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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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过这一职务。在18世纪70年代乾隆皇帝发动的文字狱当中，死后的周亮工被称为“二仕官员”。他在1645年被任命为两淮盐运使，一年之内又转任淮扬道，然后调往福建，1647至1654年间在那里担任过一系列省级职务。然而到了17世纪60年代，他连续在山东和南京任职，赴任途中沿着大运河上上下下，经常回到扬州。 进入清朝以后周亮工最初的文学活动，提供了关于前明臣子的写作冲动的一个极好例子。据记载，周亮工还在扬州时，“闲暇时多在船上随意作画”。这些画册为我们提供了灵感，由此可以了解画家的生平、作品自身的历史，以及周亮工以画作题跋形式表达的思考。1646年，当他还在扬州或者更北边的淮安之时，即已开始撰写其著名作品《谈画录》，这是一部关于17世纪艺术和艺术家———包括清初作品———的重要而隐秘的记录。一位为该书作序的人将其起源简单地归结为周亮工对艺术感兴趣，但从1646年这一起始时间来看，他其实是在进行一项意味深长的净化工作，即记录直至1644年为止的当下。1645年，周亮工忙于组织安葬扬州屠城之后的满街尸体。他肯定在闲暇时光乘着小船去过城外一个当时称为保障湖的地方———从城墙很快就能走到那里，但却看不到城墙内的劫后惨状。画页中这位静默的清朝士大夫坐着小船思索画作躲避波涛汹涌的现实这一图景，也许可以跟明朝遗民王方魏伏案沉浸于《易经》的形象相互映衬。士大夫和隐士由于忠义姿态的不同而区分开来，但在对于过去的关注上，他们又走到了一起。 在更长时期内与扬州保持着更密切关系的是王士祯，关于他在清初扬州的建设方面的贡献，梅尔清已经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是1658年进士，1660年被任命为扬州推官，担任该职直至1665年。王士祯作为一名官员的经历，为我们了解清初扬州所面临的困难提供了一些线索。1645至1660年间，扬州积欠税银2万两，由此导致对逃税行为的追查。王士祯来到扬州时，发现监狱里满是被起诉者的亲属，“形容憔悴，脸色苍白，镣铐叮当”，仅仅因为被牵连而受罪。他在扬州的成就之一是提出了一个方案，加上盐政和民政官员的配合，欠款由此得到了偿还。 此外，该地区依然存在着军事上的动乱。王士祯抵达前的一年，长江口岸瓜州和仪征———距离扬州都特别近———遭到了郑成功所部的攻击，这提醒人们王朝之间的战争仍未结束。惊恐的扬州居民散入周边腹地，过了好一阵时间以后才返回城里。汪楫家族或许可以作为例子。当时汪楫举家迁往东边的泰州，在那里至少住了三年。王士祯来到扬州时，正好赶上这场攻击引起的一些刑事案件，并获得了公平处理被起诉者的名声。1661年———顺治朝最后一年，这些案件在南京审理，加上其他许多官场事务，在扬州任职的王士祯于是多次跨过长江，往返于南京和扬州之间。 王士祯在江苏境内长江南北的旅行提示我们，官员在促进跨行政区和远距离的绅士社会整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通过他的文学活动追寻他的行踪。1661年正月，他经由无锡前往苏州，这是他首次来到这个著名的南方文化中心、晚明东林党和复社圈子的基地。他根据太湖边上的渔洋山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渔洋山人”，这个名字最初见于在仪征撰写的一部著作，次年秋天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时间。同一年，他在著名的南京秦淮河边呆过，该地以名妓和文人圈子而著称。他也去过江北的许多地方：北至高邮、淮安，然后跨过淮河；东自高邮至兴化，并从扬州直接往东去泰州，往东南去如皋，在那里见到了冒襄。这些地方都载入了他的诗文当中。 王士祯的文学活动起到了将扬州重新绘入中国文化地图的作用。他那些关于扬州的诗文具有典型的地形学特征，其出发点是某个镇、寺院、水道，或者是他正在参观的某个场所。这些诗文的唤起能力远远超出了其中的视觉和情感因素。他的诗文与其诗歌理论一致，充满了典故（“典”），能够通过间接涉及久远的事情（“远”）来反思过去和现在，这种策略使这些地方本身重新获得了某种由于王朝变迁而被危及的历史意义。“波绕雷塘一带流，至今水调怨扬州”；“东风作意吹杨柳，绿到芜城第几桥”；“髯公三过平山下，白发门生感故知”；“梅花岭畔青青草，闲送游人骑马回”。王士祯大量征引和解释唐朝诗人杜牧、杜甫、王维的诗歌，用这些诗文重新绘制扬州的地图，反复回到扬州历史上的主要图像：5世纪时鲍照的赋中描绘的城市废墟、杜牧在一首诗中最先描述的二十四桥、雷塘附近的隋炀帝陵、12世纪欧阳修（1007—1072）曾经在此修建过一座寺院的城西北名胜平山，以及史可法衣冠冢所在的梅花岭。 王士祯还在诗文中记录了自己跟扬州遗民文人的联系：为陕西诗人孙枝蔚的画像题词，阅读四川诗人费密诗作之后的感想，给扬州本地诗人宗元鼎的献辞，给返回黄山老家的徽州诗人孙默的一首告别诗，等等。这些诗文更直接地指向王士祯在清初扬州文学生活中的主要贡献———他积极培养诗人，为该城在17世纪后半期崛起为全国最重要的诗词中心奠定了基础。这项事业也具有地形学意义。王士祯任职期间，扬州最著名的两件文学事件就是在红桥上举行的诗会，这座桥位于城西北不远的瘦西湖南端。该桥建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年间（1628—1644年在位），因而不具有多大的历史意义，但在王士祯任职于扬州之后，“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何在＇矣”。王士祯自己在红桥创作的诗文，也确认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 王士祯在扬州的活动记录，异常确切地显示了一名清朝士大夫和一位遗民诗人之间可能发生联系的背景。他想找到扬州兴化县一位名叫李沂的诗人。明朝覆亡时李沂辞去官职，和一位堂兄弟在兴化成立了一个诗社。王士祯听说此人后，专程从扬州到兴化去拜访他，路上走了两三天，带着十足的官威来到他的门前。李沂只是表示了歉意，却拒绝见他。王士祯尊重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用强。 王士祯与吴嘉纪的交往取得了更大进展。关于如何与吴嘉纪相识，他写过一篇文章： 予居扬州三年，而后知海陵吴嘉纪。嘉纪贫士，所居濒海斥卤之地。老屋败瓦，苦竹数亩蔽亏之；蛇虎蒙翳，鼪鼯啼啸，人迹昼绝，四方宾客之所不至。嘉纪苦吟其中，不求知于人，而名亦不出于百里之外。广陵去海陵百里，嘉纪所居，去海陵又百里，虽见其诗，而无由见其人。一夕雪甚，风籁萧萧，街鼓寂然，灯下捡箧中故书，得嘉纪诗，读且叹，遂为之序。明次，遣急足驰二百里，寄嘉纪于所居之陋轩。嘉纪感余意，为余束舟一来郡城，相见极欢。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重写扬州（2） 正如王士祯文中提到的，周亮工在自己之前就认识了吴嘉纪，汪楫认识他甚至更早。王士祯雪夜批览的诗作手稿，实际上是周亮工在1663年给他的，当时周亮工正经过扬州前往山东。周亮工也是从汪楫那里知道了吴嘉纪的名字，后来资助了这些手稿的刊印并为之作序，王士祯和汪楫也为之作序。因此，吴嘉纪的名声建立在一个有影响的清初士大夫圈子这一坚实基础之上，并有赖于17世纪中叶在扬州地区的交往，他的作品在18世纪末被收入《四库全书》，其声名由此得到确认。 士大夫的友谊和赞助对吴嘉纪的诗产生了影响。他积极参与扬州的文人结社，尤其欣赏孙枝蔚、孙默、汪楫和汪懋麟———这是一个遗民和清初年轻学者的混合圈子，其本籍多在外地。与汪楫一样，汪懋麟也出身于扬州的徽人家族，并与汪楫一同在北京参与明史修纂工作。吴嘉纪被介绍给二汪家族圈子，尤其是汪楫家族，在婚丧寿诞等场合为其提供诗作。与数不清的扬州徽人之间的离别诗，证明他有一个广泛的熟人圈子，这显然是与汪楫交往的结果。吴嘉纪多次来过扬州，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尤其是“名胜古迹”。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为芜城、隋炀帝墓、平山堂、史可法墓等场所写下了一系列诗作。1665年王士祯离开扬州时，吴嘉纪也是出席在禅智寺为他举行的告别聚会的诗人之一，这个地方在城北数里之外，已经由于杜牧和苏轼的诗歌而变得不朽，从此又将因为与王士祯的联系而被人们记住。 因而在多种意义上，扬州为遗民学者和清朝士大夫提供了一个汇合之处。这既是他们得以见面的一个地方，也是在知识共同体和共同情感的表达基础上激起回应和反思的一个地方。王士祯在与遗民交往的同时也为清朝效了力，这样就把明朝臣民坚决纳入了清朝的领地。实际上，他对这座城市本身也是这样做的，为这个明朝灭亡的象征注入了某种生气勃勃的文化意义。这种成就在他举办的诗会上体现得最明显，它们起到了将红桥嵌入地形词典的效果，扬州正是由于后者而被视为一个文化场所。 王士祯在扬州的活动几乎为孔尚任（1648—1718）所复制，后者是他作为扬州诗文的士大夫赞助人的继承者。他们两人只在晚年见过面，那是在17世纪90年代，当时他们都在北京，但孔尚任很久以前就是王士祯的崇拜者。他们都来自山东省，加上都对诗文感兴趣，这为他们提供了自然的联系和适宜的交往背景。孔尚任1686年来到扬州，走在扬州的大街上，他仿佛感到这片土地因为自己那位杰出的前任的脚印而变得神圣。孔尚任在扬州的文学活动与王士祯非常类似，这显然是有意模仿的结果。 像王士祯一样，孔尚任也拥有某种似乎与持续的文学活动不相容的官职，假如不是因为整个官员任命制度都以学术成就为依据的话。这位孔子后裔在1684年康熙首次南巡期间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随后被授予河道管理系统中的某个职务，帮助监督江北水利系统的修复工作。这使他即将在该地区到处旅行，出于职责的要求，他从扬州前往泰州、兴化、高邮、宝应和盐城，这些地方完全或者部分位于地势低平、易受洪涝的下河地区。结果，他结交的地方文人圈子甚至比王士祯的圈子更加广泛，尽管这两个圈子有所重合。王士祯结交的许多遗民都还健在，包括徽州画家查士标和戴本孝、当地诗人宗元鼎和宗元豫、如皋遗民冒襄，以及南京画家龚贤。吴嘉纪卒于1684年，但孔尚任将他视为自己在诗歌艺术方面的三位榜样之一。 孔尚任与这些遗民的社会交往，包括1686和1688年的重要文会，在该城另一次诗文活动高潮中得到了反映，帮助确立了扬州作为康熙朝最重要的诗文中心的名声。他自己在这几年间创作的诗文被其遗民同好编辑起来。与王士祯一样，他在诗文中记载了扬州的名胜：雷塘、梅花岭、平山堂、二十四桥和芜城。可到了这个时候，清朝的扬州已经有了某种自身的历史，在一首题为“红桥酒家”的诗中，孔尚任吸收了由王士祯开创的新一轮历史典故： ＇红桥酒家位于＇小秦淮水上，王院亭司李宴游处，有冶春词，人多诵之。 红桥新有名，买醉人出郭， 司李词句佳，市酒都不恶。 在这几行文字里，孔尚任有效地将王士祯时代的扬州表述为某种历史。刚刚消逝的过去不再是明朝，而是孔尚任自己的青少年岁月。当他写作那部为自己带来巨大声名的戏曲《桃花扇》时，他已经能够清晰地记录和埋葬那些更加遥远的过去。 从年轻时起，作者头脑中就在孕育着将南京南明政权的最后岁月写成戏剧，这个想法在1699年得以实现。早在1708年刊印之前，这部作品就得到了广泛流传和上演。据说康熙皇帝很喜欢它，曾经对南明皇帝的境遇叹息不已，他空有一番抱负，但周围却是阴谋诡计和道德腐败的大臣。康熙1684年南巡时曾经路过的扬州，作为史可法抵抗之处在剧中短暂出现过。孔尚任没有停留在屠城这件事情上，但该城在南明事业中的坚定位置在第35场结束之处体现得非常肯定，剧中史可法挥着血泪说： 不怕烟尘四面生，江头尚有亚夫营； 模糊老眼深更泪，赚出淮南十万兵。 孔尚任称，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完成该剧的兴趣越来越小，只是出于同好的督促才写完这部作品。他重新提笔写作该剧这一事实，既显示了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时间流逝的重要性，也体现了他自己年龄渐长的重要性：1698年他度过了自己的五十岁生日。岁月和环境已经远远隔离了17世纪40年代那惨乱的景象。世界已经太平，面对老境之至，他或许感到可以自由地来反思朝代的鼎革。该剧开篇即为关于这一主题的沉思，一个遗民角色在回忆自己以往在南京太常寺的任职情况，发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又到上元甲子，尧舜临轩，禹皋在位，处处四民安乐，年年五谷丰登。” 考虑到该剧的题材，这几行文字或许可以理解为一段开场白，意在冲淡可能的政治含义，但它也是17世纪末汉族士大夫当中广泛持有的某种看法的表达，即他们从秩序和经济的恢复中找到了王朝更替的正当理由。这篇序言写于1684年，这是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的年份。此前一年，清朝势力已经最终摧毁了台湾的郑成功抵抗政权，从而为南明事业划上了一个迟到的结局。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变迁 三、变迁 1684年被认为是清朝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情况开始好转；正如乔迅暗示的，这一年是服丧期的结束；这一年也是中国“漫长的18世纪”的大致开端。这种阶段划分提出了一个问题，它与扬州在17世纪60年代前期王士祯时代和80年代晚期孔尚任时代的经历之间的明显相似并存。孔尚任肯定生活在一个更加习惯于清朝规则的城市。从王士祯的离开到孔尚任的到来，21年里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满洲也巩固了自己对国家的控制。 在扬州，17世纪70年代这个过渡期显示了一些社会变迁的迹象。出身于一个山西家族的当地绅士李宗孔（1645年进士），生动地记叙了该城在1672年经历的几次特大洪涝灾害和严酷的冬天。扬州是难民们寻求庇护的自然去处。 饥民数万，屯住扬州四郊寺观，或搭席篷，或借小船，居沿河住。虽督抚漕盐诸臣劝谕商民，赈粥施衣，而雪久寒深，冻饿死者，一日之内，少者数十，多者百余；一月之内，死无数矣！饥民携儿挈女，鸠形鹄面，百结鹑衣，行乞城野。 当李宗孔写下这些文字时，4。5万名难民已经在城外露营，正处于他所描述的不幸状态当中。巡盐御使命令盐商组织救济措施。城墙外设立了四处施舍点，每日为贫困者提供一次米粥。大量粮食被运往扬州腹地的泰州、高邮和兴化。此外还有上万布匹即将提供出来。据估计，这些救济措施的总成本达22670两白银。 关于这场灾害的记载，首先要注意的是，它显示了盐政当局和受命出来救灾的盐商们的组织能力和财力资源，再次体现了盐业贸易的恢复能力及其对扬州社会的重要性。其次，它使扬州意识到了其被忽略的内陆地区———尤其是地势低平的下河地区———正在发生的问题之严重性。不出数年，大运河—黄河复合体系的修复工程就在靳辅（1633—1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