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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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引的资料来源表明，为了构筑一幅作为伦理实践场所的扬州形象，编撰者进行了相当的调查研究。这些资料中就有阮元自己的《淮海英灵记》。这部清代规模最大的扬州府志以忠义为关注焦点，因而这并不是明朝遗民情感的历史继承物的证据。相反，对此应该在一种新的忠义动机的背景下加以理解，乾隆皇帝是这种动机的发起者，出于自己的目的，他鼓励开展一些以忠君问题为核心的传记编撰项目。 扬州府遗民的空间分布，显示了某种令人奇怪的与府城的疏离。扬州遗民中的杰出人物包括曾经做过官的宫伟镠，他是郑元勋的另一位同年，生活在扬州东边的泰州。许多流寓人口，包括费密等著名遗民，据记载都曾经在泰州生活过，或者在不同时期去过那里，到春雨草堂去拜访宫伟镠。泰州盐场也涌现了许多遗民，最著名的就是吴嘉纪。附近的如皋县生活着复社成员冒襄（1611—1693），他在南明覆亡前夕南京的党争中很出名。（冒襄与宫伟镠有姻亲关系，他的兄弟娶了宫伟镠的女儿。）在扬州本县江都的遗民当中，宗元鼎与府城关系最密切，但他生活在城墙之外；他和自己的兄弟看来住在城东的宜陵镇。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忠义之城（2） 在扬州近邻地区，北湖看来是遗民情感的聚积之处，虽然这个地方也许是由于焦循和阮元等北湖学者在扬州方志编撰中的突出影响之故而在文献中占有过份突出的地位。北湖的遗民社区很亲密，在有关其生活的秘密记载中，其相互关系的直接性令人震惊。这些人也不都是男性。隐居者范荃的妻子也持隐居姿态，“椎髻大布”。她是王玉藻长子王方岐的一名学生，喜欢与北湖的隐居者一道吟“词”。几位武举中式者在北湖遗民谱系中的出现，则使关于这个社区的记录多了一种相当勇武的氛围。北湖遗民群体中有一名1640年的武进士。阮元祖上曾在万历年间担任过正兵千户，祖父是1715年的武进士，其他许多亲戚也都拥有武举功名。焦循家族也有人获得过武举功名，他写道：“不祀＇真武神＇者非吾族也。” 在北湖这种乡村地区，遗民可以比在城市里更容易回避参与官方生活。不言而喻，中国的城市属于朝廷。通过某些组织，它在实体上区别于有时甚至是更大的经济繁荣的市镇：城隍庙、府学或县学、府衙或县衙，当然还有城墙，尽管一些战略重镇也有城墙。这些特征宣示着城市与朝廷的关系，就如长袍上的饰物表示某人是官员一样。参与城市就是参与官僚机构，最终就是参与朝政。未经批准的社会组织，比如秘密社会，则更可能以市镇而非国家的行政中心为据点。 城市的仪式意义之重要颇受承认。焦循在描述王方岐的正直人格和对忠义理想的执着时，注意到了他对城市的躲避：“不入郡城，不授徒，不游，不酒食，往来浑浑穆穆，以全其天，精研易理。”另一位北湖遗民徐石麒拒绝出席扬州的文人集会，甚至是宗元鼎、吴嘉纪等著名遗民诗人在场的集会。附近的兴化县居住着遗民陆廷抡，他“十年不入城”。从本质上说，这条伦理规则的要义不是避免社会交往，而是避免向清朝权威在地方上的表现形态致敬。 不过，扬州对遗民学者和艺术家依然有吸引力。久远和新近的历史事件的混合，使清初的这座城市成为反思过去的最佳背景。17世纪60年代，吴嘉纪是扬州的常客，写下了无数关于为家族利益而牺牲其生命的妇女的诗文，其中许多诗文即以1645年的扬州沦陷为背景。乔纳森？查维斯（JonathanChaves）将其解释为对明朝的忠诚的隐喻，这无疑是对的。吴嘉纪的密友孙枝蔚毫不含糊地写道：“烈女即忠臣。”艺术家当中，值得注意的是元代画家倪瓒（1301—1374），他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日益受到艺术家和收藏者的欢迎，这似乎与17世纪后半期的遗民画家尤其有关。元朝及其蒙古霸主和遗民文人，为清初的臣民提供了有其特定条件的相似对象。关于自己那不加渲染的严肃风景画，程邃曾经这样写道：“我很容易把握倪瓒画作中的孤独精神，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生活体验。” 夏天的傍晚，当画家和诗人在城墙外把盏交杯、交流诗文的时候，他们会从以往的踪迹中一致想起王朝的覆亡：鲍照的《芜城赋》，作于这座同名城市在5世纪被毁之后；姜夔对于1133年扬州遭女真人洗劫经历的哀悼：“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李庭芝在蒙古人逼近时英勇坚守城墙直至惨死的故事，正如后来史可法在满洲人面前的作为一样。同样，这些流寓人口和本地人的故乡或者毁于明末的叛乱，或者毁于满洲的征服，在扬州，他们总会看到一些东西向人们诉说着1645年发生的一切。该城东南部某个地方获得了“红水汪”这一名称，根据周生的说法，这是因为那里是“前明用兵之遗迹也，杀人如麻，血流成河”。 对于那些远离该城的人而言，做出一种坚守原则的决定，就意味着某种惩罚，即脱离文人生活的源泉。手稿的交换，画作的完成和欣赏，欢乐的诗会，关于考据和义理之要义的学术探讨，对于精神生活和文学创造力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活动。17世纪后半期，这种活动在扬州颇为兴盛，遗民是重要的参与者。然而，王玉藻在北湖躬耕，以及他的儿子王方魏致力于《易经》研究的形象，不禁让人想起这座城市还是一个谈判和妥协的场所。北湖的遗民可以在前明的余光中渡过自己的余生，扬州的遗民则被无情地纳入了清朝的岁月。他们的生活和社会活动为新的秩序所塑造，后者竟然是那么令人熟悉。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重建和复兴 一、重建和复兴 清初扬州的故事除了作为遗民之城的传奇一面，还有另一个与此对应的平凡的方面，即该城作为行政和贸易节点的重建。有一种推测说，最著名的遗民之一石涛之所以选择在扬州生活，是因为发生在该城的大屠杀为异议的种子提供了沃土。正如乔迅的研究所揭示的，石涛来到扬州生活这一背景，表明这座城市有另一种吸引力。石涛在很小的时候被一名仆人藏在贵州一座寺庙里，当时他的家人都死于这场屠杀，是这名仆人将其救了出来。经过一段流浪之后———包括在徽州呆过一阵和1673年偶然初访扬州———他在南京呆了八年，主要是在一个隐居遗民社区里，然后在1686年迁往扬州。扬州城比南京小得多，他并没有被这座城市打动，认为那里的生活犹如“瓮中之鳖”。在他看来，这座城市还有更不利之处，即缺乏任何吸引人的风景，这种观察可谓十足正确。但南京也有其问题。1685年，石涛曾经在南京画过一册画集拿去出售，“但无人对他感兴趣”。他从1686年起断断续续地在扬州生活，1697年起永久生活在那里，这座城市为他提供了更好的谋生途径。 在与扬州遗民有关的作家和艺术家当中，石涛是一个后来者。与石涛一样，龚贤在南京也有据点，17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有能力在扬州谋生，此后频繁返回此地；自称“扬州客”的查士标显然也是如此，17世纪60年代他至少在扬州短暂呆过，可能从1670年起定居该城。看来在该城被毁之后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内，城市经济已经恢复到了一定程度，以至于人们可以通过教书和出售自己的作品来挣钱。 诗人孙枝蔚提供了一条线索，有助于解释货币经济在扬州的初期复兴。1631年前后，还是一名12岁男孩的孙枝蔚随父亲首次来到该城，但又回到陕西三原故里求学。三原在明末被造反者李自成夷为废墟。明朝灭亡后，孙枝蔚带着妻子再次投奔扬州而来。他们生活在其父亲修建的园林宅邸中。孙枝蔚开始从商，无疑是做食盐生意，很快聚积了上千两财富。但他的财运并不旺盛。根据汪懋麟（1640？—1688）的说法：“旧业日落，遂卖其园居，更僦屋于＇新城西＇董子祠旁，名其所居曰溉堂。”然而，财运的下降并不能掩盖如下事实：他在扬州拥有资源，有能力在那里挣钱谋生。汪懋麟自己出身于休宁的徽商家族，他没有提及孙家是否从事盐业生意，但孙枝蔚在两淮盐法志里出现过，显然食盐是他的财富来源。 两淮盐业贸易的恢复得到了新王朝的密切关注。1645年，清朝第一任两淮巡盐御使李发元颁发了6万份盐引，根据将近三十年前建立的纲法来恢复盐业贸易。最初几十年里，盐业贸易的平稳运行遇到了无数阻碍。灶户逃离盐场，市场由于战争而崩溃，官员们对食盐运输征收超额规费。投资气氛很不宜人。1659年郑成功袭击期间，朝廷试图征集45万两淮盐税收作为防务经费。好几名商人因为没能给钱而被捕，并被殴打致死。不过徽州人很快就自己重建了盐业贸易。当李发元重开盐籍时，明朝灭亡之前就活跃于盐业贸易的徽商闵鼎，立即获得了超过4万引的专卖权。 盐业贸易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影响着扬州流寓遗民社群的规模，以及17世纪后半期艺术的相应繁荣。徽州盐商处于文人传统的文化产品的包围之中。他们当中的艺术行家越多，市场上的业余爱好者就越少。当他们迁往别处时，会随身带上自己的文化习惯，并且往往也会带上自己的艺术家。简单地说，扬州之所以有许多艺术家，是因为那里的艺术品市场很繁荣，至少从康熙初年即已如此。来自太仓的王时敏（1592—1680）是清初正统画派的“四王”之一，他在1666年写道，苏州人大量来到扬州，向一名来自云南的收藏者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这名收藏者“不识货”，雇用了一名中间人，后者通过低价买进画作，再以高价卖给其委托人，赚了不下2万两白银。 为了赞助艺术，徽商还开展了一些意在稳定当地社会和复兴文化结构的工程，或者简单地说，就是创造一座适宜居住的城市。闵世章（生于1607年）是石涛的许多徽人赞助者之一，他“空手”来到扬州，通过为当地人做帐发了一笔“千两”小财。然后他投身于盐业贸易，由此真正致富。从17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在各种慈善活动中非常活跃，比如修桥、资助育婴堂、重建养济院，以及救济“聚集府城”的扬州下属各县难民，当时洪灾连续七年吞噬了农民的收成。 这些活动都在已经得到重建的行政结构的框架之内进行。屠城之后不久，扬州迎来了清代首任知府胡蕲忠，由此被正式纳入新王朝的统治之下。1645年，胡蕲忠着手重建府学，或者称“学宫”，它是该城行政地位的最重要象征之一。同一年在南京举行了一场乡试。中式者包括六名扬州江都县人士———这是该地绅士首次与新王朝达成妥协。 种种这些发展，既象征着新的王朝权威在扬州的确立，对于该城居民而言也意味着新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旧秩序的延续。两年以后的1647年，城墙得到修复。同一年，清朝举行第一次殿试，12名来自扬州府的举人获得进士资格，其中江都县有4人。这也是扬州在清朝科举中的最佳表现。扬州的优秀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竞争，当时南方许多地区尚未平定，但它也表明精英层总体上愿意跟新政权合作。这些进士接着在清朝担任官职。在被征服地区，这种对新王朝的接纳即使不是通则也是正常现象，或许可以质疑扬州是否会对清军进行坚决抵抗，假如它没有作为保卫南京的南明朝廷之堡垒的话。 把子女送上科场的，其中就有被战争摧毁的徽人家族。郑元勋的两个侄子，即明朝烈士郑为虹的兄弟和堂兄弟，都参加了清初的科举考试，并在帝王权力的中心———北京任职。在新政权之下，徽州流寓在扬州士大夫当中占有更显著的位置，包括前述汪懋麟；吴绮（1619—1694），作为一名剧作家受到了康熙皇帝赏识；还有汪楫（1636—1699），作为清朝派往琉球的使节而出名。看来，虽然扬州浩劫期间财产被劫被毁，但这些家族中有许多人还是保留了在明朝灭亡以前获得的财富。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述，郑元勋的兄弟郑侠如，新王朝创建初期就在新城东部购买了两块相邻的地产，并在那里建了一座可爱的大型园林。 满洲人采纳了自己所取代的王朝的组织原则，而且做得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蒙古人更为周密。官员的身体形态发生了改变：汉人被要求根据满洲的习惯剃光脑袋前面，剩下的头发扎成辫子拖在背后，并穿上长袍。但满洲在扬州的存在通过其他方式被削弱。清朝首任知府是江南本地人，县令是河南人。随后二十年里，这些职位都由北方人掌握，知府主要是辽东人，但直到1678年，地方行政官员依然以汉人为主。当年任命了一名旗人，这一模式随之被打破，尽管他属于汉军八旗而非满洲八旗。扬州没有成为满洲的驻防地点，也许从它的战略位置来看这有点令人奇怪。 巡盐御使和盐运使这些重要职位，在清朝刚开始时也由汉人掌握。1652年一名满人被任命为盐运使，1658年另一名满人被任命为巡盐御使。有利可图的扬州关监督职位早就被满人掌握，他们取代了汉人，或者与汉人联合管事。扬州的其他职位由寻常汉族官员掌握，并且将继续如此。这与江南（明代的南直隶）职官的整体模式基本相符，尽管在清朝刚开始时一些地方也有满人或者汉军旗人担任知府。在刚刚屠城之后不久的扬州，这种任职情况可能被有意避免。不管如何，这座城市的早期复兴是在汉族官员领导下进行的。 这些官员为扬州遗民文化的繁荣提供了部分背景，但后者有意淡化了他们在塑造这种文化方面的贡献。他们的赞助为遗民的事业提供了支持，他们自己的文学活动也跟遗民学者的活动相互吻合。在关于这些活动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遗民被清朝社会容纳和该城自身被重新写入清朝历史的过程。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重写扬州（1） 二、重写扬州 关于清初几十年的历史，没有什么能比在明、清忠义范围内进行的狂热撰述程度更让人感到惊奇。虽然战争还在进行，江河还在横流，粮食供应依然还是个问题，但文人却在奋笔疾书。就在扬州沦陷当月，官修明史的诏书便颁布下来，这其实是宣布明朝灭亡的讣告。17世纪80年代明史修纂工作真正展开时，一些坚决拒绝服务于清朝的著名学者被吸收进来。记录历史———在这里就是有着深远的汉人传统的王朝历史———的渴望，对于许多人而言都无法抗拒。 一个难以回避的印象是，在这个阶段，汉族文人———遗民和公开服从清朝的臣民都一样———全神贯注于将自己描绘到图画中去。他们通过文本、审美或伦理传统超越了王朝断裂，将自己置于儒家学者的谱系当中，尽管王朝有兴废，这个谱系却被认为不会中断。同时，他们重新绘制了帝国的版图，这样，曾经是明朝的领地变成了清朝的疆土，富含明朝历史的地方也就获得了一种清朝的历史。 帮助扬州作为一个清朝之地得到重新发展的清初士大夫当中，一个著名人物就是周亮工，他是最早抵达扬州的清朝官员之一。周亮工是1640年进士，明代曾任鲁东潍县县令，一个世纪之后扬州艺术家郑板桥也担任过这一职务。在18世纪70年代乾隆皇帝发动的文字狱当中，死后的周亮工被称为“二仕官员”。他在1645年被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