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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朊骋谆锇椤Ｑ镏荼黄然毓橛谧约旱母沟兀�20世纪30年代主要以出口腌制蔬菜、化妆品和牙刷而闻名。很少有游客来到这里。即使是艰难时期曾经聚积在其城门下的难民，现在也绕过这座城市，向南渡过长江，奔着更有希望的沃土而去。 18世纪的情形迥然不同。这座城市位于前往北京的线路上，自然成为一个八方来客的口岸，它的财富也吸引着远近各色人等。李斗写道：“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予见闻所囿，未能遍记。”除了官员、学者之外，还有其他的人；1841年5月，周生从长江南岸的镇江乘坐客船前往扬州，根据他的见闻，这是一支五颜六色的队伍： 赤日行天，流水欲沸。舱不满七尺，内外坐二三十人。一时秀才酸气，乡先生腐气，和尚酒肉气，负贩葱蒜气，守钱虏臭气，衙门人仆隶恶气，皆随汗出，聚于鼻观，不辨何味。而又东船鹾商开江锣，西船宰官起马炮。 在这段话里，周生简洁地捕捉到了清代扬州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江中的扬州社会的特征：有抱负的儒生、塾师、和尚、高利贷者、贩夫、衙役，他们同类相聚，都挤在一条来往于扬州的船上，由此勉强维持生活，或者是去把握最大的获利机会。妇女显然不在船上，但并没有脱离观察者的视野。一名乘客开始说话了：“诸君亦知扬州有美人乎？美人不知与苏小葛嫩若何？”这时，“秀才作狂，乡先生不复能为道学面目，和尚悔削发”。 由于身份、财富和权力而与普通百姓区别开来的，是一边的官员和另一边的盐商，它们正好代表着明清时期这座城市所赖以维持的双重基础，即行政管理和盐业贸易。周生所看到的盐商，可能像他自己一样是镇江人，因为在19世纪初，镇江商人已经开始投资于两淮盐业贸易。但在前几个世纪，扬州的繁荣得益于来自更远之处的人，他们的故乡非常遥远，因而在这座城市安家，促进了这个城市社会的创造，并且成为它的一个鲜明特征。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商人之城（1） 第三章商人之城 汉语中的“商”字大概可以追溯到周代初期，当时战败的“商”人被迫求助于贸易以为生计。这个词源神话抓住了与商人或者生意人有关的外来人这一概念。帝制晚期，关于商人的标准说法是“客商”，实际上意味着“外来人”之意。相应地，以传说中的商代义士为基础的财神，在一些故事中也被赋予了穆斯林特征，被描述为一位胡须卷曲、眉毛突出的黝黑的外国人。 这种形象在扬州有其历史的共鸣。当巴格达和长安（后来的西安）分别是西方和东方世界最大的城市之时，阿拉伯人、波斯人，有时甚至连犹太商人也横穿过东西方之间的遥远距离，从“地中海西部的弗兰克地”这样遥远的地方来到印度和中国，“把这些地方的麝香、沉香、樟脑、肉桂以及其他物品带回去”。这个时候，在8、9世纪，扬州正位于一个交通网络的枢纽，后者将长安与广阔的海上贸易线路连在一起。往来都城的途中，来自远方的商人往往在扬州停留，或者留下来买卖宝石和稀有药品。因此杜甫（712—770）有诗曰：“商胡离别下扬州。”安禄山叛乱期间扬州遭到洗劫的时候，“数千波斯客商被杀”。 13、14世纪，在“蒙古泰平”时代（PaxMongolica），这些远方的商人再度造访扬州，当时成吉思汗的后代为丝绸之路提供了保护，并欢迎客人们飘洋过海来到中国。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尔费达（Abulfeda；1273—1331）知道扬州的存在，他写道：“某些人到过那里，说那里位于温带地区，有一些园林和荒废的城墙。”一个中文名叫普哈丁的伊斯兰传教士，被认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就在阿布尔费达出生前后葬于扬州。其精致的墓园里还保留着他的许多同胞的墓碑，比如卒于1302年的尔路丁（Erlueding），被称颂为是“一位伟人”，一位有教养、精于商业、关心普通百姓的客商。若干年之后，喀德林（Catherine）和安东尼？维利翁尼（AntonioIllioni）葬于扬州，其墓碑刻着如下开头的拉丁文碑文：“hic…iacet……（这里安息着……）”他们肯定是踏着那位声称代表大汗做过三年扬州总督的马可？波罗的神秘足迹，沿着某条贸易线路来到中国寻求财富的。 异国风情的历史随着蒙古帝国的灭亡而被埋葬。那些刻着神秘莫测的铭文的墓碑，在新的王朝下被用来当作修筑新城墙的石块。此后，扬州虽然还有穆斯林，甚至一度有过犹太人，但他们不是飘洋过海而来；就我们所知，他们也不被看成是有实力者。后来几个世纪里的商人总体上是一类不同的外来人，他们买卖的不是容易运输的小型贵重货物，而是人类饮食中的基本成分———食盐。 对于中国的盐业贸易，包括两淮盐区和垄断了两淮贸易的扬州盐商，学术界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概括说来，盐政对于扬州的重要性无需赘述。帝制晚期的大部分时候，盐政都是这座城市的主要财富来源。鄂多力克（OdericofPordenone）曾经在14世纪到过中国，他以不无敬畏的口吻评论说：“这座城市的领主＇每年＇光从食盐身上就能获得五百土曼的巴利斯（balis），一个巴利斯值一个半弗罗林，这样一土曼就有一万五千弗罗林！”在此前后，两淮盐产定额是第二大产区两浙盐区的将近两倍，16世纪晚期，其年度税收是次于其位的税收大户长芦盐区（包括河北及河南部分地区）的将近四倍。 盐商在两淮盐区的财富如此之巨，原因之一在于淮南盐场的出产能力。两淮盐区沿着淮南和淮北（江苏中部和北部）的海岸展开；盐场多位于淮南，这里的产盐量超过了两淮总产量的五分之四。另一个原因是官方划定的盐业市场区域的规模。明清时期，这个区域包括七个省的全部或者部分地区，从北方的河南直到西南的贵州边陲地带。各个不同省份的数百万消费者的财富，因而源源不断地流向扬州并在那里聚积起来，何炳棣曾经估算过，其数量超过了清代中期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财富。 食盐贸易对扬州社会的结构和城市文化的特征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盐商的存在和行为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这些富人及其行为决定了18世纪扬州城的形象。本章追溯他们在明代的起源，揭示一种城市文化———对此人们往往根据18世纪的特定社会变迁来进行描述———的基础有多么深厚。 一、两淮盐政与明代扬州 明初的扬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城市。一名朝鲜游客在1488年沿着大运河北上，他对南方的苏州、杭州以及北方的临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却只字未提扬州，虽然他沿途经过了这座城市。南京作为明朝一开始的都城，此时得到了蓬勃发展，同样，苏州也越来越发达，它位于大运河南段，居于繁荣富饶的江南之心脏位置。扬州在繁荣的邻居面前显得黯然失色。它的军事意义已经削弱，相比于苏州的活力而言，其腹地根本不足以称道。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商人之城（2） 然而，政权从蒙古人向汉族的转移，意味着一系列新的国家战略考虑：夺回来的北部边境现在需要加以保护。辽阔的边境地区并不适合居住，军需供应成本很高。朝廷建立了军屯制度以使军队能够自给自足，但贫瘠的土壤和战斗任务使该计划落空。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一种制度，即给商人颁发从事盐业贸易的许可证，作为回报，他们要为边境地区的卫所提供军粮。1370年，山西巡抚最早提出这一制度，希望能够在大同和太原地区实施。于是，在关于明代中国盐业贸易控制权的竞争当中，这两个地区的商人迈出了较早的一步。 该制度被模糊地称为“开中法”，即“开边”、“中盐”之意，但这个术语也许源于1395年户部一份关于“开中纳米”的奏疏。在这种制度下，商人将粮食解运至边境地区的官仓以备时需。作为回报，他将获得一份许可证，可以从盐场认购食盐进行零售。认购的食盐数量取决于他所供应粮食的数量和来源。 商人们很快改进了这种方法，发展出一种由无地流民承担的“商屯”。这样就不需要长途运输粮食。该制度还有一些变通，允许商人提供马匹、铁器或者衣服来换取食盐。1438年，一名来自扬州的陕西商人能够以一匹上等好马获得100份盐引，或者以一匹次等马获得80份盐引，每份盐引以200斤计算。由此，西北地区的养马者和东南地区的制盐者之间形成了某种松散的奇怪关系。 该制度对于政府而言运行得很好，可对于商人来说却非常不方便。从边境地区到两淮盐区有很远的路程，其他海盐产区甚至距离更远。尽管该制度不乏参与者，但商人们总体上还是跟淮盐打交道，后者的利润较大，不像其他地区出产的食盐往往卖不出去： 何也？两淮为江河之冲，四通八达，水运甚易。浙江则稍僻远，而山东、长芦又深入东偏，陆路数百余里，水路千里之远。故商人报中只于两淮，而浙江差少，长芦全无。 为解决一些盐产区无人参与的问题，初期的努力是限制商人认购淮盐，迫使他们将剩余的份额用在其他地区。 只要能用比食盐更便宜的价格买到或者生产粮食，这种长途贸易对于商人而言就有利可图，他们以政府的损失为代价变得富裕。相应地，在成化年间（1465—1487），政府开始将以盐换粮的交易折换为货币交易。其最简单的形式是折色，意味着商人直接向盐运使支付银两，换取从盐场购买若干食盐的资格。这些银两被运到北京，然后其中一部分被拨给边境地区去购买粮食。 纳粮制度与折色制度并存了一段时间，16世纪中叶，甚至还有过将两淮和两浙食盐贸易恢复至以纳粮为主的尝试。然而15世纪晚期以后，淮盐商人逐渐分为三种类型：边商，他们通过为边境地区提供粮食或银两而获得食盐贸易资格；内商，他们独立于边商之外，向盐运使纳税以获得若干盐引，然后在盐场认购食盐；水商，他们将批量食盐运往广阔的两淮盐区以外。边商是经营粮食的“沿边土著”，而内商则“多徽歙及山陕之寓籍淮扬者”。至于水商，他们大多来自江西和湖南，熟悉中南地区的交通线路。从16世纪中叶起，边商开始退出直接的食盐贸易，主要向内商出售盐引。由此扬州与西北边境地区的联系变得微弱。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西商（1） 二、西商 扬州盐商虽然在明初就很活跃，但其数量的稳定增长应该归功于折色。从15世纪末开始，在弘治年间（1488—1505），“山陕富民多为中盐，徙居淮浙，边塞空虚”。泾阳、三原是陕西商人的重要来源（见地图3）。明初泾阳“颇近古，人尚朴素，城市衣履鲜有纯绮，乡落父老或靸履不袜，器惟瓦瓷，屋宇质陋”。但该地科场之风颇盛，人才辈出，胥吏谙熟法律。人们很快就从开中制的开创中获益，富人数量倍增。婚丧嫁娶变得奢华。邻近的三原“科目甲于诸邑，农勤力作，工不事淫巧，惟商贾远出，每数年不归，劝令买地耕种，多以为累”。 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土壤没有多大出产能力。儒家学者朱轼（1665—1736）曾于18世纪初担任陕西学政，他这样写道： 查山、陕二省地瘠民稠，即丰年亦不足本省食用，全凭东南各省米艘，由江淮溯河而北，聚集豫省之河南、怀庆二府，由怀庆之青化镇太行山口运入山西，由河南府之三门砥柱运入潼关。晋省民人，藉以糊口，由来已久。 陕西在唐代和更早以前曾经是一个大都市之区，但随着经济和政治权力的东移而变得孤立。该省居民在地区间贸易方面显示出来的主动精神，也许可以部分归结为这种边缘化进程之故。他们是一种核心文化的继承者，并指望该地能在明朝时期回归为一个核心经济区域。但他们其实面临着一些不利条件。在东边，黄河———陕西有渭河与它相连———可以通航，但却很曲折；而在北边，山陕之间有一系列瀑布和急流，水运变得不可能。出省的主要交通线路是陆路，一条沿着东北方向，穿过陕西，通往首都北京；另一条沿着东南方向，通往以前的首都南京。 晋商的来源地甚至更加偏远，黄土坡和石头山将其与周边各省隔离开来。贝尔（ColonelMarkBell）曾在19世纪晚期经过山西，他认为大同充满了潜力：“在一个有魄力的政府之下，拥有大量燃料的大同府周边地区，注定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制造中心，因为蒙古是骆驼毛、羊毛、兽皮等原材料的生产大户。”他展望中的大同的繁荣，有赖于南口山道通上马车，这样北京和雁北地区的交通才更加便利。 被视为中华帝国晚期最强大的商人群体的晋商，是一种边境的产物，正如贝尔暗示的，边境把经济和政治制度分割开来，因而有利于贸易的活跃。明初以牛马、兽皮换取粮食和布匹的边境贸易，是晋商资本发展的重要因素。盐商的一个主要来源地大同，就位于山西省的北部边远地区，靠近长城。太原和襄陵（临汾）也是盐商家族的故乡，它们位于山西省中部和南部，就在从大同到西安的路上。交通情况决定着扬州各个流寓社群的本籍构成。 晋商与作为邻居的陕商紧密混合在一起。明清时期，全国至少有二十个联合性的山陕会馆。在盐法志中，这两个商人群体被集体称为“西商”，并且扬州和其他许多地方逐渐成立了单一性的会馆来服务于这两个群体。调查名单显示，陕商在两淮盐业贸易中比晋商更有优势。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资源更多，而是由于他们的商业兴趣范围更加有限。晋商卷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商业活动范围，包括纺织品、粮食、盐业贸易，以及最重要的活动———票号经营。明朝后期，他们支配着北方的商业，而徽商则支配着南方的商业，但根据谢肇淛的说法，“其财富胜于徽商”。 西北地区的人来到扬州以后，发现自己所在之处与故乡省份很不一样。唐朝时期，长江三角洲正在快速发展，从长安前往东南地区的官员们一度惊叹过那里如何不一样，偶尔还有一些抱怨： 淮海多夏雨，晓来天始晴。 萧条长风至，千里孤云生。 卑湿久喧浊，搴开偶虚清。 干旱多山的西北各省与低缓多雨的长江下游各地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商人们从土路和山路之地来到一片运河与湖泊之区，在这里，船比马要多得多，洪灾比旱灾更常见。主食是大米，而不是小麦、小米和玉米。当地方言虽然属于官话系统，但听在耳中却几乎难以明白。确实，在这里他们远离故乡。1556年，当他们听到西北各省发生地震的消息之时，肯定已经是在事情发生数周或者数月之后了。 地震发生那年，盐商之子、陕北榆林人何城正在扬州处理问题。他在1532年中了进士，一度在陕西为官，退休后在扬州生活。当时该城已经超出了修筑于1367年的城墙范围：可能在15世纪后半期盐政体制改变之后，城市就随着商人的流入而开始扩展。商人们在城东建起了自己的宅邸，避开了官员们的活动范围。流寓苏州的客商也展开了同样的行动，产生了同样的后果。16世纪中叶，这两座城市都在城墙之外发展起了一个颇具实力的富裕郊区。在扬州，城墙以外的郊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