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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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蠊�16世纪中叶，这两座城市都在城墙之外发展起了一个颇具实力的富裕郊区。在扬州，城墙以外的郊区范围包括盐运使的衍生机构，以及税关驻地。沿海各省倭患期间，盐税、关税，以及盐商群体的私人财富，都使扬州郊区成为海盗们眼中的诱人目标。其中一个海盗首领就是徽州歙县人，他的同乡们就在扬州做盐商。 1556年，海盗突破了扬州地区。他们攻击扬州正南面的长江口岸瓜州，放火烧毁了漕运船队。次年，他们进犯如皋、海门和通州，然后抢劫了扬州和高邮郊区，进而在更北的宝应安营扎寨。六年里他们一直对这个地区构成了威胁，1662年洗劫了扬州东北部的兴化城。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西商（2） 何城敏锐地注意到了同乡们所面临的危险，早就敦促知府在这片居住着大多数盐商而又毫无防卫的居民区修筑一道城墙。这片郊区紧靠大运河左岸，如果不拆除部分居民区的话，就没有地方来修筑城墙。受到影响的居民提出了强烈抗议，但1557年的遭袭推动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新的城墙耗资46000余两白银，其中3万两来自商人们的腰包。 1558年，另一名陕西商人阎金参与了该城的防卫： ＇嘉靖＇三十七年，倭犯扬州。知府石茂华发民乘城，众皆恇怯。金率西北诸贾人登陴，以强弩射之。有郜姓者善射，连殪数酋，贼惊溃。且闻陴间人语多秦声，疑为三边劲旅至，乃宵遁。 因为这些海盗，我们才得以目睹16世纪中叶扬州社会构成之一斑。明朝初年，据称扬州府仅有少数土著家庭；其他所有的人在元末战争期间或者被消灭，或者逃往他处。170年之后，扬州府的人口水平依然较低，但从增建城墙的发展程度来看，扬州城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明中期扬州的居民都来自何方？关于该城人口的不同来源，16世纪的扬州地方志几乎没有提供多少线索，但16世纪50年代该城的防卫历史，却暗示了陕西商人的巨大数量和社会地位。 西商在扬州的存在几乎没有留下多少踪迹。一名在1529年来到杭州的官员以间接方式暗示了盐商对城市文化的贡献，他发现后者处于道德衰退状态。根据他的分析，商人对此负有责任———他们的“华居室、美衣服、盛宴会”正在把人引向歧途。从当时人对于扬州和淮安徽商之奢靡放荡的抱怨来看，这些人可能就是徽商。西商拥有节俭的名声。 扬州地方戏曲表演的风格也许受到了山陕流寓人口的影响。16世纪中叶，扬州的声乐和器乐据称非常独特：它们不同于长江下游流域的其他地区，至少在苏州地区，昆曲正日益成为一种风格。这可能仅仅是由于如下事实：长江把扬州与江南其他城市分割开来，因而那里可能展现出相当独特的文化特征，但清初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即“＇在扬州＇转爨大秦梆子腔”。秦腔可能是西商引入扬州的，似乎为以扬州本地方言表演的“乱弹”的兴起提供了基础，至少对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乱弹在18世纪的扬州非常兴盛，当时秦腔刚刚让位于昆曲风格的华丽表演。 扬州的缠足习俗，也可能是西商的存在留下的深远后果之一。17世纪的作家李渔（1611—1680？）自认为是品鉴美女的行家里手，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予遍游四方，见足之最小而无累，与最小而得用者，莫过于秦之兰州、晋之大同。”大同和兰州都是扬州盐商的来源地。西北各省多以普遍缠足著称，淮扬地区的乡村妇女则通常不缠足。但同样根据李渔的说法，扬州裹足之风较他处尤为普遍，即便力役、佣人、女裁缝、老弱穷困者亦裹足。在这方面，扬州城与华北的共同之处，远较与本地区的共同之处更多，这似乎与西商的流入有某种联系。 西商极少出现在关于城市修建的记载当中。1493年陕西商人出钱新建的大明寺一翼，大明寺中的一座塑金佛像，以及1557年筑成的新城墙———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各地盐商对该城物质构造的贡献。他们可能资助了1528年仪征县学的修复、1529年扬州一座水钟的制造和1535年维扬书院的创建，不过当地的记录中仅提及与这些事业有关的盐务官员之姓名。 16世纪晚期，西商在扬州的地位遭到了削弱。原因之一是边境供粮与食盐认购之间的联系减弱。转折点在1550年。这一年，为了增加军需收入，明朝政府允许专卖商在每份“正引”之外附带两份“余引”。余引必须通过在扬州缴纳银两才能获得，而不能在边境地区得到。每引的重量也从550斤增至750斤。这样，边商事实上不得不买卖越来越多的食盐，而这种买卖的资格又必须通过一种复杂的双重交易才能获得。1567年，有人提到他们“不及等待”仪征盐务监掣那冗长的验盐手续，正在“贱售其引”，这些盐引可能出售给了内商。 从那时起，首先被提到的总是徽商，尽管他们更早之前就已经活跃在两淮盐业贸易中。在17世纪初的徽州府歙县，可以自豪地说：“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徽商（1） 三、徽商 徽州府属于安徽省，该省与江苏一样，跨越了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明朝时期，这两个省都是南直隶的一部分，后者以明朝一开始的都城南京为中心，但如前所述，这个省区在1667年被一分为二，形成了江苏和安徽两个省。 徽州山区对艺术家颇有吸引力。高耸入云端的黄山七十二峰，成为帝制晚期绘画作品中的流行主题，锋利峻峭的岩石地形，很适合作为水墨画的对象。这种地方不那么适宜耕种，而且徽州人生活中面临的条件限制之一，就是可耕地的缺乏。少数平原地区和众多峡谷地带被耕种完毕之后，农民就只能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灌溉和施肥都很费劲。 地形既让徽州感到痛苦，也给徽州带来了福音。与欧洲中世纪的威尼斯人一样，这里的居民开始开发自己拥有的资源：柏树和其他针叶树种为建筑和木制品提供了优质木材，茶叶是中国最流行的饮料的主要成分。到9世纪时，徽州的商品农业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向周边省份出售木材和茶叶，提供了购买粮食所需的现金。纸和墨后来成为主要产品，享有稳定的市场。有了唾手可得的书法和绘画工具、随处可见的云雾缭绕的群山，以及有待装点的商人宅邸，绘画走向繁荣的环境已经成熟。16、17世纪，黄山成为中国画当中得到最频繁描绘的景观之一。 尽管徽州画家兴起于一种商人文化，但徽州在地区间贸易中的地位却不够突出。帝制晚期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地区间贸易中心，往往都很接近于水路：汉口位于长江边，苏州位于大运河边，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上海既近海又邻江。相比之下，徽州———或者是更早以前的名字新安———的群山妨碍了行旅的便利。它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堡垒，从3至13世纪，徽州社会连同其独特的方言、强大的宗族和商业导向，在那里逐渐发展了一千年。徽州的少数水路得到了改善，以利于跟周边和更远省份的交通，木材和茶叶通过这些水路运出去，当地人的财富即奠基于此。 徽州地区耕地有限，并且分散在狭窄的谷地中，加上劳动力和资本密集型的木材和茶叶生意的成长，这些都有助于某种商业文化的成长和逐渐传播。强大的宗族体系有助于大规模的移民，人们一般把徽商筹集资本并投向外部有利可图之事业的能力归结于此。他们成功地主宰了帝制晚期的地区间和边境贸易，以至于他们在19世纪上半期消失的事实，从来没有使人不感到奇怪。 徽州府由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县组成。徽商理论上可能来自其中任何一个县，但在扬州，大多数徽商都来自府城所在的歙县。附近的休宁县远远排在第二位。虽然休宁也和歙县一样，“商贾之最大者举鹾”，但休宁商人在浙江从事两浙盐业贸易者比在两淮为数更巨。 剩余的各县，祁门和婺源仅偶尔出现在两淮盐业记录中，黟县出现得甚至更少。徽州府内部存在着一种地域性的商业专业化倾向：歙县人主要为盐商，休宁人主要为典当商，祁门人主要为茶商。宋代大哲学家朱熹（1130—1200）的故乡婺源，则以茶叶和木材而著称。黟县和绩溪资源相对贫乏，在提供商业人才方面微不足道。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关于这几个县的历史研究几乎都被忽视。歙县几乎成了徽州本身，在关于明清盐商或者“徽州”商人的大多数论著中占据了核心位置。休宁、祁门，甚至还有婺源，也成了专题研究的题材。关于黟县，1566年版的府志仅提及“地小人寡，纤俭大类祁婺，戋戋益甚焉”。至于绩溪，可说的无非就是“其俗埒于黟”。绩溪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明初其他各县的人为躲避赋税而开发了此地，通向北京的主要陆路绕过该县而行。19世纪中叶，当汪士铎（1802—1889）为该地的贫穷而感叹时，他所谈论的便是徽州最穷之处。 纳粮折色制度增强了徽商在盐业贸易中的竞争力。他们比西商距离两淮盐产和市场区域更近，这对其参与盐业贸易更加有利。明朝后期，从扬州到徽州的标准商路大约长700里（约为250英里），从扬州到襄陵则要远将近三倍。 在浙江，徽州的优势甚至更加明显。尽管边商不得不一度从事浙盐和淮盐贸易，可西商在两浙的记录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浙江距离山陕更远，与徽州的距离比两淮更近，同时不那么有利可图，因而对于西商的吸引力更小。相反，徽州休宁县为两浙提供了更多的商人，该地有新安江与直通杭州的钱塘江相连。 16世纪初，徽商在扬州的相对地位还不能与此后相比。宋汉理（HarrietZurndorfer）解释了其中的缘由。直到16世纪中叶，农业商品经济对于徽州人而言依然有利可图。此后，他们越来越对苛捐杂税感到失望。他们放弃了徽州的土地，来到离家遥远的城市生活，转向盐业贸易，“作为从繁琐的农耕中的解脱，由此也获得了声望、权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财富”。 16世纪晚期徽商大规模离开家乡涌入扬州，似乎增进了一种强烈的地方性的歙县认同感。第一部歙县志到1609年才刊行，对于它的相对较晚出现，卜正民（TimothyBrook）曾经感到困惑。对于歙县的精英们来说，某种意义上这样一部县志没有必要在更早的时候出现，因为歙县是徽州府最重要的县，而徽州有一种强大的府志编纂传统。随着徽商“殖民地”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增多，歙县突然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呈现了新的意义：它是扬州绝大多数盐商的故乡。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徽商（2） 对于此时的盐商而言，扬州城并不一定是扬州府内最适宜生活的地方。在16世纪中叶的制度变革之前，内商可以直接向盐运使购买许可证，并获得一纸票据，有权在盐场购盐。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身在扬州，而且考虑到人际关系在生意上的重要性，他如果能够生活在那里就更好。另一方面，他可以从边商那里购买盐引。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手持盐引前往盐场购盐，绕过扬州，经过仪征的盐务监掣。此外，盐引是在南京而非扬州颁发的；而仪征更靠近南京。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的道路书籍《士商要览》中，扬州府与徽州之间的线路以仪征而非扬州府城为起点。 仪征是一个沿河之县。它是扬州府的西界。唐朝时期，当扬州已经是一个富庶的大城市时，仪征才以一个名叫白沙的小镇面貌出现，但其地位在11世纪得以凸显，占有了扬州以前作为税收转运和茶叶、盐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北宋时期，扬州的重要性严格局限于地方层面，仅辖有自己所在的江都县，而仪征（当时的真州）则是长江北岸商业活动的重要中心。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它位于大运河一条支流与长江的汇合之处。它比扬州更符合一个长江口岸之名。明朝时期，仪征再次归属于扬州，但它是盐务监掣所在地，外运食盐必须在那里称掣重量，并从淮扬运河中使用的运盐驳船转至可以航行长江的大船上。 许多来自徽州的盐商家族在仪征占籍，对于卷入盐业贸易的家庭来说，最初这里很可能是更合理的改籍之处。关于这一转换的标准描述是：“以盐改籍，盐册占籍。”1699年的一份徽州移民居留表中包括仪征、扬州和淮安三个地方。淮安位于大运河边，靠近大运河与黄河、淮河交汇处，是淮北之盐的集散口岸，因此等于是北方的仪征。但仪征本身在表中也有值得自豪之处：“徽之富民尽家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至此，徽州人在扬州的存在已经无可争议，但寄籍仪征的盐商家族的数量，至少暗示着这两座城市之间的“扬州”商人还是有所区别。 徽商在扬州———或者仪征———的兴起，与宋汉理描述的徽州府的环境变迁相吻合。这两个府之间存在着某种象征性的关联，明代徽商的显赫，以及清代扬州盐商相应的高调姿态，即可反映这一点。直到16世纪后半期，当一种不利的税收制度开始将徽州人从耕地上赶走之时，那里才逐渐呈现出在清代更长时期内都将看到的特征———该城本身由于第二道城墙的修筑而扩大，越来越多的徽州流寓定居下来，还有风月场所的繁荣。 徽商在扬州的兴起，不仅对应着徽州社会的转变，也对应着西商在扬州的相对衰落。这可能是由于西商的商业活动范围之故，他们不仅从事食盐生意，也从事金融和地区间日用品贸易，包括江南的纺织品贸易。这种广泛性尤其使晋商成为帝制晚期无可辩驳的商人之王，但这也意味着他们的分布非常稀疏，相比之下，徽商则趋于结成家族或宗族群体，并集中从事食盐、茶叶和木材贸易。无论如何，在清代的扬州，西商在数量和花销上均不如其徽州同行。 晚明盐政的进一步变革看来可能对徽商有利。1617年，功能紊乱的边境纳粮制度被正式废止。官盐销售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下滑，原因可能是商人们被要求为未来几年的盐纲提前纳税，因而参与盐业贸易的积极性不高。他们的位置被食盐走私者所取代。为了恢复商人们的兴趣，政府于是提供了世袭的许可证，来管理两淮盐区内指定地区的盐纲。这就是“纲法”。该制度立即获得了成功，这可以解释为何在明朝最后几十年里，扬州的乡村腹地正在遭受洪涝和饥荒之时，该城却依然很繁荣。该制度延续了两个世纪，在此期间徽商一直是扬州的主导社会群体。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一个徽人家族 四、晚明扬州的一个徽人家族 到17世纪初，就社会流动和社会角色而言，扬州的徽商家族已经有点像其在18世纪之后裔的模样。考察一下郑景濂家族（约盛于16世纪晚期）便能显示，明朝晚期的扬州社会已经预示了它在清代的景象。郑家在歙县可能是农民，受当地大户所欺，家财尽失。他们可能曾经属于那个有着充分记载的社会群体，即自耕小农，明朝晚期他们正在输给更有权势的宗族成员，但仍有（或者被认为源自）一些值得自夸的杰出祖先。景濂的高祖和另一位家族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