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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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这时则在西部的四川省施虐，他似乎更可能成为长江下游地区的威胁。如果要选择的话，人们应该逃往何方？到了6月份，扬州城面临着另一方面的威胁，当时南明将领高杰（卒于1645年）包围了该城。根据戴名世的记载，此时确实有许多人逃离该城，前往北方的湖泊地区避难，但“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 史可法被派往扬州解围，但高杰只是撤退到附近的河边城镇瓜州。高部在那里的威胁性存在，有效地阻断了从扬州逃往南方的最短线路。1645年正月，高杰被谋杀，但他的军队还在。此外，没有了高杰的碍事，其对手黄得功（卒于1645年）把目标瞄向了这座城市。这些动乱导致了难民的流入，不是降低而是增加了该城人口的规模。比如王秀楚的妻子和嫂子，就是为躲避令人讨厌的高杰所部乱军，而在扬州被围前夕从附近的瓜州逃入扬州。 明朝末年，在空旷的路上旅行对于富人来说是件冒险的事。扬州居民中有许多盐商和木材商，他们在家里贮藏了足够多的财富，以至于后来能够向征服者一次提供数千两白银以换取自己的性命。是让自己的财富丧失于在乡野中游荡的士兵和土匪之手，还是利用它来帮助守卫这座城市？他们选择了后者。史可法的到来给了他们乐观的理由。史可法从南京带来一支军队，各地忠义之士都跑来加入他的阵营。与日益膨胀的清军及其合作者相比，这些明朝力量的标志终将黯然失色，但他们近在眼前，而敌人却很遥远。 根据王秀楚的记载，扬州居民几乎没有接到任何关于扬州之役的通告，但史可法的函件表明，他几乎在攻城前一个星期就知道该城注定要沦陷。史可法不久前曾经率领一支部队防守更北边的地区，但被迫连同自己的军队一起撤至城墙的掩体内。阴历四月十九日（5月14日），他估计“扬城旦夕不守”。两天以后，他在写给家里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 相反，王秀楚对于战略形势的了解非常混乱，甚至在攻城开始之后，他还对步武严整的军队的出现寄予过一阵希望。他的记述从攻城前夕开始。当时满城都是明朝守军，这让户主们颇感烦恼。王秀楚试图通过宴请统兵将领摆脱这种不便。该城沦陷前的那个晚上，这名将领设宴作为回报，席中有位名妓在场。这名将领喜欢音律，打算用琵琶为她伴奏。这群人正聚在一起，准备狂欢一夜的时候，从史可法那里传来一纸消息。王秀楚写道，“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 次日早晨一片混乱。狭窄的街道上突然传来马蹄的回声。明朝守军正在逃跑，敌人的骑兵在身后紧追，从北面进入该城。士兵们从城墙溃退下来，脚步震得屋顶的瓦片咔咔作响，手持弓箭的胜利者正在追逐失败者。庭院、生活区，还有私人居住区的卧室，都遭到无所顾忌的侵袭。不久就能看到占领者一方的士兵挨家挨户索要银两，夜幕降临之前，一场大屠杀已经开始。雨一直在下，但随着房屋被点燃，大火熊熊燃烧，“赤光相映如雷电”，照亮了黑夜。第二天，“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屠杀从四月二十五日一直持续到五月一日。最后一天，曾经由高杰指挥、现已投降满洲的军队开入该城：“寸丝半粟，尽入虎口。”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前六日（2） 根据王秀楚的记载，屠城之后焚化的尸体达80万具，这个数字高得难以置信。明清战争的伤亡数字通常不可靠，原因很简单：战役和暴行的目击者无疑被展现在眼前的恐惧所淹没，根本无从清点那些死尸。数字通常以万计，其中传达的与其说是数目，还不如说是一种数不胜数的感觉。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过，扬州被围时约有2至3万人口，这个数字远低于王秀楚提供的死难数字，不过加上明朝军队的数字，足以说明屠城之后街上丢弃数千具尸体是可能的。魏斐德（FredericWakeman）认为这个估计对于扬州城本身而言太低，而是相信其他地方提到的同样是太高的数字：“扬州市民有一百多万。”当时扬州人口不可能超过17。5万，这是施坚雅估算的19世纪40年代初该城的人口数字。 最好将王秀楚提供的数字理解为仅仅是对屠杀的可怕程度的表述。处理全部尸体颇有难度，这更证明了这场屠杀的可怕。解决方案是将大量尸体堆积起来，然后点火焚化，可即便如此，城里依然还有乱七八糟的尸骸。这年年底，当周亮工（1612—1672）来到扬州担任清代首任盐运使之时，他发现新城北部的广储门外有一座白骨堆成的小山。他为这些尸骸修建了一座公墓。 并非所有的死亡都是侵略者造成的。江都地方志的忠义人物传中讲述了群众投水或上吊自尽的悲惨故事。众多女性死难者尤其得到了关注。通过记录这些妇女的事迹，当地文人可以跟不那么光彩的扬州女人的榜样作斗争，后者或许可以作为明朝幸存者不尽忠节的悲伤隐喻，甚至可以作为明朝为何灭亡的一个解释。王秀楚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见解，是由于看到一名扬州妇女在屠城期间与征服者来往而促发的： 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 妇女无疑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时期。根据王秀楚的记载，有的妇女在寺院中寻求庇护，但因为饥饿或害怕而死在那里。还有的人被绑架，被带到遥远的地方，成为讲另一种语言的男人的妻妾，由此终了余生。然而，地方志记录中尊崇的并非这些不幸者，而是那些选择自尽的妇女。张国华之妻史氏堆起一堆柴火，坐上去并点燃了它，在火焰中死去。同样，张嗣祥之妻鲁氏和儿媳桑氏，用柴火堵住门口，然后在屋内点燃一把火。家里四十七人被烧死。 史可法也死了。他的遗体从未找到，但他的衣冠被葬于城北护城河边的梅花岭。这里因为种植了一百株梅树而得名，1592年，当时的扬州知府曾经在此修建了一座园林。一个世纪之后扬州的常客全祖望（1705—1755）写过一篇短文以纪念这个地方，其中记载了死在史可法身边的一些英勇坚贞的官员： 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诸将果争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流涕，不能执刃，遂为诸将所拥而行。至小东门，大兵如林而至，马副使鸣鵦，任太守民育及诸将刘都督肇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阁部也。”被执至南门，和硕豫亲王以先生呼之，劝之降。忠烈大骂而死。初，忠烈遗言：“我死当葬梅花岭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乃以衣冠葬之。 正如全祖望注意到的，关于史可法的事迹还有其他版本。有人称自己亲眼看见他骑着一匹白马而走，有人说他从城北天宁门离开了扬州，有人说他自己投入了长江。还有人说他根本没有死，许多后来的起义者都打着他的名字。如此多的起义，如此多的故事，意味着这位明朝的英雄将徘徊在满洲人上空，直到他们自己也承认他为止。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另类历史之一（1） 三、另类历史之一：郑元勋 扬州十日的历史意义很深远，但也很复杂。清代前期和中期，王秀楚描绘的这场屠杀至少是一种隐秘的历史知识。王秀楚的记录可能以手稿形式在流传，至少到18世纪70年代才被公开禁止。有人在某处大胆地密藏了一份抄本，因为到19世纪末，它引起了晚清民族主义者的注意，他们通过《国粹学报》将之公诸于众。此时扬州已经不再是一个重要城市，但民族主义者的“扬州十日”这一呼喊，有效地使它跻身于民族主义史学的核心位置。这种史学是易变的，就跟民族主义本身的内容一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继满洲之后成为民族的敌人。1934年出现了一种关于王秀楚的记载的修正主义阐释，试图表明被指控为在1932年上海事变中与日本人合作的扬州人，在1645年就已经跟满洲人有过合作。 遗民史学家戴名世描绘了关于扬州沦陷的另一个著名版本，他集中关注史可法领导的保卫扬州城和南明朝廷的斗争。从语序和语汇的相似性来判断，全祖望关于史可法之死的描述，看来是以戴名世的叙述为基础的。戴名世的著作在满洲统治下虽然被禁，但史可法保卫扬州之举却是一个可以并且得到了公开纪念的历史事件。由新政权发起、有许多扬州学者参与编撰的《明史》中记载了这个事件。前明主要殉难者一般得到了清朝皇帝的承认，而且因其义举被授予了身后的荣誉。 作为史可法抗清和殉难之地，扬州在明朝覆亡史上获得了远远超出该城本身之沦陷的意义。用一部关于扬州的新近出版物中的话来说，“史可法属于扬州，也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很久以来，史可法墓都是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17世纪，遗民诗人吴嘉纪（1618—1684）和清朝官员王士祯（1634—1711）都到那里祭拜过；18世纪，袁枚（1716—1797）在那里大哭过一场，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也赞扬过它。20世纪，郁达夫、易君左（1898—1976）、郭沫若（1892—1978）和田汉（1898—1968）都在诗文中对它表示过敬意。“文化大革命”期间，史可法作为封建因素和历史进步的阻碍力量遭到了冲击，但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四人帮”倒台以后，梅花岭得到重建，现在已经是该城最知名的旅游胜地之一。 朱自清曾经评论过史可法墓的突出地位。他写道：“城里城外古迹很多，如‘文选楼’，‘天保城’，‘雷塘’，‘二十四桥’等，却很少人留意；大家常去的只是史可法的‘梅花岭’罢了。”正如朱自清提到的，存在着另一个扬州：“倘若有相当的假期，邀上两三个人去寻幽访古，倒有意思；自然，得带点花生米，五香牛肉，白酒。” 这就是地方性的扬州，对于朱自清这样生长于斯者充满了意义，它在地方史上也有相应的内容，显得很零碎，因为仅见于家族记录、碑传和明末清初一些学者的零星著述当中。这种地方史集中关注地方英雄的道德高度，同时呼应并疏离了以“扬州十日”和梅花岭为中心的更宏大叙事。那些谈论明朝灭亡者最关注道德伦理。那些研究扬州的历史学家和英雄传记作者，也跟戴名世等当时著名文人持有同样的关注焦点，但他们的叙述在细节上有很大区别，这些细节从扬州的观点来看非常重要，尽管它们最终无碍于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神话在19世纪末的产生。 关于郑元勋———他可能是最杰出的明末扬州殉难者———之死的相互冲突的叙事，便集中反映了这两种历史之间的张力。魏斐德关于满洲征服的笼统叙事中用一条脚注简单提到了郑元勋；他的名字在《明代名人录》（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中仅偶然出现过一次，即作为著名风景艺术家计成所设计的园林的主人。但他在关于扬州沦陷的叙事中占有核心位置，戴名世和地方史编撰者都对他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郑元勋在1645年事变中的角色，早在六年以前围绕该城发生的一系列乱象中就拉开了序幕。1639年，后来以明朝遗民而知名的袁继咸（1598—1646）被任命为扬州副使，这可能是出于其朋友吴�1589—1644年以后）的推荐，后者是扬州兴化县人，时任兵部左侍郎。据说京官杨显名当时正掌控着两淮盐政，“御使、转运使以下，跪拜趋谒”。当袁继咸未能显示同样的顺从姿态时，杨显名就弹劾他并使其去职。这引发了当地人的骚动，他们迫使城门关闭，以阻止袁继咸的被逐。十日之内该城所有交通均陷于停顿。郑元勋及其弟弟郑侠如“二人独往，＇向袁继咸＇侃侃言地方事，于利弊罔不中，遂出劝城中人启门”，这时僵局才被打破。这则轶事显示，郑氏兄弟在地方危机中扮演了由来已久的绅士领袖的角色。 郑家的好运在1643年达到了顶峰，当时郑元勋及其侄子郑为虹双双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进士资格，无可争议地确立了扬州郑氏家族的资望。同年扬州还产生了另外4名进士：梁于涘和王玉藻，二者都来自扬州地区的北湖农村；宫伟镠，祖籍直隶的泰州人；宗灏，本籍扬州兴化，但或者居住在扬州，或者居住在附近的市镇宜陵。 这些进士及第者有五人担任官职。然后，明朝灭亡之际，1643年这班进士散布在全国各地。郑元勋辞去了职务，留在扬州。宗灏作为道台驻守于满目疮痍的陕西平凉；王玉藻任浙江慈溪县令，梁于涘任湖北万安县令，郑为虹则担任福建浦城县令，一直留在该地，直至后来升任湖广道监察御使。宫伟镠在京师翰林院任职，北京城陷时正在现场。他隐居泰州，坚决拒绝在新的朝廷中任职。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另类历史之一（2） 崇祯皇帝之死和北京陷落的消息在扬州引起了一阵恐慌。当郑元勋听到这个消息时： 麻衣哭于圣庙。扬人闻流寇且东下，先事载妻子去。元勋破产招集义旅，告以忠孝，人始有固志。 正如标准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扬州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土匪，而是依附于南明的军队，他们相互争夺对扬州及其财富的支配权。当高杰在1644年夏包围该城之时，郑元勋的最后时刻到了。根据遗民史学家戴名世的说法，他的行为方式很懦弱： ＇高杰抵达扬州＇其兵不戢，扬州人恨之，登陴固守，而四野共遭屠杀无算。江都进士郑元勋，负气自豪，出而调停。入往杰营，饮酒谈论甚欢，杰酬以珠币。勋还入城，气益扬，言于众曰：“高将军之来，敕书召之也。即入南京，尚其听之，况扬州乎！”众大哄，谓元勋且卖扬州以示德，共杀之，食其肉立尽。 当地的记载提供了一种不同的叙述。在仪征县志中，他的传记开头是关于其科场成功的记载，接着关注他作为儒士的社会特征。公私两方面的虔敬行为，确立了他在当地记载中无可动摇的忠义之士的形象。关于他的死亡，传记中没有掩饰如下记录： 进士郑元勋与杰旧识，惧城不可守，单骑造杰营，谕以大义，词气刚直。杰心折，乃共约休解，举旗撤营五里。登陴聚议，元勋曰：“杰奉玺书来，无叛名，且兵势不可敌，当容其进城，不致生变。”绅民齐喧哗：“汝未见被戮者尽堆于城乎？”元勋曰：“内有杨成所杀者，非尽为高总兵所杀。”杨成即＇高杰辖下之＇扬州卫指挥，军纪颇乱，故元勋语之。众人误其语“扬城”，责其卖城，乃剐其尸。 关于这个故事，扬州府志中有一个更加详细的版本，其中透露了故事中各个主角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据这个版本，当时地方官员和绅士意见不合。负责城防的副使陕西人马鸣鵦嫉妒推官汤来贺。如前所述，这位马鸣鵦后来死在史可法身边。郑元勋与汤来贺关系很好，因为他的父亲与郑元勋是同年进士。由于这个原因，马鸣鵦便与郑元勋作对，宣称应守住该城，不应与高杰妥协。随后郑元勋自己的民团捕获了许多正聚在外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