。清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岁十月，裕瑞获谴，被逐出京城，圈禁在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