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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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扬州的船只“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对于很早以前的水路交通而言，沿海线路只有南方和北方之间的通道。扬州的设置即取决于这一事实。南方那个遥远的省级行政区“扬州”，后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字，但这样一座城市要到很久以后才出现。一开始只有粗糙的城墙，用来保护驻扎在山丘顶部的一些士兵。这是公元前486年的事，当时相互敌对的吴国和齐国之间发动了一场战争。南方的吴王夫差（约公元前495—前476在位）率领自己的人马向北渡过了长江，到处寻找一个适合作为城堡的地点。　　　　　现在的扬州市东边是一片平坦之地，西北边却有一系列低矮的小山。夫差的人马在一块高地顶部筑起了驻防墙，那里可以纵览下面的平原，后来这个地方被称为“蜀岗”。他们在东边开始了中国最著名的工程———开挖运河。它把长江与淮河联系了起来，这无疑是为了便于把军队和给养运往齐国边界。夫差输掉了这场战争，却在扬州的历史上为自己留下了声名。他所修筑的城堡在他败退之后显然被废弃了，留下了今日扬州市的起源。　　　　　这座城堡被称为邗城，开凿的水道被称为邗沟。这段早期历史以及此后大约三个世纪中的人工创造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得到了恢复。在这几个世纪里，中国变成了一个不同的地方。相互争战的各个国家已经被焊接成一个帝国，先是经历了秦朝（公元前221—前207）的短暂统治，然后是一个统治期更长的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公元前195年，汉朝开国皇帝刘邦把东南部的吴国作为封地交给自己的侄子刘濞。吴国覆盖了古称“扬州”的许多地区。吴王刘濞在邗城之地修建了自己的国都，并且称之为广陵，意为“开阔的山丘”。城墙长约十四里半（五英里多一点），围起了一块较大的区域，足以容纳小块的耕地以及居住区、军营和市场。　　　　　汉朝延续了四百多年。在此期间开凿了来往广陵的运河，筑起了堤防，栽上了桑树，并从大海中提取出海盐。大多数治水之举，包括江淮运河的改道，都发生在东汉期间（25—200），这让我们想到生齿日盛，拓殖扩展，还有灌溉和运输需要的与日俱增。直至东汉结束，广陵依然是一个边陲之镇，依然是南北交汇之处，不过这种交汇现在更加频繁，这座城市在政治地理上的基础地位得到了更牢固的确立。从这时开始，在从长江到淮河的运河边一直会有一座城市。　　　　　汉朝之后是一个很长的分裂阶段。广陵的战略意义———这在几个世纪之前夫差修筑其城堡之时即已预见到———得到了反复的证明，敌对各国争战期间，这座城市屡次遭到洗劫。5世纪末，诗人鲍照（414？—466）用诗文反映了这座城市在汉末遭到的破坏，不过这些诗句也适用于他自己那个时代的情况，其标志就是451年和459年的广陵屠城事件：　　　　　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陇残。　　　　　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　　　　　鲍照的诗题为《芜城赋》，广陵因而也被称为“芜城”，即荒芜或者“长满荒草”之城，从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座城市的命运之短暂。　　　　　直到隋朝（581—618）重新统一为止，这座城市都没有完全复苏。589年，隋朝太子杨广（他在历史上更为人知的名称是隋炀帝）驻于广陵，负责管理南方这个幅员辽阔的省级行政区———扬州。他重新恢复了这个地方，建造了一个繁华的大城市，他称之为“江都”，或者说是“江边的大都市”。好几个世纪里，这个名字既指一座城市，又指管理该城的那个行政区域，但其最著名之处依然与昙花一现的隋代荣耀相连。隋朝建立还不到三十年，叛乱就导致了它的灭亡，此时炀帝的逃亡之所正是江都。他在618年被谋杀，葬于现在的扬州城不远之处。一千多年以后，石涛将他的墓地画进了一幅秋景当中，以此缅怀一个朝代的逝去。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名字和一个地方（2）　　　　在隋朝江都城的基础上出现了一座唐朝（618—908）城市：它位于平原而非山丘之上。从名字和行政地位的多次改变来看，它的成长最初并不稳定。朝代的更替通常带来地名的变换，这不仅是因为行政层级、疆域和领土范围发生了改变，也是因为名字的改变意味着国家贴上了新朝代的标签。隋代江都城曾经是一个在行政方面相当重要的城市，下辖长江南北的16个县，即现今江苏和安徽两省的范围。其重要性在唐初得到了重申，624年成为一个都督府的驻地。此时它获得了“扬州”这一名字，尽管其治所依然是“江都”。　　　　　这并不是该城的最后一次更名———广陵这个名字在8世纪中叶一度被重新起用过———但这座城市正是以“扬州”为名渡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并且这个名字实际上延续了下来。诗人们将它刻入文集当中———这对于创造和维系某种历史传统而言至关重要。公元8世纪，李白（701—762）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689—740），使它变得名垂千古———“烟花三月下扬州”。　　　　　有唐一代，扬州一直很繁荣。用谢弗（E。H。Schafer）的话来说，它是“8世纪中国的宝石……是一座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城市，金钱在那里轻松地流动……是一座衣着考究的城市，一座随时可以获得最好的娱乐的城市”。它的繁华得益于南北交通的增长。随着从南方到都城长安的商船数量在7世纪和8世纪初的增加，内陆水道系统也得到了扩张以适应这种情况。扬州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能够从交通的改良中获益，并且获得了作为商业凌驾于农业之上的名声。它成了一个地区间乃至国际贸易的中心，吸引了来自亚洲腹地和西部的大量商人。安禄山叛乱（755—763）爆发后，它成为淮南节度使的驻地，和新建立的政府盐业专卖体制的行政中心。由于士兵、难民和盐商的流入，城市人口逐渐膨胀。　　　　　这种经济、官僚政治和战略功能的混合，意味着扬州依然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市，直到黄巢叛乱（874—884）为止，随后降身为争战双方手里的一枚棋子。城墙以及城内的许多地方，可能在957年南唐躲避后周军队时遭到了摧毁。南唐末代皇帝李煜（936—978）用如下诗文来凭吊这座城市的毁灭，这不禁让人想起五个世纪以前鲍照的赋：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10至18世纪扬州城墙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这座城市后来的兴衰命运。北宋时期（960—1126），沈括谈到了扬州以往“最有富盛”，他从唐代扬州城墙的庞大规模中清晰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唐代的扬州城墙“南北十五里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是广陵城墙的三倍还多。相比之下，修筑于后周（951—960）期间的城墙，所环绕的仅仅是唐代扬州城的东南一角。北宋期间没有进行任何修筑城墙之举，与此相应的是这一时期扬州城地位的下降。但在南宋期间（1127—1278），都城位于长江以南，而不是长江以北，扬州成为保护朝廷的堡垒，又增加了两道围墙，一道是为了保护蜀岗上的要塞，另一道围墙更小，是为了将要塞与主城连接起来，这样总体城区范围得到扩大。1276年8月，蒙古人花了很大力气才征服这个复杂的三城结构。这个悲壮的围城故事说，城里的人即将饿死，南宋守将李庭芝（1217？—1276）登上城墙向敌人宣告：“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　　　　　蒙古人在宋朝的各座城池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因而对于修筑城墙并不怎么热心。他们可能任由扬州周边的城墙沦为颓垣。元朝（1271—1368）的防卫不是依靠城堡，而是依靠大量骑兵的运用，这在江淮地区尤其如此。《马可？波罗游记》中言之凿凿地说，“人们以贸易和制造为生，因为武士和重装骑兵的大量甲胄都是在那里生产的。大量军队奉可汗的命令驻扎在该城及其附近地区”。但在1357年，朱元璋（1328—1398）的造反势力占领了扬州，他后来成为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此时朱元璋正在与另一支造反势力张士诚（1321—1367）作战，于是让自己的人马修筑了一道城墙以防御张士诚的军队。由此发展起了吧龙在1793年所看到的那座方形城市，它为一条河道和城墙所环绕，“很古老，上面覆盖着苔藓”，尽管其年代相对来说已经较晚。1557年修筑了第二道城墙，以保护那些居住在旧城以外者。　　　　　有明一代，扬州成为一座府城，管辖着长江以北的十个县，并且经历了最后一次更名，被称为维扬府。这个名字与“扬州”有着语源学关系，其出处来自《尚书》中的一句话：“淮海维扬州。”这句话似乎可以解释为“淮河与大海之间只有扬州”，尽管“维”字的意思在这里还不确定。民间仍在使用“扬州”这一名字，“维扬”则成为明代以后诗文中的用法。该城在宋代的名字“江都”，依然做为它的本县的名字而保留下来。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城市与帝国　　　　一、城市与帝国　　　　　到明末为止，扬州历史中的一些稳定特征已经形成。该城基本上是一个国家的产物。政治地理因素是决定这座城市的历史发展的关键，并且在任何时候，南北关系都在促进或者阻碍着它的成长。从作为南方王国抵御北方王国的堡垒开始，其军事意义在随后围绕它而展开的历次战争中得到了确认。在关于扬州历史的著作的序言中，姚文田（1758—1827）如此评论这一特征：“维扬为南北要津，自秦汉以后，迄于戎马之冲，其郡县之废兴，疆域之分并，视他郡特多。”　　　　　围绕扬州而展开的军事冲突，乃是缘于江淮地带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从中华帝国初期的历史开始，每当分裂期间，江淮之间往往就会成为一道边界。三国时期（220—265）吴国与魏国的边界，南北朝时期（420—589）魏国与齐国的边界，五代时期（907—960）南唐与后周的边界，以及12、13世纪宋金之间的边界，都沿着这两条河流的流向而划分。南明期间，就在扬州不幸被围的1645年，江淮下游地区成了南下的满洲军队与南明都城南京之间的缓冲地带。　　　　　以北方为重心的朝代，比如唐朝和元朝，自然有兴趣控制或者利用南方的资源。南宋和南明这样的朝代同样想让其疆域免遭北方的侵袭。扬州位于南北交通要道上，因而在王朝冲突中就成为一个可能的军事目标。占领这座城市，对于北方的势力而言意味着可以很容易到达长江，对于南方的势力而言则是长江的有力屏障。在和平稳定时期，这座城市同样可以成为重要的行政中心。幸好更多的时候都是和平状态，因而扬州总体上发挥了很好的区位作用。　　　　　当国家统一、政治稳定之时，扬州通常能够从如下两种重要制度中获益：大运河以及食盐专卖。南宋期间都城位于杭州，大运河的重要性不如隋唐时期；但它在元代得到了复兴，并且向北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因为都城在大都（今北京）。明朝一开始定都金陵（南京），后来仿效元朝于1428年定都北京。因此，大运河的维护就成了朝廷的当务之急。作为一条地区间交通贸易线路，尤其是作为每年南方漕粮北运的线路，大运河使扬州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它是运河上的一个重要港口。　　　　　食盐专卖在唐代就已经是扬州城市经济的重要因素，它为扬州在16至18世纪复兴并成为中国的主要城市之一提供了基础。宋朝时期，扬州的城市经济没有多少值得提及之处，但盐税依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对于南宋的防务经费而言至关重要。元朝时期，盐利可能是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两淮商人的财富已经得到了公认，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私人银行，官员们可以通过他们为运河等公共事务筹集资金。　　　　　在主要家族的世袭控制下，大运河和食盐专卖得到了发展，并向他们的利益倾斜，但它们也为这座城市在和平时期的繁荣提供了基础。总的来说，扬州是一个人为结构的获益者，这个结构的存在取决于国家的政策，只有善治才能确保其效率。淮安也在部分程度上拥有该城这种物流优势，它在大运河的更北边，就在淮河与大运河交汇处的附近。明清时期，淮安也承担了扬州那样的行政功能，比如盐业贸易、漕粮运输和关税征集。　　　　　扬州紧邻长江，这决定了它在历史上相对于自己的北部邻居的优势地位。隋朝时期，扬州成为北方的最前哨。从那里再往前走，势必就要越过长江———早期曾经有一位皇帝对这条大江感叹说：“嗟夫！固天所以阻南北也。”跨过长江就进入了真正的南方，唐朝和南宋时期那里的经济和人口增长，将给吴越地区带来相比于全国其他区域而言的持久优势。　　　　　即使有着靠近长江这一相对优势，扬州依然容易受到行政结构变动的影响。南宋时期，附近的长江港口仪征———当时名叫真州———成为漕粮转运使的驻地，并取代了扬州作为茶叶和盐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同样，扬州的行政地位在元朝时期一度上升，成为省级都会，后来这一角色又回到了南部的杭州身上。因此，扬州虽然据有醒目的核心位置，但其潜力也可能因为官府的一纸命令而戏剧性地下降。　
　《说扬州》　第一部分　基础《说扬州》　城与府（1）　　　　二、城与府　　　　　14至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保持着相对稳定，尽管国家的版图在清代得到了巨大的扩展。在这几个世纪里，扬州是一个很大的府的治所。中国人习惯于对行政中心及其所辖政区的地名不加区分，有时候会导致城市和府的混淆。比如，一说到18世纪盛世期间的大扬州地区，人们就往往会从城市的财富推及区域的繁荣。事实上，即使是在扬州城很繁荣的时候，其广大农业腹地内的居民，能做到收支相抵就已经很幸运了。尽管如此，扬州的巨额财富依然主要来自其属地，有时候该城看上去在扬州府之内但却不属于后者，其他的时候，这种联系却显而易见。　　　　　扬州府据有江苏省中部的大部分地区，方圆2万多平方公里。该省的中部区域南被长江、北被淮河一分为三，尽管淮河河道在12世纪末以后逐渐为黄河夺占。对于观察者而言，这三个地区的划分非常明显。一段晚清时期的评论记载了它们之间的反差：　　　　　北部地区，特别是徐州附近，与华北没有任何不同。甚至不及华北富足，只有稀疏的竹林、柳树、白杨和一些刺槐，为这片贫困地区带来些许绿意。很少看到桑树，既不种水稻，也不种茶。栽有一些果树，果子很不错，尤其是桃。中部地区比北部好不了多少，但运河湖泊中满是鱼类，那里生长的棉花质量非常好。南部地区情况最佳，棉花、水稻、桑树及普通谷物是主要作物。竹林茂盛，但茶叶的种植很落后。山丘完全裸露在外。长江、运河、湖泊中有各种鱼类。　　　　　18世纪的田赋定额，证实了中部地区的条件比南部相对更差。南部的在册土地不到全省一半，却承担了大约四分之三的地丁银和更大比例的田赋。从税收来看，除了主要出产于北部的小麦以外，南部的各种税赋比中部和北部的总和还多。尽管中部地区不像北部那么贫穷，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几乎没法与南部和省内其他地区在繁荣程度方面的鸿沟相提并论。　　　　　就像金介甫（JeffreyKinkley）曾经评论过的湘西一样，江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