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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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骸拔颐且蚨彭裁鞑靠拐喂ナ疲腋阋桓鋈挝瘢贸乱恪⑺谠！⑻氛鹆值拿澹葱鸥彭裁鳎什客督怠Ｒ吹猛ㄋ住⒖谟锘阌谖仪跋卟慷酉虻腥斯悴ァ！蔽蚁群笮戳似咂悴ジ澹�12月上半月，仅《劝杜聿明投降书》（这是粟出的题目），我就写了4篇。
12月17日，粟裕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看。这是1948年12月16日24时毛泽东给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电报，全文如下：
（一）黄维被歼，李延年全军退守淮河南岸。
（二）我包围杜聿明各部，可以十天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
（三）向杜、邱、李连续不断地进行政治攻势，除部队所做者外，请你们起草口语广播词，每三五天一次，依据战场具体情况，变更其内容，电告我们修改播发。
我将电报交回。粟裕对我说：“庄重同志，对杜聿明集团口语广播词的起草任务就交给你了！”这是命令，我欣然接受。我说：“我又写好一篇《劝杜聿明投降书》，粟裕接过稿子连看两遍。说：“好！合乎要求，就这样发吧！”他在稿纸上写了一行字：“急。即发新华社总社速送毛主席。”末了署名粟裕和日期、时间。然后他对我说：“你请张参谋长看看发出。”我马上去见张震参谋长，张说：“粟司令已审阅同意签发；我就不看了，我要军台发，毛主席可以很快看到。”
17日当天，新华社就播发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这是我写得最快、总社播出最快的一篇稿件，也是毛主席亲笔为我修改过的第一篇稿件。我心中非常高兴。
第二天上午，我拿了原稿回到前线分社编辑部，大家对照总社播出稿，学习毛主席是如何修改的。
（一）毛主席把题目改了。用“敦促”一词比用“劝”好。还加了个“等”字。
（二）此文开头，在“杜聿明将军”之下，毛主席加写了“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
（三）此文后面署名，毛主席并列改写为“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还有几处，毛主席作了技术性的修改。
经过学习毛主席的改稿，我深深感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低，没有总揽全局来写这篇广播稿。
我还要说一下关于手迹问题。
上文已经说过，手迹是孙书明的。
45年前，孙书明与我谈起《毛选》上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是我写的，不是毛主席著作。”我简略说了写这篇东西的过程。孙书明接着说：“这事与我有关，那天，我在总社机要室值班，总参三局来电话，说淮海前线给新华社总社发来一篇急稿，是军台发来的，是密码电报，不能给你们，我们口传，请你们笔记。我连忙拿来稿纸，对方一字一句地口传，我一字一句地记，稿子题目叫《劝杜聿明投降书》。”
我的手迹在哪里？我的手迹被封藏在大别山的山洞里。
上个世纪某一年，因轻装备战，南京军区将历史档案资料包括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当时负责人为沈定一）的存档稿件，（沈定一说内有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原稿）清理打包，运往大别山藏在一个山洞中，洞口密封，外堆泥土，植树种草，隐蔽起来。因未作标志，后来军区几次派人去取档案资料，却找不到那个山洞。1985年夏，我与新华社高级记者阎吾曾专程赴南京寻找，也空手而返。我想，天长日久，洞中阴暗潮湿，那些档案资料，大概早已腐烂成泥了！
我手头有一本1964年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竖排精装本（合订一卷本），其卷首“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的《本书出版的说明》，却写于1951年8月25日。由此可想而知《毛泽东选集》在1951年8月就已经编成。“出版的说明”中说：“选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经著者校阅过”。又说，“本选集有两种装订的本子”，一种是合订的一卷本，另一种是四卷本。
《毛选》第四卷出版于1966年3月，迄今40多年过去了，为什么我不早提出《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是我写的，推迟43年才提出来，原因很复杂，一言难尽，概括说来有两个，一是害怕，一是期待。怕是害怕惹火烧身，株连“九族”。毛主席是世界伟人，比封建皇帝还皇帝。毛主席的书被称之为“红宝书”，林彪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谁敢说一个“不”字。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打人“牛鬼蛇神”行列，“只许老老实实”，进行“脱胎换骨”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文革”中被批斗、打嘴巴、罚跪，腰椎被踢断。几乎被打死，我还能说什么。
再说期待，期待什么？
期待毛主席有一天能发现校阅时的疏漏，自己提出来改正这个错误。
期待《毛选》的编者、出版者能发现这个错误，采取适当方式予以更正，以示对读者负责。
期待粟裕、张震、廖承志、廖盖隆、邓岗等知情者能为我说一句话，问题便可解决了。
我默默无语地期待着、期待着……一年又一年飞逝而去，《毛选》四卷出版了多少年，我期待了多少年。我终于失望了，不再期待下去。
今天，我亲爱的祖国给予我新的力量，我又勇敢起来，敢于直言了。
宪法和法律保障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我要出版一个文集，将我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收进去。我的自传也要写上这件事。这叫做顺理成章，物归其主。
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的一个易解而又费解的谜，现在解开了！
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真实的历史。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分配·石福庆
1966文化革命开始，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也同时停止。1966年、1967年、1968年的三届毕业生都滞留学校。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三十多岁，最小的也有二十三四岁。这么大的年龄不能参加工作，还需要家庭继续供养，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们不得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分配”自己的工作。我是在清华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的毕业生之一，现在回忆这段事情的经过。
我贴出了要求分配的大字报
我们1960年考上清华大学，学制六年，按正常情况应该于1966年毕业分配工作。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律留校参加运动。开始我们是比较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半年多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被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推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了，在清华召开了30万人对王光美的批斗会，罗瑞卿被装在箩筐里抬到清华大礼堂挨批斗……清华党委成了“黑帮”，整“黑帮”的工作组又因“执行了错误路线”撤离了学校。整个大学由红卫兵组织自己管理。但不久，清华学生红卫兵组织又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简称“团”派）；另一派是清华大学红卫兵井冈山“4·14”兵团（简称“四一四”派）。两派天天用毛主席语录打派仗，以致后来发生百日大武斗。毕业班的学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对文革的有些事不理解，特别是对两派斗争很厌烦，还怕这样拖下去丢了专业，都迫切希望早一点奔赴工作岗位。
大概在1967年的春天，我在团派总部（航空馆）的墙上给团派负责人贴了一张大字报，希望他们关心我们66届毕业的毕业分配问题。我是四一四派的，为什么贴在团派总部呢？因当时中央领导对清华团派比较重视，蒯大富经常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林彪、江青、陈伯达和一些中央领导的接见。可以说，当时团派是清华掌权的，四一四是在野的。
66届毕业生串联会
我的大字报贴出后，除个别有不同意见外，多数人支持我，有本系，外系，甚至有外校的，都来找我讨论。为了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我先组织了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串联会，后来又组织了北京市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和全国66届高校毕业生串联会。串联会的宗旨是为争取66届大学毕业生能早点毕业分配工作。串联会的活动是向清华大学人事处学生科的老师、向北京市文教组的张琳、杜志彬（他们文革前都是具体负责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请教。还学习文革前中央关于高等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有关的文件，了解毕业分配是怎么一回事，毕业分配的程序是什么。
在请教学习的基础上，给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和北京市有关部门写报告，反映同学们迫切希望毕业分配，早日到工农兵中去的愿望。我们还找了高教部副部长段洛夫和国家计委副主任高云屏等，反映我们的意见。后来又写了如何进行毕业分配的建议。毕业生串联会的办公地点在清华大学强斋二楼南头一个小房间，地方不大但开个会、碰个头还是方便多了。串联会在清华大学、教育部红星楼等处开过几次会。参加这些活动的除了北京一些高校66届毕业生外，还有来自天津、上海、杭州等地的学生。
一次关键的会议
1967年8月上旬的一天，记不清是由蒯大富还是由北京市杜志彬同志通知我，让我找5…6位北京高校的1966届毕业生代表，第二天上午9点在台基厂市府大楼开会。我连夜通知了5位毕业生（清华2位，北航、北大、钢院各一位，他们都是毕业生串联会的积极分子）。第二天8点半我们到了台基厂，一进会议室，见到在座的有蒯大富、聂元梓，还有张琳、杜志彬等。蒯大富向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聂元梓，“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院东方红公社”的王大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他们几人与蒯大富是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他们当时被称为革命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也向他们介绍了我。快9点了，又进来两位，蒯大富介绍他们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组长丁国钰，另一位是北京市革委会文教组副组长李冠英。九点会议开始，由李冠英同志主持，他讲今天请大家来开会是商量66届高校毕业生分配的事，下面请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同志讲话。丁国钰说，你们66届高校毕业生的要求中央已经知道，你们写的材料我们也看到了。中央对66届高校毕业生的分配问题是很关心的。聂元梓同志今天也来了，她对你们分配问题也很关心。今天“五大领袖”都来了，北京市管分配的同志也来了，就是支持你们的要求。丁国钰又讲现在情况下如何分配。我们听了非常激动，我们分配有希望了，我们的奋斗终于有了结果。
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
台基厂会议以后，我们知道中央同意我们66届毕业生可以着手分配了。我们从杜志彬那儿已经看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联合发的文件《关于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央这个文件对全国的毕业生分配都会起作用，这是我们奋斗的结果。跨校的毕业生串联会就完成了历史使命，我们就开始做清华大学自己的分配工作。
我们首先组织负责毕业分配的工作机构。当时校、系两级的领导，甚至到教研组的领导，都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又分成两派，相互打派仗。这个时候怎么组建清华大学毕业生分配机构呢？我向清华的老干部如学生科苗既英等，向北京市负责毕业生分配的张琳、杜志彬请教。杜志彬同志还借给我一本1964年8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学生管理司汇编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调配工作手册》，我看了这个手册，对学校分配机构有所了解，对学校分配机构的大概模式有了想法。我提议，校一级、系一级和各专业教研室都要成立毕业生分配领导小组。各级分配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对等原则，即一名团派，一名四派。学校一级和系一级都是由两派各推一名革命干部，一名革命教师，一名红卫兵，而教研组一级，各派出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
我将这个想法，向有关老师征求意见，经他们同意后，我就去找两派的头头，“四一四”找的是孙怒涛，“团派”找的蒯大富和鲍长康。请他们通知各派选拔一名干部、一名教师和一名红卫兵代表×月×日下午4点到旧电馆211（是力学系的会议室）开会。第一次“4·14”的准时到了，团派的迟到了约半小时，会没有开成。第二次团派准时到了，而“4·14”的迟到了约20分钟，会也没有开成。我急了，再次去找两派的头头，让他们再通知一定要准时到。第三次两派都基本准时到了，还是在旧电馆211开会。这个会我将预先想好的方案，向大家讲一下，似乎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我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成立各分配小组。并强调有关毕业生分配的事情不准带回派里研究，一定要在分配小组里商量。
分配小组虽然由两派的干部老师和同学组成，但大家对毕业生分配工作都是抱着积极负责的态度，不讲派性，工作中合作配合得很好，工作非常认真。他们冒着武斗的战火坚持工作。这使得我们清华大学66届毕业生分配工作比较顺利。
走出学校当工人
1966届毕业生的分配方案，在1965年国家计委联同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确定，经中央批准已经下达到各高校和用人单位。清华大学1966届毕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约2400多人。在正式启动分配后，总的来讲分配工作时比较顺利，到1967年10月底大部分毕业生已落实分配工作单位。
1967年10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1966届本科毕业生和研究生举行了毕业分配誓师大会。在清华大学大礼堂那半圆形的天穹下，回荡着“文革”以来少有的真诚而庄严的声浪。两千多名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在这里宣誓：
我们坚决响应毛席的伟大号召，到基层去，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沾一身油污，滚一身泥巴，把自己改造成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
这一段誓词尽管带有时代的痕迹，但的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
大礼堂的誓师大会以后，同学们陆续地走出了校门：
水利系胡锦涛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本来是1965届的。因他是政治辅导员，延迟离校，也和1966届同时走出了清华园，走向了甘肃刘家峡工程局，成为一名水电建设工人；
无线电系的吴邦国从这里走出来了，他从这里走向上海电子管三厂，成为车间里的一名运输工：
动农系的吴官正从这里走出来了。他是1965年本科毕业后留校当研究生，他从这里走向武汉市葛店化工厂，在车间当了一名仪表操作工；
从清华大学校门，走出了2300多名年青人，其中有108名研究生。他们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忐忑不安，走向了工厂、农村、建设工地……他们拿到的“派遣证”的“职务”栏上，写的都是两个字：工人。
清华，清华，这个工程师的摇篮，摇来摇去，却摇出来了一批工人！当时，工人这个称呼比技术员光彩得多。走出校门以后，他们脚踏实地地从普通工人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数人在企业、在科研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也有一部分人因机遇、性格、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