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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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雷利斯基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政治负责人（实际是第一把手），对反“AB团”斗争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的。周恩来也还比较谨慎，说“AB团”的数字明显扩大了。但是，正在这时，米夫到上海来了。当时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的副主任，他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到上海准备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纠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所谓调和路线的。在这个问题上，米夫和雷利斯基早就有明显的分歧。米夫指责雷利斯基“在三中全会上有路线错误”，雷利斯基则申明反对米夫的批评。1930年6月28日共产国际“决定责成米夫同志起草给中共政治局的电报，不解除雷利斯基同志在远东局的工作。”米夫到上海后，两人常发生争执，在对待反“AB团”问题上，两人的看法也不相同。1931年2月19日，雷利斯基在与向忠发、周恩来谈话时，明确表示“不写路线的事实正确与否较为合适，因为不能根据表面消息做判断”。可是同一天，米夫同马雷舍夫和任弼时的谈话否定了第一个代表团的报告，肯定了第二个代表团的报告。
2月19日的谈话有以下记录：
布林斯基（任弼时）同志说，第二个代表团已经抵达上海，要向中央报告去年12月江西发生的一些事件。此外，出差去江西的中央提款员也回来了。……毛是在12月7日逮捕省委的，逮捕后，红20军在一名团长（注：指刘敌）的率领下举行暴动，扣押了军长（注：刘铁超），解除了担负监狱和红军总司令部守卫任务的红军12军一个分队的武装。被释放的省委与红20军一起过了赣江（永阳市），它宣布毛及其好友重新委任的省委无效，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委员会。
在红20军战士的集会上作出决定，撤销出卖革命利益的叛徒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的职务。后来，在省委会议上决定，鉴于毛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声望很高，不对他进行公开的斗争，而同他一起反对军阀。同时，省委派人去各地进行地下活动。通过这种办法它分化瓦解了军政学校，该校约有100条枪落入暴动者手中，部分学员干脆四处逃散。
湘东南委员会尽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还是作出了反对暴动分子的决定：不承认永阳的省委，解除红20军湖南独立师的武装，支持毛等。该委员会还向中央派出了现在的代表团。
代表团（或是提款员——记不清了）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彭、黄（彭的政委）的声明；（2）他们告20军红军战士书；（3）毛给省委书记的信；（4）20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的呼吁书。
朱、彭和黄在声明中称20军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他们指出，以他们为一方同以毛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是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他们是团结一致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毛路线，也没有朱、彭和黄路线——只有党的路线，他们同毛一起执行党的路线，一起同阶级敌人作斗争等等。
在给20军红军战士的呼吁书中，他们说的大体是同样的内容。毛在给省委书记的信中好像要求在审讯AB团分子时让他们提供这样一些证词，证明朱、彭、黄和其他一些负责人都是AB团的积极成员，以便枪毙他们，并将红军的主要干部同他们一起枪毙掉。
信不是出自毛之手，似乎是从原件上抄下的副本。“信”显然是AB团分子的挑拨阴谋，旨在挑起红军领导人之间的争斗。
中央提款员在返回途中（在长沙地区）宣读了毛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军队清洗了约4000名AB团分子，因此他在政治上和在作战能力方面大大加强了。
新来的代表团指出，湘东南党委不认为第一个代表团有权向中央作报告，说该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代表团团长）是AB团分子。它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他曾反对分地、反对湖南独立师的行动、反对暴动的20军、反对枪毙一个明显的AB团分子等。
红20军的情况如何，前来的人不清楚。暴动的团长给中央写信，表示对自己的行动感到后悔，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己的革命功绩，答应服从毛，反对军阀，请求中央因他组织20军暴动惩处他。
谈话记录还写道：“第一个代表团说，被毛逮捕的省委委员承认，他们是AB团成员，不过，他们是在严刑拷打下被迫这样做的（代表团让看了拷打造成的伤痕等）。”
尽管关于江西所发生的一切还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AB团的或受AB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
根据毛、朱、彭等人在东回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并且现在还在一起作战……判断，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他们做得非常狡猾。
政治局已作出决定，赞同毛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方面的路线，但他的行动有些过火。
1931年3月18日，在米夫的主持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有关内容如下：
看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江西十二月事变的全部材料之后，远东局得出以下看法：
1 红20军的暴动、该军解除军事学校和12军部分人员的武装、释放受到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影响的、根据前委的命令所逮捕的省委、逮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同志、提出诸如“打倒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万岁！”之类的口号等，实质上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旨在消灭我党的队伍和红军，消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这一切都是为了便于南京的反革命派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进行的。
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
2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
前委和所有党团组织应该尽一切可能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工人、农业工人、战士和中农）参加这场将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组织清除出苏区的斗争。必须特别重视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军内外对该委员会的领导。
十二月事变表明，苏区的反革命是一股相当大的势力。它依靠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大商人、旧职员等），并受到白区南京反动派的豢养和唆使，开展大量活动，十分巧妙地进行这项工作。反动分子在适应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和渗入我们党、苏维埃、军队和工会机关的同时，在所有这些组织内进行破坏活动，从而便于南京对我们的斗争。同时，反革命分子不惜采取左的和极左的口号来破坏工农联盟、损害党对群众的影响、消灭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指出，反动派不是分散地，而是有组织地，根据周密考虑、严格执行的计划进行活动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的存在和发展的这个事实便是这一类的证据。它对我们的苏维埃运动构成了极大的危险。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就可能产生令人不快的后果。
因此，我们面临着下列任务：（1）消灭反布尔什维克联盟，使反革命不敢再抬头，再渗入苏区境内进行活动；（2）立即把一切反动分子、剥削分子和企业主分子，特别是一切旧职员清除出所有党、苏维埃、共青团、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3）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消灭苏区内的反革命策源地。这是还远没有完成的军事任务；（4）发动和组织城乡阶级斗争。
这个决定全文共3000字，这里只引用了前面的1000字，下面2000字是具体的要求，如立即解散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由前委成立的现省委是享有充分权力的省委”等内容。决定最后要求中共中央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发出新指示。10天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203页）。这个决议比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决定，调门还高一些。中央政治局决议说：“在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
任弼时和王稼祥、颜昌颐以中央代表团的名义，抵达中央苏区后，根据上述决议的精神，推翻了此前项英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时对反“AB团”问题做出的比较客观的通告，于4月中旬以苏区中央局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使中央苏区肃反斗争已经扩大化的错误，更加严重起来。随后，已经承认错误作了检讨的刘敌等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先后被处决；红20军副排级以上干部，一律作为“AB团”的骨干缴械关押，大部被杀害；红20军战士被编入红7军后，不少人也遭批判斗争甚至杀害。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共有4万人，被打成〃AB团”的就有4400余人，也就是说，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打成“AB团”，这给中央苏区和红军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
1931年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后，接替代理书记毛泽东，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1月7日，在他主持下，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使肃反扩大化的趋势一度有所抑制，但是这一错误并未完全制止。中共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1932年5月仍以“AB团”的罪名被错杀。
应当认真汲取历史的教训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特别注明：“这一决议除发给江西中央区外，并发给各苏区。”因此，这个决议不仅在中央苏区造成严重后果，而且对鄂豫皖、湘鄂西及其他苏区都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1931年3月以后，中央派往鄂豫皖的张国焘，派往湘鄂西的夏曦，都是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的精神进行的肃反运动。这个决议发布前，在中国工农红军中，被错杀的只有袁文才、王佐这样的个案；这个决议发布后，一大批红军高级将领先后被错杀，仅载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就有李明瑞、许继慎、舒传贤、曹学楷、徐百川、周维炯、姜镜堂、曾炳春、李文林、柳直苟、程克绳、徐朋人、万涛、孙德清、戴克敏、段德昌、廖容坤、邝继勋、王炳南、季振同、曾中生等21人。由此可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还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在苏联红军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将领被害四五年之前被杀害的，所以并不是受苏联肃反扩大化的影响，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错误。
“反‘AB团’是正确的，错误只是扩大化”这种结论，一直延续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受到人们的质疑。“AB团”原是1926年冬北伐军攻克南昌后，蒋介石、陈果夫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昌成立的一个以反对共产党夺取江西省领导权为目的的反革命组织。“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1927年4月2日，共产党领导南昌群众给予沉重打击，使该组织即行解体，以后没有发现有什么活动。1991年7月，胡绳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307页指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作中共七大结论时说过：“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取得了经验，就会变成好武器。”（见《毛泽东文集》第三集408页）但是事实证明，反“AB团”并不只是“一个错误的侧面”，多年来没有被真正认识和纠正。正因为没有很好地汲取在肃反问题上的历史教训，所以在延安整风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所谓扩大化的错误，直至造成十年浩劫的“文革”灾难。不认真研究和汲取历史的教训，就很难避免重犯同类的错误。
责任编辑 李晨
邓子恢接管武汉纪实·许人俊
1949年春天，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捷报频传。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解放洛阳不久，接着又解放开封古城。
3月初，邓子恢刚在河南开封当选中原地区临时人民政府主席，5月我解放大军百万雄师就势如破竹，摧毁了国民党军队苦心构筑的长江防线，飞越天险，对武汉形成包围态势。
武汉在政治、军事、经济上位置极端重要，是国民党的特别行政市。解放前夕，蒋介石特地指定信得过的“小诸葛”白崇禧指挥58军负责防守，并设有武汉守备司令部。白崇禧和守备司令鲁道源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
然而，当解放军飞越长江、兵临武汉城下时，他们都先后乘飞机仓皇逃离，连国民党武汉市长晏勋甫也毫不知情。武汉三镇，顿时属于“真空期”。晏勋甫市长只好将国民党武汉特别市政府的全部财产和档案清册妥善封存，准备向解放军移交。
6月初，党中央迅即决定组建中共中央中南局进驻武汉市，任命林彪担任第一书记，主要任务是指挥部队继续南下作战，解放湖南、广东、广西和海南岛……第二书记罗荣桓因身体有病治疗，一直未能到任。中南局的党政军工作和接管武汉的重任，自然落在第三书记、兼四野和华中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的肩上。
6月14日，邓子恢接受任命后，立即率一批干部由开封起程，一路风雨无阻，日夜兼程，在18日胜利抵达武汉。
先期进入武汉市的军管会主任谭政和副主任陶铸闻讯赶来欢迎邓子恢，并汇报有关情况。
此前，国民党武汉特别市政府市长晏勋甫，已向新生的人民政府市长吴德峰交权。政权虽然属于和平移交，但整个城市交通已被破坏，城乡联系断绝，商店萧条，工厂停产。粮食极度缺乏，物价上涨，大批人失业，社会治安混乱，无政府主义严重，到处发生抢劫，穷困与混乱笼罩着武汉三镇。
共产党如何接管、治理好这座混乱城市？社会各界人士对领衔人物邓子恢都拭目以待。
好在不久前解放河南洛阳、开封、郑州等地时，邓子恢曾有过组织领导部队边解放、边接管城市的经历，积累有丰富经验。所以到武汉后，他首先确定旧政府所有人员，一律原职、原位、原薪，各司其职，行使城市管理职能。然后，他按轻重缓急，指挥湖北和武汉市党政军上下配合，发动群众，打了一个漂亮的城市接管战。
巧斗奸商囤粮 急解粮食供应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历来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我党我军接管武汉后遇到的第一难题。
解放前，武汉的粮食市场一向由私营粮行控制。刚解放时，一些唯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