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7-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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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印，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多数人在企业、在科研岗位上做出了贡献。也有一部分人因机遇、性格、能力、人品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
一批分不出去的毕业生
多数同学走出校门以后，还是有200多人的分配一直没有落实，也就是说没有接收他们的单位，需要再等待着分配。分不出去的毕业生有以下几种情况：
很大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原来他们是都可以分到如二机部至七机部等国家机要部门，而那时他们成了“走资派”、“黑帮”的子弟，那些单位不可能再接收他们。
有一部分是文革中发现有海外关系或家庭出身由“红五类”变为“黑五类”，也没有资格去国家的机要单位。
李黎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父亲李井泉的牵连而被“待分配”，由学校重新联系他的接收单位。他于1968年11月去青海省电动工具厂报到。
桑尔侠：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66届毕业生，原计划分配在二机部绝密单位，因受其岳父龚子荣的牵连而“待分配”，经多方联系，重新分配到辽宁省。他于1968年10月27日到辽宁鹤岗133师部队报到，在北大荒部队农场劳动一年，1969年底分配到沈阳市精密仪表厂当工人。
刘涛，刘少奇之女。清华大学自控系自903班学生。对刘涛的毕业分配问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对校方有明确指示：刘涛的工作不能留在北京，但又要分配在离北京很近的单位，能随叫随到。经过分配小组的努力联系，最后落实刘涛的接收单位是北京铁路局承德机务段。
还有按1965年所确定的分配方案中有180名留校当教师或担任其他工作的名额，当时老师是“臭老九”，大家都不愿意当老师。更是由于在学校两派武斗，文攻武卫，大家都很厌恶这个环境，希望早一点逃脱这“苦海”。许多人不愿意留校，最后只有四十多人留校。也就是说，有近140个本来是留校的同学，要重新确定分配方案。
大部分同学已离校奔赴工作岗位，而待分配的同学现在还走不了，他们十分着急。但要解决他们的分配问题，关键是要落实他们的分配方案，要有接受他们工作的单位。前面说过我们66届分配方案早在1965年就确定了。确定高校毕业生的分配方案不是一件小事情，是要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连同高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到第八机械工业部，还有其他部委和地方政府等部门，经过多次会议商定。对于一个学校有那么多的再待分配学生，困难很大。经过与国家计委、高教部及北京市分配办公室多次协商，我们学校提出了一个办法：分配方案还应该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或接受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这些接受单位由我们自己来跑。于是我们分配小组决定发动各系各教研组负责分配的老师帮助去找接受单位，同时也发动待分配同学自己根据所学专业，到自己老家或有关单位去找愿意接受他的单位（一个同学跑1至2个单位），跑来的结果报到系分配小组，由校分配小组集中统一报到国家计委，再由国家计委下达到接受单位。由于各方面的支持，这些待分配的同学也先后走上了工作岗位。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回忆过“超支户”的日子·詹南生
现在，三四十岁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超支户”是个什么东西。在人民公社时代，有些农户辛辛苦苦干一年，年终决算时，不仅分不到一分钱，还欠生产队的钱。这就是“超支户”。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可以创造剩余价值，为什么劳动者劳动一年不仅拿不到劳动报酬，还欠雇主的钱呢？这是中国改革前的一大奇特现象。
我家八口人，有一个男劳动力，一个女劳动力，一个女辅助劳动力。按生产队评定的底分，我家三个劳动力出勤一天，共挣23个工分。按当时好年景的工分值算，每10分工可得报酬O，6元。这就是说，我家每天人均收入为O，1725元。一年下来，这点收入不够抵还队里分给八口人的粮、棉、油、柴的款项（这是维持生存的最低消费）。生产队对待“超支户”有双重标准。贫下中农的“超支户”，可以“缓期执行”。“阶级敌人”或地富子女的“超支户”，归还超支款是硬任务：“你过去压迫人、剥削人、吸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还想剥削人？”
我当“超支户”近二十年，脏活、重活没少干，大事、小事没少做。托人情、讲好话，大女儿六岁就看牛，十岁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又托人说好话，把看牛的“职位”让给大儿子。1977年收支平衡。能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原因有二：一、两个孩子大了，能挣一定的工分，收入多了；二、93岁的祖岳母逝世，人口少了。摘掉“超支户”这顶帽子欢乐的心情，不亚于后两年的“改正”，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当了二十年“超支户”，每年最紧迫的任务是交超支款。一次又一次的难关，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记忆：
在龙山大队林场的一间简易瓦房里，大队举办“超支户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二十多个人，有人屁股下是半截土砖，有人的屁股下是一个草把，有人脱下自己的破鞋当马扎。除了吧旱烟的“滋滋”声，听不到人们抽气的声息。都全神贯注地默想一个问题：用什么交超支款呢？第二天，学习班继续“斗私批修”，继续与“剥削阶级”彻底决裂。我偶然发现，有三个土砖头上是空位，就低声询问与我并坐的朱凤友，他说是拿出了切实可行的交超支款的措施，提前放走了。他又低声地告诉我：谁拿出了“可行的措施”，谁就随时可放行。第三天，又有无人坐的砖头和草把出现。我一数，剩下十三个人听报告：“……你们不要磨洋工，不要消极对抗，更不要‘带着花岗岩的头脑去见上帝’！我们宽宏大量是有限度的！”这一次，我回老家与堂兄詹方云设法，卖了一间房子给老家的生产队。
过了一年又一年。生产队的办公室里，一盏煤油灯有气无力的亮着。土改时的农会代表、老贫农曹四荣在讲话。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二十多分钟，忽然，话锋一转指向了我：“南生，南生！你的超支款有么打算？要想法子呀！不能把政策当耳边风……钱要积。平常不积，一次要拿出这么多钱来当然就难了！……”找我要超支款，这是天经地义！说我不“积钱”，实在委屈！天哪！我哪里有钱“积”呢？几只母鸡生的蛋，孩子们别想吃，要去换盐！一股无名火终于爆发：“四伯！您说我不积钱，可我也不会偷钱积呀……”结果是老婆出面解和、赔礼，把一间房子抵款到生产队。
又是春耕生产的时候。大批促大干，实现大寨县。生产队的生产资金匮乏。生产队长向大队反映，拟向信用社申请贷款。而得到的批示是：催交超支款。生产队长又奉命开紧急会议。我家是老超支户，当然要还款。钱！钱！我把亲友排队摸底，没有一家“富裕”。在惶恐之中，队长送来一个信息：太慈街曹运松接媳妇缺床。中国有旬俗话，“道士见钱经也卖”。横下一条心吧！感谢老婆的理解，把床卖了。
又是一年春好处。在催交超支款的同时，生产队长送来一条信息：太慈合作商店建楼房，办旅社，需要大批的楼板（那时，乡间没有预制品），“你家要许多楼板作么事？”又在他的关怀下，出卖了两方楼板。再用高粱秆、向日葵秆，填补楼板空缺苟且安生。得的钱呢？全还超支款了。
又一年大年三十，家家忙着过革命化的春节。我正在劈一个桩兜，打算煨煨托食品站会计周井山谋到的一个猪头。虽只有几斤重，猪耳朵、猪口条、猪脑子，可做好几个菜。默想着，这个春节，在革命上可以“化”一下了。“进屋哕，有人来哕！，'这是拙妻的声音。很明显，女低音里含着哀惋。是谁来了？我心知肚明：上次社员会上定我家交超支款30元，他们要钱来了。革命化的春节，可能“化”不起来了。我伸直腰，丢下斧，搓搓手，一脚千斤地回到屋里。队长开门见山：“我们是来收超支款的，把钱交出来吧！”
年关！年关！我在小说里读到的某些穷人度“年关”的情节轮到我了。在沉寂的相持阶段，副队长给我提了一个醒：你跑趟路到吉水去找姚麻子看看，生产队要把30块钱的鱼花钱给他，看他能不能给你过过账？
这倒是一条有点“生机”的路！但此时此刻要跑到吉水，难点是时间问题。估摸已过十点钟了，就是连走带跑，也得下午一点之前到。这么晚，人家会接待我吗？我跑出五里之遥，解开棉衣呼大气，碰上了瓦匠师傅徐伯高，我在他的麾下做过小工。他问：过年了，还往哪里跑？他听了我的原委之后，毫不犹豫地把自行车推向我：快去！快去！
姚麻子热情地接待了我，招呼他的妻子炒饭给我吃，写具了过拨的条据，并串起两条鱼一并交给我：“快回家吧，好好地过个年！”我多么感谢姚麻子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文化现象杂说·吴 江
之一
湖南《湘声报》新年刊登了一篇题为《负伤的知识人》的文章（作者陈远），一开头便说刚过去的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并开列了一张在去年撒手西去的文化老人的名单如下：
蔡尚思104岁，王养冲101岁，骆耕漠、谈家桢100岁，瞿同祖、周尧98岁，陈赐祺、陈振汉、任美锷96岁，王永兴95岁，王叔岷94岁，贾植芳、唐敖庆93岁，王名扬92岁，滕维藻91岁，张芝联、蒋学模90岁，孔德成89岁，彭燕郊、柏杨、王元化、陈述彭、方平88岁，袁可嘉、金提87岁，萧父84岁……士林凋落，触目惊心。
这么些文化老人的逝世是不是“2008年是个文化灾年”的证据呢？我看未必，单从逝世者的年龄来看便可以明白了。这里开列的二十六位逝世文化老人的年龄有四位在100岁以上，有十三位在九十岁以上，最小的也是84岁了。可以说都是“天寿”了，虽然这些人一无例外地都负过伤，我说“一无例外”，因为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反右派”，又有过一次“文化大革命”，对这类文化人布下了天罗地网，逃无可逃，不过负伤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人数也并不完全，粗看一下就可以知道，这张名单里是做学问、弄弄笔杆子的人居多，而且大都在社会上有点声望的。假如把各类文化老人（例如科学家、教育家、医学家、艺术家等等）统统包括在内，则2008年逝世的决不止这个区区之数。中国是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而且已称“老龄社会”，2008年只有这个数的文化老人逝世，不能说2008年就是“文化灾年”，中国文化之灾决不表现在这里。相反，这应当认为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而且逝世者都是如此高龄，足见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条件和医疗条件和过去相比已大有改善。想想在上世纪，像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没有活到60岁，胡适也没有活到70岁，可谓短命而亡，从生理上说，他们的命远不及现在的文化人。
我与文化界人士交往不多，在上面那张名单中，我只认识二位，一是蔡尚思，一是王元化。王元化同志我们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相识，他到北京找几位朋友谈话，约二、三次，我也在内。他晚年整理自己的文稿并着重进行反思，赠我几本书。他大概是到了晚年才被人认为是一个有多方面贡献的学者的。我当面跟他说过：他是现在已很少见的认真做学问的一个人，而我已不可能做到这点了，过去没有根基，如今来日无多。我要比他年长几岁，所以2004年我游上海和杭州时，在上海曾特到他的寓所，对他说：我此行是特来向你告别的，我们彼此都已不便走动，以后恐怕难有见面的机会了。他有点愕然。但万没有想到，他竟比我先离开了这个人世。
蔡尚思同志则是先辈，也恐是我国已少有的真正“国学家”之一。他把图书馆当学校，读书超百家，可谓无所不窥，但为文却十分简约，这正是他的渊博精到之处。他以反封建著称，1992年我写《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略考》一书，向他请教。不久，他来北京时专程到我家当面赐教，那时他大概已是快九十的人了，但看上去身体硬朗。后来他又赠我《自传》一书，我回他一首“打油诗”，记述他的生平，其中有“李贽之后第一人”句，我想这不算是夸大其词。蔡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名教授，晚年已很少露面。大概在他百岁的时候，我曾以文向公众介绍这位老资格的“国学家”，文章连同那首打油诗一并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听说有人向他当面宣读了。
蔡老离世的消息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无人通知我，但不久我听到了一个传说，是关于他死时的吊唁规格问题。按，蔡尚思不仅是我国的名教授，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的副校长。而按中国的教育体制，包括大学在内的多数学校都被套在官本位的行政级别上，复旦大学虽是名校之一，但无独立性，它被套上官制行政级别，仅属于所谓“局级”，而副校长的身份就只是“副局级”，所以蔡的吊唁规格最初是定在“副局长”一级（我不知道“副局长”一级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最后却出其不意，学校竟然收到了两位来自北京的据说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唁电，因此学校赶忙提高了吊唁的规格（我也不知道提高了的吊唁规格是怎样的）。但我必须声明此事仅属传闻，事情究竟如何至今仍不得而知。如果事情果真属实，则中国文化人（包括名教授、名学者等）的社会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之二
《负伤的知识人》一文还说到了他对于这批逝世老人的看法，直击现时的一种时弊，也可说是说出一种期望，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注意。兹将其中的两段话抄录如下：
每一位老人的去世，都会被众多媒体冠以“大家”“大师”之名，这固然表达了人们对这些老人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暴露了这个时代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对老人的尊重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律给他们冠以“大家”“大师”之名，私意以为，对这些老人称之为“文化老人”或许更准确一些。
比如贾植芳。贾先生以93岁高龄辞世。17岁曾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21岁出狱后，流亡日本。先后在国民党的监狱三进三出。1955年又因胡风事件，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的新社会里罹难，被关押12年之久。待平反之时，贾先生已经65岁了。之后虽然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但是用于学术研究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说贾先生名则名矣，要说是“大家”，则只能看作后辈人觉得时代亏负了贾先生，而对先生的一种善意的褒扬了。否则，一个让人费神想上半天也说不出其扛鼎之作的“大家”，岂不是文化的笑话？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可取的，我们这个时代确让人感到有人“患上了严重的‘大家（大师）缺乏症”’，随之就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一些人，大抵是爱文化但未功深的朋友，热衷于捧某些较有名气的文人，称其谓“大家”、“大师”、“泰斗”乃至“泰山”、“昆仑”（意指其学问之大可比“泰山”，其身份之高可比“昆仑”，即“登峰造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