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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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堤坝的戏剧性坍塌。由此导致了运河以东地区的灾难，促使许多省级官员和河务官员要求任命一名专门的官员来负责下河水道管理。部分是基于“无庸另设道员，以省经费”的考虑，有人成功地建议由肩负其它重任的两淮盐运使兼任这一没有吸引力的职务，并以淮扬道作为他的副手。淮扬道驻淮安，与问题多发的下河地区有一定的距离。而且，淮扬道“既管黄、运、江防，工程事务至繁，不能兼顾＇下河＇”。 因而在18世纪后半期，盐运使的管理范围扩展到了一个在其它盆地由地方绅士主导的领域。盐政部门在江北水利事务中的角色扩张，或许可以用威尔（Will）的论点来解释，即“中华帝国晚期努力出台一些能够以最小程度的直接干预获得最大效益的政策”。盐政部门虽然是清朝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但它紧密介于国家和并非官僚机构一部分的盐商之间，这对其在国家机器中的角色有所影响。地方官员依靠或者听信地方绅士的建议，同样，盐务官员也要依靠盐商。正如著名的卢见曾案所显示的，盐务官员颇能与商人共谋，而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 其它盆地由地方绅士管理的水利系统中的矛盾，在江北则表现为盐商带来的问题。正如巡盐御使夏之芳（1723年进士）注意到的： 故入江之口，则有扬子河、三汊河、芒稻河等处……而芒稻一河，尤众水会归之地，最为要路。河口有东西两闸，向来不属河员管理，商人欲蓄水行盐，每将闸口堵塞，以致启闭失所，多为民累。 盐政部门和盐商在清代国家组织和大扬州地区社会环境中的特殊地位，意味着盐政部门在水道维护中的角色扩张从国家干预角度来看颇为暧昧。尽管如此，地方水利与河务部门之间的联系，多少也意味着更高层官僚机构在持续干预水利事务，这与长江中游的情况不同，比如洞庭湖一带。与此同时，相对正式的下河水利管理机构，在防洪方面并不比两湖地区结构化程度更低、更加内在的系统更加成功。从清代水利管理的个案研究中得出的鲜明因素，不是国家对不同地区干预程度的高低带来的差别，而是水利系统效率提高和衰退过程的同步性。下河的案例证实了威尔基于湖北水利研究得出的结论，即更多的国家干预不会带来结果上的多大差异。 18世纪江北的自然灾害比17和19世纪都要少，可这里的生活一直面临着持续的威胁。高邮的记录中几乎没有显示什么和缓的时期。1755年，在威尔所说的“灾荒救济的黄金年代”中期，高邮米价在经历了连续三年的水灾之后飙升至每斤4000文。为期三个月的救济未能防止一场饥荒的到来。1756年上半年死人“无数”，可是秋天的丰收却使粮价下降了75％。次年庄稼又毁于洪水。以后的记载与此类似。1759至1768年的十年里，高邮有六年遭受了水、旱、蝗灾，有时数种灾害并发。这足以解释江北田赋为何远低于江南。在下河地区，能否在洪水到来之前把庄稼收割上来一直是个问题。何炳棣注意到，此处各州县是“各种早熟＇稻米＇品种的事实上的试验田。”就江北的经济生产力而言，食盐总是比庄稼更加重要。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城市与腹地 四、城市与腹地 尽管江都县东北部比较容易受灾，但位于海拔较高的江北南部的扬州并不特别容易遭受洪灾。该城在江北水利系统中的位置与在盐业贸易中的地位一样，也是一个行政中心，一个筹集金钱和人力的地方。但其问题频仍的腹地却帮助塑造了这座城市。其自然低地内的许多农田都是自然灾害的侵袭对象，以至于除了食盐专卖的繁荣以外，地方经济没法与江南各个富裕城市相比。比方说，在与各自腹地的关系上，扬州与苏州的差别就很明显。苏州位于一个繁荣、多产、高度城市化的区域的中心，其繁荣多来自于近邻的腹地。扬州在18世纪可能比苏州更加富庶，它位于一个更加贫穷、城市化程度更低的地区。它距离作为自己财富来源的沿海各盐场比较遥远，距离偏僻省区的重要市场甚至更远。食盐专卖虽然为这座城市的腹地带来了一定的回报，特别是在水利领域，但这些并不足以产生江北长期繁荣所需的经济多样性。食盐专卖耗尽了大量现成的经济活动空间———地域、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阻碍了江北的发展。 水利是区别苏州和扬州的另一个因素。这两座城市的腹地在自然形态上有一定相似之处。苏州太湖地区的“水乡”与扬州府下河地区并没有什么不同，两个地方都有众多的运河，以至于船只成为最常见的地方交通形式。整个太湖流域地势低平，跟下河一样，洪水是导致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两个地方都面临着水道不稳定的问题，流经过程中容易淤塞和改道。但这些问题在扬州府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苏州。长江以南大运河的管理，并不需要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存在。 长江南北条件的反差一直延续到21世纪，尽管苏州和扬州在上海面前都显得相对衰落。20世纪90年代，苏州农村腹地点缀着乡村富人的别墅，扬州依然以灰砖陋室加泥土地面为主，这些房屋可能已经有了两三百年。来自淮河—洪泽湖—大运河复合体系的洪水，直到2003年依然在导致定期的灾害。这种环境远没有脱离历史上的先例，它是土地利用模式及河流治理方法的长期产物，后者在黄河改道南流的几个世纪里型塑了江北的地貌。 在这部环境史当中，清代扬州深处于盐业贸易、水利设施和该城行政角色的三角关系之中。这种关系奠基于17世纪，形成于18世纪，随着城市经济、盐业贸易和区域水利系统同时步入一个危机阶段，它将在19世纪最初二十几年里变得更加显著。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塑造城市 第八章 塑造城市 18世纪的扬州具有多重行政功能，城市变得更加富庶，无疑也变得更加拥挤。它也得到了有形的成长，通过种种方式超越了城墙的范围，这表现在其社会构成、文化风气及与其它地方的关系等方面。18世纪建筑环境方面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一个大型园林郊区在城西北的发展，同时还有城市内部的变化。与城外园林的发展同步，消费和娱乐场所在新城涌现，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显示了更长久的生命力。由这些发展的时间顺序可见，该城在乾隆南巡（1751—1784）期间达到了顶峰。 扬州的空间结构与这一时期中国其它城市的双核模式大体一致。比如，许亦农关于苏州的研究证明了双核模型的适用性，同时注意到了不同地方城市社会分化的特定模式。他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城市空间的地方细节可以向我们透露关于特定城市社会经济特征的许多东西。在苏州，参与家庭纺织业者集中在该城东北角。扬州没有这样一个相应的区域，这显示了两座城市之间的基本区别。扬州的空间结构显示了行政记录中暗示的内容：徽州盐商既是主导经济势力，也是该城的社会精英。但18世纪的变化也显示了商人显赫程度以及城市生活模式的差异。 扬州的历史地图表明，该城的城市形态至少从南宋时起即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12至20世纪，该城西端一直是官署的地盘。南宋时期的大城为四方形，一条与连接南北城门的街道相互平行的运河，作为南北中轴线将该城分为两半。民政机构以及城隍庙、府学等相关组织，都位于运河西边。 明初该城重复了大城的规划。城墙复制了南宋时期的形状，构成一个整齐的矩形。护城河可能有助于在形式上保持与元朝过渡时期的连续性。在南宋和明朝时期，该城都被一条与南北大道平行的城内运河分开，地方行政机构集中在西边。与盐业有关的查员衙署位于东边，但这好像模仿了宋代的安排。地方行政与盐政系统在空间上的持续区分，反映了盐政部门在帝国整体行政结构中的含糊位置。 城市的东西划分在16世纪得到了更大范围的复制，城东的郊区周围筑起了一道城墙。此后这座复合城市内部又被区分为旧城与新城。旧城护城河东段现在成为城内的第二条运河，上面架起了桥梁，但旧城与新城之间的通道仅限于两座城门。旧城和新城呈现了有规划和无规划的居民区之间的反差。旧城的街道几乎沿着几何模式有规则地展开，新城的街道布局却更加随意。内城墙将两个社会区分开来：17世纪初，新城人口“尽富商大贾，崇尚奢靡”，旧城“多缙绅家阖，户不事事”。 经历了1645年扬州浩劫之后，该城很快得到复兴，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旧城与新城之间继续保持着实体和功能上的区分，旧城内部原先的东西划分也得到保留。唯一位于旧城中心运河以东的地方行政机构是甘泉县衙，建于1732年该县设置之后。巡盐御使衙署依然位于旧城东边，布局杂乱的盐运使衙门却位于新城。甘泉县的设置，导致该城在建制上分属于两个县，南边和西边为江都县，东边和北边为甘泉县，但这几乎没有给该城的内部关系带来什么区别。 一个专注于武力并且时刻警惕着叛乱征兆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强加而来，这自然使人想到满洲军事力量在扬州的痕迹，而且根据18世纪初杜赫德（J。 P。 Du Halde）的地理著作，扬州有一个“鞑靼兵营”。可是杜赫德好像弄错了。扬州的防卫由驻扎在新城西北部的一支绿营军队负责，城门内外周边各战略要点分驻各汛。营部位于明代军队曾经驻守过之处。 城市土地的利用情况反映了扬州军事组织的变化。满洲征服之后，位于南门以西、旧城西南角的小校场不再用于军事活动，这片土地变成了商品菜园。借用许亦农的说法，清朝时期，这个角落或许是扬州“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边缘地带”，它与该城主要商业活动场所和城门有着明显的区别。相反，新城的校场就位于熙熙攘攘的新城西部中央。
《说扬州》 第三部分 城市与腹地《说扬州》 新城的空间分化 一、新城的空间分化 关于新城的现存史料比旧城丰富得多，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两个城区的反差。从17至19世纪，这两个城区在空间结构上都显示了某种稳定性，但城市经济成长带来的影响在新城体现得更加明显。风月场所就是一个例子。王朝末期的颓废派鉴赏家张岱（1597—1689）知道如何找到晚明扬州的妓院： 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 钞关位于新城南门，俯瞰着大运河。内地钞关始设于1429年，扬州紧靠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处，位于一条重要的南北交通线路旁边，是首批设立钞关的口岸之一。钞关门是南边城墙的三个通道之一，但它是新城的惯常入口，附近的商业活动很活跃。 现存最早的扬州地图是1883年地图，但此图的主要基础是李斗那本旅行指南中记载的内容。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设立或者重新部署的某些机构以外，图中所载情况肯定适用于18世纪的扬州城，如果不是更早时期的话。与此图相配套的街道方位说明文字，主要摘自《扬州画舫录》，其中提到了九巷，它们有规则地排列在旧城墙内侧。张岱笔下的风月场所虽然好像位于新城，但李斗以及1883年府志中提到的旧城九条巷，显然就是张岱所说的内容。游客要到那里，必须经过通往旧城的小东门，或者经过更北边的倒城或大东门。在19世纪的《风月梦》一书中，作者给出了一条路：出新城校场某茶馆后门，沿着贤良街转弯走到北柳巷，至天寿庵下坡走到运河边，过了摆渡走倒城即到“九巷一个人家”。 李斗虽然列出了九巷以及附近街道的名字，却没有对旧城作更多的其它说明。他关于娼妓的详细记载表明，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在城墙另一边，沿着新城运河两侧发展起了一个类似的青楼区域。通过李斗关于亢家园林———18世纪初由一名富裕盐商所建———的记载，我们可以追寻这片地区的历史变迁踪迹。该园沿着运河西岸展开，跨度约三分之一英亩；此种规模暗示着该园修建时要获取该城的土地还比较容易。该园在18世纪消失了，一个姓林的老妇人在其中部分地方开了一所茶馆，名叫合欣园，做着兴隆的烧饼生意。然而，这座茶馆的吸引力主要在于老妇人的女儿，她吸引了许多游客，母女俩最后变得非常富有。园林—茶馆因而也成了一个风月场所。 老妇人死后，茶馆变成一间客栈。房客中有个邬抡元，善于吹笛子，通过教名妓度曲来挣钱，获得了“乌师”（即歌女之师）这一绰号。她们学唱歌不用走很远。根据李斗的记载，许多人住在外城脚，就在新城一侧的城墙掩映之下。南边是合欣园，北边是王天福的房子———他是一名有妻有妾的皮条客，他的房子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河中，为“东水关最胜处”。娼妓们肯定花了不少时间在运河东边、钞关北边的街上购物。缎子街的生意以纺织品为主，这是该城一个繁荣的商业中心；翠花街卖一些女人的日常用品；卖化妆品的最有名地点是埂子街。 从钞关门往东，沿着一条与城墙平行的线路，游客步入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空间。盐商们的宅邸坐落在这里，沿着新城墙东南角呈弧形分布。新城墙修筑于16世纪，将这些房屋与水道分割开来，但盐商的产业最初肯定是在运河两侧。17世纪晚期，吴嘉纪如此评论这个角落的居住模式： 冷鸦不到处，河下多居人。 郁郁几千户，不许贫士邻。 南边城墙一侧的街道名叫南河下街，用英语来表述大致可以说是“靠南的运河边的街道”。这条街通向东边城墙一侧的中街及北河下街。这是扬州的黄金大道。如本书第三章所述，郑侠如建于清初的休园就位于它的附近，占据了东边城墙内的一大块地方。18世纪晚期，许多最富有的商人都在这片地区拥有园林。19世纪，随着富商数量的减少，这里兴起了一些同乡会馆，其中有的房产曾经是盐商的宅邸。徽州的宗族文化鼓励扩展家庭，后者可能是导致这些房屋规模较大的原因。在17世纪初的郑宅，据说有一千多人同灶吃饭；18世纪最著名的商人之一汪交如，他的宅邸可以实现五世同堂的理想。 与东南部相比，新城西北部在18世纪似乎是放荡不羁者的聚集区。许多著名艺术家在此生活过一段时间，从这里很容易到达各道城门，向西可以进入旧城，向北可以出至天宁寺，也很容易到达护城河北段，那里可以通往虹桥（原先称为红桥）和外面的保障湖｛30｝。艺术家们还发现，在天宁门北一带生活也很方便，一方面园林景观就在眼前，另一方面也靠近城市。与此前的郑板桥一样，黄慎（1687—1770）也在天宁寺生活过。郑板桥住在竹林寺，就在北门外，然后住在马氏兄弟行庵附近，那里毗邻天宁寺。 李斗生动地描绘了城西北的情况。晚上直至半夜，空中充满琴声，演奏者为一名艺人，住在董子祠———更早以前这里是艺术家高凤翰（1683—约1748）的住处。董子祠旁边是道士占用的两栋双层建筑、一家药局，还有盐运使衙署。近旁是一名苏州人开的装裱店，路边是说书场，“四面团坐”，门口悬挂一道告示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