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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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谁若说了实话，必定遭到灭顶之灾。轻者挨批斗，重者遭拘留、逮捕、甚至被毒打致死。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可是这个地方的干部、群众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民主可言。
从信阳事件的实际过程来看，“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之后，就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其实，不止封住了信阳人的口，也封住了全国人民的口。从此中国大地静悄悄，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然而，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也就在这静悄悄中空着肚子离开了人间。鸡公山公社旗杆大队一位农民，饿倒了，已经奄奄一息还断断续续地说：“我想吃干饭，我想吃干饭……”直到闭上眼睛，断了气。黄湾大队在食堂做饭的两位妇女。一位妇女的丈夫在大队当会计，没有被饿死。可是她的两个孩子都饿死了。孩子临死的时候叫着妈妈说：“我要吃饭。”妈妈没有办法，眼看着孩子慢慢地死去。调查组的同志问这位妇女：“你们大人没有饿死，怎么把孩子饿死了？”她说：“大人什么都吃，孩子不吃。”另一位妇女怕把孩子饿死，抱着孩子从李家寨上了火车。把孩子放在火车上，自己到下一站含着眼泪下了车。孩子被火车拉走了。要帮她把孩子找回来，可是她说，别找了，找回来也要饿死。调查组的同志无话可说了，默默地掉下了眼泪。饿死人的事不止信阳有，别处也有。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开始让人们说话，因而才得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认识。不过花的代价太大了！
调查研究其本意就是如实反映客观实际，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正常的民主制度。不然，调查研究的本意势必被扭曲。人民公社调查组前期说了真话、实话，遭到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后期“戴罪”又去调查，亲历信阳事件，不能反映实情，说了假话，受到表扬。这个惨痛教训是不该忘记的。
（二）学术与政治
学术、政治这两个概念的涵义辞书中写得清清楚楚，两者是毫不相干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搅和不清，分辨不明。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更是难解难分，常常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 人民公社调查组既不是决策机构，也不是行政部门。而是一群书生对公社化运动进行调查，关起门来研究一些问题，不求别的，只求理解。即使研讨的一些问题、发表的一些见解非常幼稚甚至不合时宜，也无关紧要。况且经过实际调查提出了一些值得研讨的问题。这些问题即使在当时也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就以《内部参考》所列的那些问题来说有许多是值得研讨的，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以阐明。作为高等学校，师生们研讨一些实践中提出的问题，本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提倡和鼓励。事实上，人民公社调查组在1959年5月返京以后，学校党委还是这样做的。当时研讨问题，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出现乱扣帽子的现象，都是以理服人，树立了比较良好的学术风气。可是“反右倾”一来，学术风气一扫而光，骤然变成一场政治风波。正常的学术活动，一夜之间变成反对人民公社的政治事件。这样一来，不仅毁掉了调查研究的可贵成果，而且还打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高等院校中混淆学术与政治的典型事例。历史经验：在学术领域应当鼓励创新精神，鼓励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新见解、新观点。这不仅有利于发展学术，而且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基本条件。
责任编辑 吴思
阿尔巴尼亚动乱纪实·王洪起
众所周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各国政局相继发生了剧变。如果说，以捷克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发生的演变基本上是“天鹅绒式”的，那么，以阿尔巴尼亚为代表的巴尔干部分国家发生的演变则是“急风暴雨式”的，而前南斯拉夫发生的以联盟解体为结局的剧变却是“战争式”的（马其顿除外）。素称“山鹰之国”的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贫穷社会主义的典型”，穷则思变，情理之中，这也是本国人民苦斗煎熬了近半个世纪后做出的选择。但其采取的以“打砸抢烧”为特点的“粗野的、急风暴雨的”剧变方式，实不可取。它带来的后果是：破坏性大、复仇性大、动荡性大。1997年，阿尔巴尼亚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全国性武装动乱，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次剧变的反动。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同当时留守地拉那的5名中国使馆外交官员一起，经历了地拉那武装动乱的日日夜夜。
“金字塔式”集资活动是武装动乱的导火索
事情还要从剧变后阿民主党执政初期的1992年说起。
当年，新上台的民主党政府发起了一场私有化运动，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紧张，银行无力向经营者提供贷款。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公司和个人以贸易实业公司或慈善基金会的名义注册，利用人们渴望通过捷径迅速发财的心理，以高利率为诱饵，大搞所谓的“金字塔式”集资活动。这些机构支付给储民的高额利息并非来自投资所得利润，而是用后来储户的存款垫付前者的利息。如此反复，越来越多的储户成为“金字塔”的塔基，老板则端坐塔尖，牟取暴利。当然，一些在国内外从事贩毒、走私的人也利用这一活动进行“洗钱”。
1996年下半年，一直得到民主党当局支持和保护、反过来又资助民主党取得当年5月议会大选胜利的高息集资活动达到了疯狂程度。这些机构为争夺储户竞相提高存款利率，有的利息竟高达70…100％。广大群众在霍查执政时期，受够了贫穷之苦，今天竟然能在短短数日内获得数倍于存款额的利息，犹如天上掉下馅饼来，心理防线终于被打破。那些日子里，我们目睹高利息集资机构的门前从半夜起就排起长龙阵，有的人等着取利息，更多的人是经不起诱惑而加入储蓄大军，纷纷将一生的积蓄，甚至不惜变卖房屋、土地的所得，全部送到这些骗子手中。据统计，阿全国共有12个大的假集资机构，在全国普设储蓄点，储户多达100多万（其中不乏政府高官和个别外国驻阿外交官，但这些人知道个中猫腻，仅存短日捞得高息就洗手不干了），占全国人口的1／3，总存款额近20亿美元，远远超过国家进出口总额，近乎阿国民收入的1／3。
疯狂的假集资活动使全国金融混乱，国家的宏观经济和投资计划受到严重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6年11月先后派要员来阿尔巴尼亚调查，并向阿尔巴尼亚当局发出警告，要求他们立即采取制约措施。但是，阿当局不但漠然处之，甚至还公然为假集资活动辩护，称高息集资活动“完全是‘人民资本主义’，公民储蓄是他们的正当权利，国家不能利用行政手段压制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钱是最干净的。”这样一来，假集资活动就更加有恃无恐，从而达到了巅峰。然而，眼看群众手中已经没有多少钱储蓄了，一些骗子便携巨款潜逃，或宣布“破产”，储民痛不欲生，有人甚至暴病不起或绝望自杀。他们呼吁政府干预，政府不予置理。
迫于压力，1997年1月中旬，阿政府不得不冻结了几家仍在活动的“基金会”的大约3亿美元的银行存款。随后，民主党利用集资机构的资金大搞竞选、拉选票的丑闻败露。于是，全国广大储民在极度绝望与愤怒的情况下，从1997年初开始，相继在全国各地大城市掀起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群众纷纷走上街头，高呼“我们要自己的钱”、“打倒强盗政府”、“打倒贝里沙”等口号，并伴有打、砸、抢行为，最后发展到难以收拾的武装骚乱的局面。
一直受到民主党打压的社会党及其他反对党出于对民主党及其当局的强烈不满，自1996年大选后曾多次发起和平抗议活动，都遭到镇压。这次他们相互联合，并借助于广大民众就假集资事件掀起的反政府浪潮，提出“经济问题，政治解决”。这样，一次由假集资引发的规模浩大的武装动乱和政治动荡开始了。武装动乱从南方扩展到全国 阿尔巴尼亚的这次动乱首先发端于南方，作为阿第二大海港的发罗拉则是主要据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执政时期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大多来自南方。而南方“石头城”吉诺卡斯特则是已故领导人霍查的故乡。被民主党取缔的阿共产党一直在南部地区活动。由劳动党演变而来的社会党在发罗拉等南方城市的势力和影响颇大。另外，南方民众到近邻希腊和隔海相望的意大利打工的“难民”最多，他们把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都存到了“基金会”，受骗上当者居多。
南部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在要求得到经济赔偿的同时，还提出了诸如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等政治主张。面对严峻局势，当局派军队和警察部队前往平息，多次发生冲突，互有伤亡，要求政府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发罗拉市民在被军队包围的情况下，抢劫了市郊区的军火库，成立了武装组织，走上了武装暴动之路。随后，南部沿海地区的德尔维纳、希马拉和阿第三大海港城市萨兰达的市民也纷纷抢劫军火库，掀起武装暴动。
为镇压南方叛乱，阿当局秘密制定了“南部作战计划”，并于3月2日紧急通过了“全国戒严令”，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紧急状态。根据“全国戒严法”，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一切政治活动，实行宵禁；为平息动乱，授权贝里沙总统动用军队；进行军事总动员，军人服役期延长至紧急状态结束；现役和预备役军人如不执行戒严时期的任务。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全国小学停课等。
尽管以梅克西为总理的民主党政府3月2日被迫集体总辞职，但并未缓解民众的愤怒情绪。而戒严令的宣布和3月3日贝里沙强行蝉联总统的行为，则进一步激怒了全国百姓。南方武装力量在被民主党解职或被勒令退休的前军官的指挥下，在坚决要求贝里沙下台的呼声中，迅速向北推进，坚称“武装进军地拉那”。一个又一个军火库被抢。反政府武装力量控制的地区很快由南部沿海地区扩大到吉诺卡斯特、贝尔梅特和中部的培拉特等地，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便扩大到距离首都地拉那仅60公里的策里克市。被派到南方镇压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军警部队，大多表示不愿向“自己的兄弟”开枪，有的部队把武器，甚至把坦克、装甲车、巡逻艇拱手送给武装民众，有的飞行员驾着米格战斗机逃往意大利，许多军人或投降“起义军”，或自愿“解甲归田”。在此期间，一些公检法机构遭到袭击，并陷入瘫痪；监狱被劫，大批刑事犯出逃；全国各地拿起武器的抗议者各自为政，无人过问，喜欢玩枪的到军火库拿上几支背在肩上，满街乱逛；南部费里区的一些有放射性的军事装备流失到民间；大量建筑物被烧、被毁；银行抢劫案和拦路抢劫事件频频发生……政府失去了对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
自1997年3月初起，外国商人就纷纷离开阿尔巴尼亚。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驻阿大使馆也将外交官家眷和无紧急公务的一般工作人员送回国内。“美国之音”在每天数次的广播中，急切地呼吁分散在阿各地的美国“和平队”队员速与美驻阿使馆联系，以便分批尽快撤离。美国国务院下令160名驻阿外交官及其家属搭乘飞机离阿。美国军方则下令位于亚得里亚海上的战舰群做好准备，负责撤离旅居阿的2000名公民；英国外交部也宣布，它正在安排从阿撤走120多名英、爱尔兰以及英联邦的侨民。地拉那的上空天天听到军用直升机的轰鸣声，其中大多是来接运本国在阿公民的意大利和美国飞机。这一切，进一步加剧了笼罩在整个阿尔巴尼亚的紧张气氛。
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特别是反政府武装力量的逼迫下，贝里沙总统终于不得不同意与社会党组成联合政府，向以社会党为首的反对派做出一系列让步。3月9日，总统贝里沙与10个主要政党负责人举行圆桌会议，制定“民族和解纲领”，同意提前举行议会大选。3月11日，贝里沙任命吉诺卡斯特市市长、社会党人巴什基姆·菲诺担任“民族和解政府”总理。但是，各党派就政府组成相互扯皮、讨价还价，人员名单始终定不下来。原以为局势会很快出现转机，但事与愿违，首都地拉那的局势却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
地拉那湮没在枪声中
3月12日，地拉那枪声彻夜不停。西南郊的一座军火库及西北郊的一座兵营遭到抢劫，大量枪支弹药失散于民间。当天下午4时左右，地拉那空中传来了急骤的步枪声、机枪声，偶尔还夹杂着爆炸声。显然，阿尔巴尼亚南部的武装动乱已经延伸到了地拉那。密集的枪声彻夜不断。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围墙外居民楼的窗口里也冒出串串火花，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一连串枪声。
中国驻阿大使馆立即发布命令：所有馆员，包括新华社记者，除非不得已，严禁外出。为防万一，使馆还给大家发了工人施工用的安全帽。
地拉那的人们在整夜的激烈枪声中迎来了13日的晨光。或许因为响了整整一夜的枪声，清晨枪声稀少了一些，然而浓重的恐怖气氛却始终笼罩着全市：大、中、小学一律停课；政府机关停止办公；商店停业；不论家门，还是校门、店门、机关大门，全部紧闭。街上几乎没有行人，连警察也不见踪影，偶然一辆汽车飞驰而过。地拉那简直成了一座死城，成了一座没有设防却几乎家家都有枪支的城市。中国使馆西墙外的一片空地上停着一辆带篷卡车，车旁站着两三个背枪的人；北墙外的居民楼群中也停着辆汽车，车上的人正向居民发放武器，同时还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他们提供枪支。
这一天，阿尔巴尼亚全国唯一的首都国际机场一里纳斯机场关闭了；阿尔巴尼亚与周边国家的所有海关关闭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茹拉利携全家老小出逃意大利；贝里沙总统躲到了停泊在亚得里亚海上的意大利船上；地拉那使馆街两头及各外国使馆门前的警察踪影全无；都拉斯海港400人强抢一艘商船，逃往意大利；全国各地传来盲弹造成人员伤亡的消息，地拉那市郊发生多起抢劫事件。
当天晚上，又传出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地拉那的3座监狱同时发生暴动！
3月14日仍是在激烈的枪声中来临的。东方刚刚出现鱼肚白，地拉那西郊的“南昌工地”便传来了被抢的不幸消息。
中国南昌对外工程总公司于1995年中标承包了马来西亚投资兴建的阿尔巴尼亚住宅项目工程——地拉那卡姆扎住宅小区的740套、占地800亩的民用住宅。该工程位于地拉那市的边缘地带。开工一年多来，工程进展比较顺利，已经完成多座楼房的主体工程。
从12日起，为了保护工地，工人们在工地周围挖了一道壕沟，筑起铁丝网，以免遭到冲击。14日凌晨，工地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雇用的阿尔巴尼亚工人刚刚起床，一大群阿尔巴尼亚人就持枪来到工地大门口，推倒岗楼，一面朝天开枪，一面往里冲。工地雇用的少量保安人员根本无法阻止，也不敢阻止。这些来路不明的抢劫者，大喊大叫，见什么就拿什么，发疯了一般。随后，更多的阿尔巴尼亚人，多达上千人，有的开着汽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