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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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给更有权势的宗族成员，但仍有（或者被认为源自）一些值得自夸的杰出祖先。景濂的高祖和另一位家族成员，在15世纪初都死于永乐皇帝夺取政权的内战当中，被尊为建文皇帝的殉难者。 郑景濂决定远离家乡寻求财富之时，他已经结婚，至少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名叫之彦。他把小孩交给奶奶照看，自己和妻子一起离开了歙县，在明朝晚期这个急速发展、忙乱而动荡的时代寻求自己的出路———当然，那时没有任何人清楚这个时代究竟有多“晚”。五年以后，这个家族来到了扬州。他们可能在16世纪最后二十多年里的某个时候迁到了扬州，因为1598年郑之彦的第二个儿子郑元勋在那里出生。郑氏家族随后究竟怎样跃升至扬州社会的塔尖，这已经没法弄清楚。跟其他许多人一样，郑景濂的进身之路是拼搏来的，或许也是从饱受折腾的边商手中廉价购买盐引，然后高价出售食盐。郑之彦在某个时候来到扬州的父母身边，他以能够很好地把握“利国通商之事”而著称；也许对于有益于家族的生意，他甚至做得更好。 郑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成功。他们通向地方权力的道路，属于何炳棣在其关于扬州盐商的研究中所描述的那种典型，即通过食盐贸易中创造的财富来获得进入绅士行列的机会。郑之彦获得了生员资格，并确保其子元嗣、元勋（1598—1644）、元化（卒于1655年之后）和侠如（1610—1673）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明朝最后二十年里，郑元勋成为扬州社会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仪征和扬州之间在徽商本籍归属问题上的混乱，从这个家族身上可以得到很好的例证；扬州、江都、仪征和歙县都声称自己是郑家本籍的确定归属地。就居住地而言，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因为我们知道郑元勋及其兄弟都生活在扬州城。与此同时，一份代代相传的仪征户籍又承载着某种历史，将这个家族与邻近的仪征县连在一起。此外，这个家族的一支看来曾经在仪征居住过。这可能是由于大家族内部的人员分工之故。 这个家族的核心人物郑元勋在1627年乡试中夺魁，并在远近各方赢得了很高的声望，然后于1643年获得进士资格。地方志传记中将他描绘为具有儒士的所有品质，尤其是他从事的慈善活动，标志着他是一位17、18世纪优秀徽州人的典型。他在1640年的饥荒中表现了仁爱精神，组织宗族成员捐出了超过1000石的粮食，在扬州建立了一个施粥点。他促成了节孝事迹的登记，这是徽州新儒家人士的典型事业。他关照远近各方的朋友，曾经安排一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就医，并料理了另一个人的遗骸回乡安葬事宜。 他还参与了带有晚明不满士人之特征的文学活动。尽管年纪较轻，但据称路过扬州的高级官员已经咨访过他，并且屡次敦促他出来任职；可是被授予兵部某职位之后，他又以需要照顾老母为由而引退。他把精力投入了复社———命运多舛的东林党运动的继承者。复社本身是一个地方文人结社的联盟，其中可能包括扬州竹西续社。郑元勋及其1643年同年进士梁于涘（卒于1645年），还有另一位同年、郑元勋的侄子郑为虹（卒于1645年），都是该组织的成员。 郑元勋在扬州的其他事业预示了某些18世纪扬州盐商将以之而闻名的文化活动模式。首先，他修建了一座园林，或者至少可以说出资修建了这座园林。扬州在郑元勋生活的时代以前就有过园林，但他的影园是该城盐商园林兴起的直接标志。该园建于1634年，当时扬州和附近各镇还有其他园林正在修建。此时或此后，郑家几个兄弟都以拥有园林而著称。根据李斗的记载，他们“以园林相竞”。 郑元勋的园林之所以突出，不仅与他自己是郑氏兄弟中最杰出者有关，也与其设计者计成（生于1582年）有关。计成的名声主要来自其《园冶》一书的出版，该书在西方通常被译为“TheCraftofGardens”，出版于1635年，书前有郑元勋的序，他可能赞助了该书的印行。该园位于扬州城外，显然在城市的南边，靠近西边的城墙，大门向东对着这座城市。现代园林学者朱江基于文献资料把影园的设计描述为“大型园林”的一个典型，但就面积而言，该园看上去很难属于这一类型。郑元勋谦虚地描述说该园“阔仅数步”，实际上有人估计它占地一英亩多，不包括附属的菜园和花圃。厅堂、望楼及亭台为溪流和池沼层层分隔，又由曲折的游廊和小桥联为一体。该园无疑并不算小，足以让他的客人们享受到曲径通幽的乐趣。 郑元勋之弟郑侠如在清初建造了一座休园，现存的一幅休园图案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我们得以了解可能是典型的17世纪扬州大型园林的一些设计特征。郑侠如的休园占地约50亩，位于新城东墙内，合并了两所更早的园林。该园有着和缓的起伏和弯曲的界线，里里外外都流露出古典南方园林的某些特征：曲折的走廊；园内划分为不同区域以形成园中园；“山水”的结合，以创造一种观赏风景画的感觉。北京也建造了这样一座园林，以抚慰明朝末代皇妃的思乡之情，她因为思念自己的故乡扬州而变得人形憔悴。影园或许拥有所有这些特征，只是规模更小。 郑元勋声称自己的园林会成为可以“伺奉老母”之处，但与休园和其他清代著名园林一样，这里也是一个文人集会的场所，“以集天下名士”。当地复社的集会可能就在这里举行，因为郑元勋，至少还有该园的一位常客———郑的同年梁于涘，都是复社的成员。在这些地方举行的文学活动，与在18世纪各园林中的那些活动相似。1643年该园举行了一次庆祝“黄牡丹盛会”。客人们在这里创作诗歌，竞相表现出优雅的文辞和新颖的构思；集体作品得到了印刷和装订。冠、亚军分别获得一笔奖金。这种场景与李斗在一个世纪后描述的情形很相似。 与后来那些园林一样，影园也跟绘画作品连在一起。郑元勋自己是一位略有声名的画家。高居翰（JamesCahill）称他现存的两幅风景画从绘画角度而言“算不上什么”，但却显示了董其昌（1555—1658）松江画派与新生的安徽（徽州）画派之间的有趣互动。而董其昌则是郑元勋的客人之一。据郑元勋称，董其昌在影园规划阶段就与自己进行过讨论，并为它起了这个名字。董其昌的密友陈继儒（1558—1639）为该园题写了一块“媚幽阁”匾额，郑元勋后来用这几个字作为一部文集的标题，其中收入了董其昌一篇论述南北画派的重要文章。 主客之间在这种园林环境中的相互交往，颇能体现一种后来与扬州普遍相关的社会进程，即盐商家族的绅士化。帝制晚期，商人园林与士人园林之间有时存在区别，尤其是就盐商园林而言，但这种区别往往很模糊。扬州的园林传统是苏州———明代士人园林的重要发展中心———园林传统的延续，如果说这种传统清楚地体现为夸张的假山等寻常特征的话，那么它也清楚地体现为苏州人计成所设计的园林之优雅。出身于商人家族的士大夫郑元勋支持文人路线，他这样写道：“＇园＇主人胸有丘壑，则工丽可，简率亦可。”郑元勋扮演的园主、赞助人、士人和慈善家角色，为此后的扬州徽籍代表人物所继续。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都拥有园林和功名，因为赞助公益事业而著名。满洲的征服剥夺了郑元勋及其同道们的机会，使他们没能留下后来的扬州徽人所赢得的那种集体历史地位，但他们在城市结构中留下了某种生活方式的烙印。到了明朝灭亡的时候，扬州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成为一个徽州城市。即使是朝代的兴亡也没有改变这个事实。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扬州十日 第四章扬州十日 徽州人大规模移民扬州始于16世纪后半期，大约结束于18、19世纪之交。在扬州的社会历史当中，这是一个相对离散的阶段，在此期间，歙县商人主宰着当地社会。然而，这段历史被一个重大事件打断了，那就是17世纪40年代席卷全国的改朝换代战争，这场战争将满洲皇帝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在明亡之后的扬州历史上，满洲皇帝和官员显然属于新的角色。作为更宽泛的中国历史上的行为主体，他们与徽商处于一个相同的时间序列中。满人最初以采集渔猎为生，16世纪转向农牧业。辽河流域尤其如此，这里比其他的主要聚落更靠近中原，并且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通过向汉人和朝鲜人出售人参、兽皮和马匹，这里的人在16世纪逐渐富裕起来。在勇武的努尔哈赤（1559—1626）领导下，他们也逐渐强大起来。1587年，已经成为君主的努尔哈赤修建了自己的第一座城池。1618年，他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同时对明朝宣战。不到三十年之后，他的第十五个儿子多铎（1614—1649）———中文为豫亲王———就漫步于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扬州街道上，在巡察满汉战争期间最惨烈的一个事件中造成的损失。 在中国的编年史上，扬州是朝代更替的一个显著参照点。该城的沦陷预示着明朝复兴期望的失败，征服者对平民的屠杀，则逐渐被视为一个时代之终结的悲剧象征。在关于王朝兴衰的道德故事所提供的结构性叙事当中，该城被征服的那一刻标志着历史的断裂。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是一部关于1645年扬州沦陷的文集，在提供这种叙事的所有经典著述中占有核心位置。然而细读该书就能发现，它也支持一种关于过去的另类故事，使我们得以窥见晚明以降扬州地方历史中具有连续性的某些重要方面。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满洲与明朝的灭亡 一、满洲与明朝的灭亡 明朝晚期政治上的不稳定，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都表现得很明显。1604年，东林书院在无锡创建，从扬州跨过长江沿大运河南下即可到达该地。东林书院为改革派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中心，其主导力量与江南和西北山陕两省———正是这几个省份为扬州提供了许多盐商———官员结成了强大的联合。二十年来，东林党逐渐有了相当的影响，然而在1625年遭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反面人物之一宦官魏忠贤（1568—1627）的镇压和清洗。与这场清洗相伴的，是以魏忠贤为中心的个人崇拜的发展，其标志就是为他建立祠庙、形成一套仪式。在扬州，按察使王徵（1571—1644）是来自陕西的“二劲”之一，拒绝向魏忠贤的祠庙致敬。可能就在同一时期，郑元勋冒着很大的个人风险为一位朋友提供了藏身之处，后者与某个当权宦官发生了冲突。 政治上的困难伴随着社会经济危机而来。17世纪20年代，西北各省遭受了干旱、饥荒和土匪的蹂躏，种种灾祸导致了公开的叛乱。扬州的西商家族无疑受到了这些情况的影响。扬州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17世纪20年代后期，兴化爆发了匪乱，他们成功地包围了县城，直至骁勇的地方官员将这场动乱镇压下去为止。17世纪30年代，扬州和仪征的武将们都面临着保护地方免遭淮河流域叛乱者南下侵袭的任务。陕西叛乱者张献忠（1605—1647）已经成为明朝政府最大的内患之一，现在几乎可以在整个华北自由游荡。1637年，他联合江北土匪对仪征发动攻击，然后沿着长江退居湖北。1635年，扬州附近饥民载道。1636年，随着饥荒的持续，不少人上吊或者投水自尽。1637年，长江向北泛滥，仪征死者无数。 国家正在慢慢解体。江河泛滥，降雨过多或过少，粮食不足，绅士不愿就职，明朝的军队接连战败。明王朝被二十余年的农民起义弄得筋疲力尽，日益强大的满洲力量又在威胁着边境，明王朝终于在1644年走向灭亡。4月24日，就在北京即将落入陕西叛乱者李自成（1605？—1645）之手的时候，明朝末代皇帝杀掉自己的妃子，并于次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南京，前明官员创建了一个残余政权，即南明政权，希望能够保住中国南方。扬州注定要从一座闲暇娱乐之城转变为镇守要地，这在它的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 南京的南明政权意识到了历史上的先例。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南京的安全取决于淮河下游地区的防卫。这项任务交给了四位名声可疑的职业将领，他们为控制扬州争吵不休，这是危害南明存在的因素之一。扬州城防在政治和军事上被分割开来，扬州居民只能等待着王朝更替战争的最终结果，1645年四月（西历5月末），这一悲惨的结局终于降临到他们身上。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前六日（1） 二、“扬州十日记”：前六日 扬州的沦陷在关于17世纪中国的历史撰述中占有核心位置。这个故事经常被人提起。当时扬州城的一位居民王秀楚在这场浩劫中幸存下来，写下了一份关于城陷之后可怕的屠杀和破坏经历的详细叙述。他的《扬州十日记》在整个18世纪都是一部禁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反满读物流传开来。该书随后被翻译成法文和英文，它可能是关于满洲征服中国这段历史的最有名的叙事。 除了这部叙事中透露的信息，我们对于王秀楚一无所知。他的家族看来在这座城市已经站稳了脚跟：当躲避占领军的时刻来临之际，他带着怀孕的妻子和儿子，三位兄弟，一位嫂子，一位侄子，以及妻子娘家的三位成员一起逃难。王秀楚反复提到“扬人”，暗示着自己并非其中的一员。他描述了有损于地方荣誉的道德妥协背景下的两名扬州妇女。书中提到邻居乔承望是一名“西商”，该词将他与山陕流寓区别开来（乔家来自山西襄陵，在扬州很有名望）。 然而他很可能是徽州人，尽管书中有一段话暗示他和自己的兄弟并非“富商”。他生活在新城南部，直接靠近城墙，那里正是盐商集中居住之区。他与商人为邻———在扬州这意味着他们是外地人———自己就可以支配大量银两。他的妻子拥有金银珠宝。他的姓氏是常见的“王”字；汪姓在徽州更常用，但也有人使用“王”这个寻常的姓氏。此外，他的兄弟有一位洪姓姻亲，这个姓氏在徽州很普遍。这位亲戚就是书中提到的两名妇女之一。另一名郑姓妇女王秀楚并不认识，“郑”也是常见的徽州姓氏。书中将其他许多人描述为“扬人”或“服色皆扬俗”，甚至是“西商”，但与此相反，他并没有对这些妇女的籍贯做出区分。 扬州城陷之时，王秀楚及其家族，此外还有其他数千人为何会呆在该城？这个问题值得深思。中文里有一句谚语说：“小难避乡，大难避城。”这条原则往往被付诸实践。在满洲人到达北京之前，“数不清的男男女女，扶老携幼，蜂拥出城”。再往南边，在福建浦城，郑元勋的侄子、在扬州出生的郑为虹，在守卫一座满洲人到来时几乎已被抛弃的城市中英勇阵亡。 这种逃亡显示了人们对于中国军事战略的基本因素的一种本能理解：许多战斗都集中在城市。不过对于扬州来说，城陷之前的一年间，各种形势使逃亡变得很困难。1644年4月25日，北京沦陷于陕西叛乱者、自称皇帝的李自成之手，但在那个时候，关于满洲征服扬州的想法还显得很遥远。张献忠不久以前还在附近，这时则在西部的四川省施虐，他似乎更可能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威胁。如果要选择的话，人们应该逃往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