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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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它们，而徽商本身就是影响着这种联系的重要媒介。如果将扬州看作是一个城市体系中的一员，那么与其说它是整个体系中（或者说整个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例证，还不如说它是后者的一个产物。那里的著名画家大都来自其他地方，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扬州的一些独特之处，有助于理解这座城市在20世纪背景下的矛盾形象。扬州还有其他一些画家，借用龚贤（约1619—1689）的区分，他们通常被描述为绘“图”者而不是“画”家，他们绝大多数来自扬州及其下辖各地。同样，还有另一个扬州，一个贫穷而非富庶的扬州。帝制晚期的官方记录中提供了一些线索，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以后扬州的去魅化。简单地说，它们显示了地方社会的相对微弱，显示了这座城市对一个为维系并服务于晚期帝国而设计的结构的依赖，还显示了大扬州地区的环境问题，以及经济多样性的缺乏，后者原本或许能够帮助这座城市安然渡过鸦片战争开启（至少可以说是促发）的一个变迁阶段。　　　　　从地方志到档案记录的官方和半官方记载，与同一时期的文学记载形成了发人深省的反差。在谈到扬州时，一份官方奏折或者上谕很可能会提及该地区的洪灾、赈饥的需要，或者是作为地区经济主导的盐政的失调。相反，涉及扬州的诗歌和散文，却往往更倾向于谈论这座城市本身，后者大体上不受自然灾害的直接影响，并且往往不会因为盐业贸易的失衡而遭到损失。官方记载中的扬州埋藏在档案或卷帙浩繁的官府文书里。文学中的扬州继续在整个汉语文献世界自由流传。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导论（3）　　　　扬州因为自己在文化地图上的地位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其转型位置不仅显示了它自己的变迁命运，也体现了中国意象之格局的变迁。这个特殊偶像的褪色，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中国人的城市体验的变化，以及中国人的世界观的相应转换。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以它为治所的一个府的名字，它使人注意到另一种实际的景观：帝制晚期一个由城墙围绕起来的市，在那里一个具有文化特色的复杂的城市社会正在形成；以它为治所的两个姊妹县，当地人口即来自这两个县；该城所在的更大区域（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政区上而言），官僚体制和经济纽带的网络将之与其他大大小小的行政中心、市镇和村庄、稻田、鱼池和盐场连在一起。假如观察者再后退一步，第四种景观就会浮现出来，因为扬州是帝国的产物，诞生于南北交汇之处，并且由于南北之间的交通而得以维系。即便从辽阔的距离来看，纵览各个省份、水路和边远地区，中国的风景也不会盖过观察者心目中的帝制晚期扬州印象。相反，观察者的目光被一条条交通线路引向这座城市：长江自西向东流过，就在扬州南面与大运河交汇。　　　　　从这些不同的风景中得出的扬州历史充满了悖论。这是一片贫困区域中的一座富裕城市。这座城市孕育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和艺术家，但很少有官僚。它处于两条重要商路交汇处的战略位置，买卖活动就跟吃喝一样寻常。但在一个地区间贸易蒸蒸日上的时代，扬州人在其他重要商业城市的存在却一点也不明显。这种悖论根植于帝制晚期的扬州社会本身，而且构成了扬州历史的一部分。　　　　　这些悖论的阐明得益于一部独特的文集，它使我们能够把这座城市当作一个地方性场所加以反思。梅尔清（TobieMeyer…Fong）已经指出，17世纪晚期，清初的士大夫们通过一系列文学工程，开始在已有形象的基础上重新赋予扬州别的意义。在18世纪，扬州人正忙于记录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因为在盐商们非凡财富的影响下，它显然正处于繁花似锦的状态。李斗成书于1795年的著作中列举了自己所能获得的一些重要资料来源：汪应庚的《平山揽胜志》、程梦星的《平山堂小志》、赵之璧的《平山堂图志》，以及汪中的《广陵通典》，藉此他得以开展自己那雄心勃勃的计划，即记录下这个城市和社会的全盛状态。这些著作都是徽州在扬州兴盛时期的产物。汪应庚和程梦星都活跃在18世纪上半期，属于当时最著名的徽商之列。汪中（1745—1794）的故乡同样在徽州，尽管我们将发现他在这方面的立场有点反常。赵之璧一度担任过盐运使，这是扬州当时最有权势的职位。除了汪中那部最晚的未竟之作，其他著作都以平山堂为主要依归，该堂位于扬州西北面的山丘当中，是一个充满宗教和历史意义的场所。　　　　　李斗的《扬州画舫录》是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关于18世纪扬州社会的著作，屡屡被后人征引，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料。与各种平山堂志不同，这部“编年录”密切关注扬州城本身。李斗隶籍扬州正西边的仪征，除了撰写这本书以外别无其他的名声。他的户籍与许多扬州人相同，因而用那时候的术语来说，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本地人或“土著”。（相反，徽州人的后代大多被目为“流寓”，尽管并不全是如此。）《扬州画舫录》一书的资料编纂工作始于1764年，也就是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的两年之后。到1795年———乾隆在位最后一年，李斗完成了该书，至此乾隆皇帝还进行过三次南巡。就这座城市在18世纪后半期的扩展而言，乾隆皇帝的南巡对扬州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李斗正好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撰述。但在该书的开篇之卷中，他提到了茶馆、饭馆和澡堂，这座城市的悠闲生活大多围绕着它们而展开。皇帝的南巡尽管为当地带来了荣耀，南巡本身却成了以各色市民翘首以待为特征的都市景象的一部分。　　　　　这种关于18世纪扬州的参与式和启发式叙事，不禁使人想到其构筑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关于地方特性的渐进发展理念。李斗原本可以按照地方志的体例来组织自己的著作，以不同的部分来处理沿革、地理、名胜、景点、传记和艺文。相反，他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的有机性质。过去和现在、人物和场所、作品和作家，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从而造就了一种有着戏剧性互动的城市社会叙事，文学表现的奇妙性正好可以跟帝制晚期扬州社会本身的奇特性相媲美。这种对于城市生活的敏感后来变得很明显。与李斗同时代的林苏门（1749—1809年以后）显示了对商品和地方文化的强烈兴趣，他在180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扬州的诗歌集注；自称“邗上蒙人”者也是如此，他在19世纪40年代创作了《风月梦》，韩南（PatrickHanan）认为该书是中国“第一部城市小说”。李斗有力地确立了一种想象这座城市的方式，它可以被后来者利用。邗上蒙人自然也读过他的著作。　　　　　《扬州画舫录》使“扬州梦”得到了发展和具体化。李斗非常了解当地社会，尤其关注那些不知名的艺术家和学者的成果，但他的著作显然并不涉及该城地方行政方面的寻常内容。他这本书描写的是城市的庆典，跟文艺复兴前期的作品《城市颂》（civislaus）很相似。回头看来，其著作也标志着一个记录了扬州梦的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即将回忆起扬州梦的时代的开始。在从诗集到治水协议等各种作品里，通过记录1645年以后的岁月里所经历的一切，李斗之后的扬州文人们让自己的家乡进入了历史表述当中。同样，一种高度的地方感依然很明显。所有这些作者都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连在一起，著名的士大夫阮元（1764—1849）则在社会和文学关系中起到了枢纽作用。他们的著作所覆盖的多种题材，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更复杂的过去和更丰富的区域背景。　　　　　尽管清代的扬州活跃着许多艺术家，但关于建筑环境的视觉表现形式却相对少见。它们主要包括关于各处名胜的木版画，以及一些经常被引用的关于扬州园林、寺庙和城外风景的隐喻性绘画。在石涛笔下的城市风景中，这座城市若有若无地隐现于薄雾和水汽之中，引人神往。———乔迅认为这是一种“悬浮中的现实”一般的视觉形态。1953年该城的城墙被拆除，关于这座城市的一种最显眼的视觉表现形式由此消失，后者明显见之于石涛的许多绘画作品当中，而过去的其他痕迹尚能存留下来，应当算是被宽容地忽略过去了。　　　　　二战以后不久，威廉？H？斯科特（WilliamHenryScott）曾经在扬州做过传教士，从他的蜡笔画作品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罕见的扬州城墙拆除之前的图画记录。这是一座陈旧的城市之轮廓，充满了阴影，街上都是碎石，奇怪的晾衣杆沿着狭窄的巷道伸展开来，上面挂着要晾晒的衣服。寥寥数笔的人物形象有穿着蓝色长袍的男人———这种时尚将不再持续多久。一幅图画中的电线杆提醒我们注意到新近发生的技术变革，尽管用电还是一件希罕的事。一面城墙上写着红色的大字标语：“毋买日货！”对于一个被日本军队侵占了八年的地方来说，这是一种姗姗来迟的战争呼吁。该城的建筑景观也一目了然。斯科特描绘了天宁寺、莲花桥、白塔和文峰塔等各处标志性的名胜，以及城门和厚重的城墙。部分城墙被画成长满植被的样子，使该城的“芜城”这一别称显得名符其实。　　　　　这些素描将20世纪中叶与一段更早的视觉历史连接了起来。18世纪末的额勒桑德（WilliamAlexander）用水彩画描绘过文峰塔，石涛的一张画页中也出现过它的身影。石涛所画的文峰塔对面、大运河面前的大屋顶城门，可能就是斯科特在两个半世纪之后所描绘的同样部位，只不过是从更近的神角（见图3）。这就是南门，或称“江安门”，掩藏在一座子城后面。斯科特这些作品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关注码头上正在展开的经济生活，对此石涛也有所暗示，粗略勾勒了依稀可见的大运河上的一长列小船的模样。在18世纪，来自西南边瓜州的卖芦苇者通常由南门外的码头进出扬州。他们在南门街上的小客栈歇脚，吃着一碗碗的豆腐干（干丝），这是当地特产，码头附近的食品摊上就有卖。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导论（4）　　　　三　　　　　斯科特这些朴素、迷人的图画描绘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日常生活，以淡淡的笔触将昔日的辉煌融入其中，使人注意到扬州是一个有着本地历史的地方性场所，流寓人口甚至皇帝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没有改变这座城市在区位上的特殊优势和不足。本书试图论述这种历史。随后各章将考察这座城市在明末和清代的形成，既涉及历史学的问题———该城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涉及符号学的问题———围绕扬州的意义在时间长河里的累积。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这座城市的实际构造———该地的学术环境、慈善组织、园林、茶馆和妓院———为型构某种关于扬州的观念提供了基础，即便这种观念吸收了更早的历史意义从而变得更加丰富。　　　　　如前所述，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导言和随后的一章，介绍这座既是一个史学问题，又是一个可以通过以往记载进行历史认知的场所的城市。第二部分将这座城市置于清代盛世的历史背景之下，关注其在明末清初的发展，追溯16世纪晚期以降徽商在扬州的兴起，并结合1645年的扬州屠城事件和17世纪后半期的忠义问题，对明清易代的历史提出新的问题进行探讨。大体上可以证明，18世纪的扬州形象在明朝灭亡之前已经略见规模。　　　　　第三部分考察18世纪扬州城与更大的扬州地区之间的关系，第六、七两章集中探讨盐务管理和扬州腹地治水问题。盐意味着财富，而洪水却意味着贫困。第八章展现了同一时期扬州城本身所发生的一切：正如我们可以设想到的，那就是繁荣，但在18世纪漫长岁月的不同阶段，繁荣的方式也不一样。　　　　　第四部分从社会等级中的性别和同乡关系这一角度来探讨这座城市，同时质疑那种传统的描述，即认为扬州在社会边界的模糊———这些边界构成了18世纪中国社会的特征———方面最为突出。这一部分的各章显示，18世纪扬州城内所能见到的某些特定的空间模式和社会分化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徽州人和扬州人之间的关系。最后，结语部分提出了关于19世纪扬州历史的基本看法，从这种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先前时代的某些历史特征。每个部分之前都有简短的引言以介绍该部分的主题。　　　　　尽管存在着上述一些名为跨文化研究的实践，但在西方的历史社会学当中，长久以来的做法都是在中国城市和欧洲城市之间作出截然区分。就政治组织和功能而言，中国城市和欧洲城市当然互不相同，但工业化以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城市生活经验之间的共同之处，或许会比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更多。这篇导言开头提及威尼斯作为参照，但结尾之处的参照也许可以是阿姆斯特丹。跟扬州一样，阿姆斯特丹的编年史也充满了移民在社会流动方面的兴衰故事，他们通过赞助建筑、艺术和学术对这座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激发了本地人的敌意。但根据彼得？伯克的说法，在1680年前后，“阿姆斯特丹的成长停止了下来”。波罗的海谷物贸易走向衰落，1672年以后，“仅有一个第一代移民跻身于阿姆斯特丹社会名流之列，在上层名流构成方面，食利者自然占据了主要地位”。一个多世纪以后扬州的情况与此颇为相似，当时盐业贸易走向衰落，扬州移民社会中的徽州人士凋谢殆尽。1800年前后，扬州的成长停止了下来。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名字和一个地方（1）　　　　第二章名字和一个地方　　　　　扬州是一个内陆城市。尽管位于濒临海洋的江苏省，但它距离最近的沿海城镇还有一百多英里，距离最近的海港上海则更远。它与海洋的距离并非一直如此遥远：扬州东边六十英里就是泰州，该地最初叫做“海陵”，即海边的丘陵之意。几个世纪以来大海后退，留下一大片滩涂，使扬州与海岸的距离更远。海洋中出产海盐，这是帝制晚期扬州财富的基础，但除此之外，海洋对扬州人的生活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们生活在一个江河、湖泊和运河的世界，在19世纪中叶以前，那里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船只。1793年11月，马戛尔尼使团沿着大运河顺流而下，吧龙（JohnBarrow）在扬州停泊时看到“至少有上千艘各种各样的船只”。　　　　　作为一座城市的名称，“扬州”一词的含义并非不言自明。“扬”字意为“巨大”或“辽阔”，“州”字意为“地区”、“省”或“国家”。在古代，这个名称指的是长江以南的一片辽阔区域，而决不是正在萌芽并且日后会将其包容在内的那个政治社会的中心。因而故事始于数千年以前，中国文明开始在黄河中游地区的黄土平原上兴起，并从肥沃的核心地区逐渐向东、西、南方扩散。随着“天下”版图的扩展，领土的标志也发生了变化。曾经显得很遥远的长江变得近在咫尺，其背后的“江南”地区，也变成了“一片沃土”。　　　　　长江与黄河之间是淮河。淮河发源于桐柏山区，流经现在的河南、安徽和江苏省，然后注入大海。泗河将淮河与黄河下游地区连在一起，但淮河与长江之间没有这样的水道。相反，来自扬州的船只“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对于很早以前的水路交通而言，沿海线路只有南方和北方之间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