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度东风吹世换-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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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发。房遗爱被抓后为了活命，又咬出吴王李恪，结果是玉石俱焚，永徽四年（公元六五三年）唐高宗“诏遗爱、万彻、令武皆斩，元景，恪、高阳、巴陵公主并赐自尽。”
有道是“德风草偃”，王公贵族如此，普通老百姓也是上行下效。唐朝的婚姻观念很开放，《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跟现在的“感情破裂”完全一样。当然，唐朝到底还是男权社会，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但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男人还在离异书上写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从这个“一别两宽”看，男人也很有些“解放了”的轻松感觉。
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当时的地方官正是著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这位素以刚正倔强著称的大儒自然很看不过去，于是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大意是丈夫是好男人，媳妇不是好女人，“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倖甚多”。最后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判决离婚，任这个女人改嫁。
唐朝灭亡，又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五代十国，男人们——野心勃勃的军阀和残暴粗鲁的大兵——再次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角。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让男人又怕又爱的女人也并未绝种。
故事的女主角是一位妓女，男主角是一个大兵，这是一个古代版的“美女和野兽”的故事。妓女侯小师艳名远播，一个小军官是她的常客，但是真正的男主角不是这个小军官，而是他的跟班王景。这个地位低下的大兵没有享受艳福的机会，但却把侯小师记在心中。这场动人的单相思有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如果“结局”真的是“结局”的话）：后来王景不断立功、不断升迁，直到成为石敬瑭的大将。石敬瑭即位时，为了笼络他，要给他一些赏赐。王景这回“终于可以说了”，表示别的都不要，只要求娶侯小师为妻。石敬瑭哈哈大笑：已经是统帅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了，居然要个婊子！不过儿皇帝还是成人之美，把侯小师赏给了他。
“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言情小说一定会这么结尾，可惜生活不是言情小说。尽管王景一片痴情，尽管侯小师妇随夫贵，作了国公太太，可是侯小师还是看不起这个土里土气的大兵。她不但移情别恋，还把王景的金银倒贴给情夫。王景呢？却“知而不怪”，真不知是该佩服他的一往情深，还是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到了宋朝，我们还可以见到这种流风余韵。此时出现了与“吃醋”堪称双璧的“狮吼”。
“狮吼”的典故，源自苏东坡嘲弄好友陈季常的诗：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陈妻柳氏，郡望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
苏东坡人很好，才很高，就是比较风流，陈季常的老婆柳氏生怕把丈夫带坏了，不怎么给他好脸。于是苏赋诗一首，本不过是发发牢骚、开开玩笑，却没想到“苏子文章天下闻”，陈季常从此名闻遐迩，成了怕老婆的典型；柳氏更成为领先时代一千年的“女权主义者”。
南宋以后，理学发达，“怕老婆”不再是主流了，但还是有人怕。据“厚黑教主”李宗吾考证，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就是一个怕婆汉。
戚继光统兵数万，威名赫赫，却每闻老婆大人驾到而惶惶不可终日。部下皆愤愤不平，纷纷表示要为大帅摆平这个泼妇。戚继光被部下所激，命亲兵接老婆入军营。帐内众将皆盔明甲亮，手执利刃，发誓欲杀之。未己，夫人至，见大帅，昂然曰：“唤我何事？”
戚大帅色变汗下，曰：“请夫人阅兵”。
清朝野史也记载了一段怕老婆轶事：
勤果公张曜，为一时名将，勋名赫然。其妻“美而才”，他是个老粗，“就夫人学，执业如弟子。夫人时诃骂之，公怡然也，后遂通知文史”。后任山东巡抚，与属吏辄言其夫人之能，还问大家：“汝等畏妻否？”有人答以不畏，巡抚大人正色曰：“汝好胆大，妻乃敢不畏耶？”这位张大帅怕老婆，看来是“理怕”——服妻之才。
最有意思的怕，当数“怜妻之少”了。当然能做到这步的男人，往往有权有势有钱，可是再怎么样，也没法子“向天再借五百年”。自己鸡皮鹤发，精力不济；少妻青春年少，娇艳可人，“老夫”一来心虚，二来气短，难免不百依百顺。有一曲《桂枝香》，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此类男人的模样：“爱她娇面，怕她颜变。为甚俯首无言，慌得我意忙心乱，看春山顿锁。春山顿锁，是谁触犯？忙陪欢脸，向娘前，直待你笑语还如故，才教我心儿放得宽！”
借曲谈史二则
〔文／秦大路〕
古人云：“王道举，礼乐兴”。如今每年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倒是很顺应这个说法。“王道”与“礼乐”并举共兴，古今皆同此道。这种盛世荣光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目标。2005年春节晚会的大舞台上挂了一副气势恢弘的对联。这副对联的上联为：上下五千年，繁荣盛世庆今日；下联为：纵横九万里，锦绣中华兴未来；横批为：盛世大联欢。这幅对联是否为佳作且不去论他，单就其包藏宇内、舍我其谁的气势，足以让不少人热血彭湃一番。当然，热血彭湃之后，曲终人散之后，“恺撒的归恺撒，洒家的还洒家”（大路一朋友语），现实立即恢复其本来的面目。
因而，所谓盛世的华舞乐章，有如大餐豪宴，偶尔为之尚可，毕竟不能让人酌饮经年。自古以来，庙堂礼乐，往往相伴于王朝的兴亡轮替，并不能逃出“此时兴，彼时落”的宿命。而真正能够长久的是那些百代流传的如丝之琴瑟，若馨之筝鼓。譬如《梅花三弄》，譬如《十年埋伏》，两百年前有人听，两百年后仍然会有人听。
中华古韵，向有十大名曲一说。这十大古代名曲分别为《高山流水》、《广陵散》、《平沙落雁》、《梅花三弄》、《十面埋伏》、《夕阳箫鼓》、《渔樵问答》、《胡笳十八拍》、《汉宫秋月》和《阳春白雪》。据专家考证，这些古代名曲的原始乐谱大都失传，今天流传的不少谱本都是后人伪托之作。这些乐曲被历代乐师冠以十大古曲名，以历史典故为旁衬，从而借古人之旧事以壮声势。大路于音乐并非行家，虽偶尔聆听古曲，却椟珠难辨，反而对古曲背后的逸事掌故的兴趣更为浓厚。今日且以一篇拙贴，重点在于与众友共话古韵陈事之曲直长短，而不在于交流音乐，还望方家达人多多指正。此处权作小引。
【一、被善意无限夸大了的友谊——《高山流水》】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春秋战国时代，郑国人列御寇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无论是“志在高山”，还是“志在流水”，伯牙在曲中每表现某一主题或意象时，钟子期必能领会其意。一日，伯牙与钟子期共游于泰山之阴，逢暴雨，二人止步于岩下。伯牙心情郁闷，于是弹奏了一会琴。琴曲起初表现的是雨落山涧的情景，接着模拟山流暴涨和岩土崩塌之音。每段曲弹奏完毕，钟子期“辄穷其趣”，把曲中意象说的穷极通透。伯牙于是离开琴而叹道：“善哉，善哉，阁下能听出曲中志趣，君所思即是我所思啊，我哪里能隐藏的了我的音声呢？”于是二人成为人生知己。但《列子》中并无伯牙因钟子期离世而从此不再鼓琴的内容。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本味篇》中也做了类似的记载：“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泰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少时而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摔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吕氏春秋》的记述与《列子》的记述大致相当，但交代了结局：钟子期死后，伯牙“终身不复鼓琴”。
《吕氏春秋》虽非信史，但有《列子》记述在前，其内容也并非毫无根据。于是伯牙不复鼓琴一说被当作佳话流传下来。伯牙在当时应该很知名，荀况在《劝学》篇里也曾提到他：“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虽然语近夸张，但大音乐家伯牙的琴技之高是毫无疑问的。
《列子》和《吕氏春秋》之后，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这些作品里，有关伯牙的描述，在内容上更为丰富。例如东汉蔡邕的《琴操》中还记载了伯牙向音乐家成连拜师学习古琴“移情”之法的逸事。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开卷第一篇是《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高山流水》以及伯牙钟子期这一段千古佳话，之所以能在两千多年里广为流传，概因其包含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文化精神在这段佳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明代朱权成的《神奇秘谱》对此做了精当的诠释：“《高山》、《流水》二曲，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志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蕴涵天地之浩远、山水之灵韵，诚可谓中国古乐主题表现的最高境界。然而，伯牙的《高山流水》琴曲并没有流传于世，后人无从领略伯牙所弹之曲的绝妙之处。所以，后人虽不断传颂《高山流水》的故事，完全是“心向往之”，对音乐并无切身体会。
因而这个佳话得以流传的最直接的原因是伯牙与钟子期之间那种相知相交的知音之情。当知音已杳，伯牙毅然断弦绝音。岳飞在《小重山》一词中“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是伯牙当时心境的准确反映。伯牙的绝琴明志，一者做为对亡友的纪念，再者为自己的绝学在当世再也无人能洞悉领会而表现出深深的苦闷和无奈。想那伯牙也必是恃才傲物、卓尔不群之人，他的琴曲曲高和寡，凡夫俗子自然难以领会其乐曲的精妙。所以伯牙才会感到孤独，才会发出知音难觅的感慨。
《高山流水》之所以能被春秋战国的诸子典籍多次记录转载，是与当时“士文化”的背景分不开的。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人才鼎盛。很多士人国家观念淡薄，并不忠于所在的诸侯国。这些恃才之士在各国间流动频繁，他们莫不企盼明主知遇。他们希望能遇见象知音一般理解自己的诸侯王公，从而一展胸中所学。这几乎是几千年来所有读书人的梦想。然而能达到此目标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一生怀才不遇而汲汲无名，有的或隐身市肆，有的则终老山林。由此可见，《高山流水》在先秦时代就广为流传，是因为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是人生遇合的美妙，及人生不遇的缺憾。所以千百年来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了。
这么说来，友谊倒在其次了。所以本篇称，《高山流水》为千百年来被善意地无限夸大了的友谊。能引起人们无限向往的乐曲和友谊，也许并非故事的本味所在。
【二、刺客的高义，名士的绝响——《广陵散》】
《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是一首曲调较为激昂的古琴曲。根据刘东升的《中国音乐史略》，《广陵散》大约产生于东汉后期。据说，《广陵散》这一旷世名曲，因聂政刺韩相而缘起，因嵇康受大辟刑而绝世。因而古曲《广陵散》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聂政和嵇康的两个典故。
《广陵散》的各曲段分别为井里（聂政故乡）、取韩、亡身、含志、烈妇、沉名、投剑、峻迹、微行，与聂政刺杀韩相的整个过程大致相切合。
《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记载，聂政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勇士。当时韩国大臣严遂（字仲子）与韩相韩傀（字侠累）产生了仇隙。严仲子花重金试图收买聂政去刺杀侠累。聂政原本为一市井“屠狗辈”，因要赡养老母，故拒绝了严仲子的厚礼。后来聂政的母亲离世，聂政在安葬母亲之后，对严仲子说自己本来是市井之徒，而严仲子作为“诸侯之卿相”，不远千里，驱车前来以重金邀请。此番礼遇，聂政自然要回报，因此他“将为知己者用”，誓死报答严仲子。严仲子说自己的仇人是韩相侠累。他一直想请刺客去刺杀侠累。但侠累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盛多，周围防卫森严，恐不易得手。聂政随即答应了严仲子的请求。
聂政仗剑只身前往韩国邑都。到了邑都后韩相侠累正在府中。侠累虽然有大量侍卫层层保护，但聂政还是如探囊取物般刺杀了侠累。《史记》中只用了简略的语言描述了惊心动魄的刺杀场面，“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侠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不止，又连杀数十人。聂政最后把剑指向了自己，割面，剜眼，剖腹。聂政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自己而连累严仲子。后聂政被暴尸于市，可无人认得他。韩国国君以百金悬赏提供线索的人。
后来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有刺客刺杀了韩相而被暴尸街头，就怀疑是自己的弟弟聂政所为，于是聂荣立即动身到韩国去探询究竟。聂荣到达聂政的暴尸之处后，认出了自己的弟弟，大哭。聂荣对围观者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他受了严仲子重托来刺杀侠累。为了避免株连我，竟然自破面相。我不能连累聂政的声名啊。”然后聂荣哀恸而死。根据索隐对《史记》的注解，聂荣显然误会了聂政的意图。聂政这么做的目的是保护严仲子，而聂荣以为是为了避免连累自己。但聂荣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以列其名”，以避免聂政成为无名刺客。
聂政刺杀侠累应该是当时非常有影响的政治事件。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说此事后，赞赏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无畏气概，又赞扬聂荣是烈女，一个弱女子，不惜“绝险千里”，从而使聂政得以名扬天下。同时又称赞严仲子“知人能得士”。偏偏无人对侠累的死表示惋惜和同情。
买凶杀人的严仲子，是整个事件的幕后主谋。无论是《史记》还是《战国策》都很中立的提到严仲子与侠累之间的矛盾冲突。例如《史记·卷八十六》里这样说，“濮阳严仲子事韩哀侯，与韩相侠累有却”。《战国策·韩策二》提到，“韩傀相韩，严遂重于君，二人相害也。严遂政议直指，举韩傀之过。韩傀以之叱之于朝。严遂拔剑趋之，以救解。于是严遂惧诛，亡去游，求人可以报韩傀者。”可见当时两人已经水火不能相容。但孰是孰非，谁也不知。
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刺杀一国政要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聂政也许是最凶残的恐怖主义分子之一。根据《战国策·韩策二》的记载，聂政当时还刺伤了正在侠累府中的韩国国君韩哀候。《史记·表》中提到这一事件时，仅一句，“贼杀韩相侠累”。不提聂政的名字，而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