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扬州--1550-1850年-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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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砻c便与郑元勋作对，宣称应守住该城，不应与高杰妥协。随后郑元勋自己的民团捕获了许多正聚在外边烤火的高杰所部士兵，并将他们钉在城墙上。高杰大怒，于是将当地的一个村庄夷为废墟。但高杰欠着郑元勋一个人情。当他还在山东巡抚王永吉手下当参将时，因为触犯了刑律，被王永吉处以死罪。王永吉是扬州府高邮州人，与郑元勋同时中举。可能是为了江淮地区的军事防卫起见，郑元勋成功地运用这层关系免除了高杰的罪刑。出于这个原因，高杰封锁扬州后郑元勋有信心去接近他。 包围圈后移，北边的城门就可以打开，以便运入粮食和燃料。高杰在郑元勋的要求下让军队后撤，承诺惩治部下杨成，并送给郑元勋几百道允许商人进出该城的符券。郑元勋根据需要来分发这些符券，但很快就发完了，使后到的人感到失望和怨恨。谣言于是开始流传：“为伪言曰：‘高杰以免死牌与郑某，非＇郑元勋＇亲昵与贿不得，有死尔。’语一夕遍。” 那天晚上，马鸣鵦以矢石向高杰所部发动了一阵攻势。他们被激怒了，大喊着再次迫近该城，仿佛就要展开攻击。在这个节骨眼上，郑元勋派人去高邮请王永吉来调解。王永吉能够抚慰高杰，当地绅士随后出去见他。但与此同时，一些士兵抢劫了扬州东边的市镇仙女庙。半夜时分，城里一片混乱。针对郑元勋的谣言蜂起。街上流传的谣言说，某个姓郑的人是匪党，高杰承诺的惩治“杨成”，不是要惩罚他自己的部下，而是要惩罚“扬城”。一群武装起来的暴徒包围了郑元勋并向他发起攻击。他的仆人殷起也死于斗争之中。 这样，地方叙事中呈现的不是傲慢、自私、出卖扬州城的郑元勋，而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努力拯救该城的绅士领袖形象，不幸的是，他的行动被这座城市的群氓所误解。从本质上说，两种版本都以忠义为主题，戴名世的叙述尤为如此，地方史编撰者却捍卫了当地绅士及其家族的一位领袖成员的名声。这些不同的叙述，包括戴名世在内，都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的。戴名世的叙述与郑元勋死时的民间谣言一致，并且占有支配地位，因为戴名世自己最终被尊为一名汉族烈士。不过，扬州文人反对这些谣言，在扬州沦陷之后即努力确保郑元勋将得到后人的尊敬。扬州学者焦循（1763—1820）记载说，郑元勋为“歹徒”所害。李斗关于扬州人生平的简单介绍极少超过数行文字，在郑家及其园林身上却花费了数页篇幅，并根据地方志中的信息完整地复述了郑元勋之死的故事。19世纪初扬州府志中的郑元勋传也有好几页的篇幅。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另类历史之二 四、另类历史之二：宗灏 地方史当中还包括其他故事，它们并不都与英勇有关。与郑元勋同科的进士当中，其他四人也被认为值得在地方记载中予以表彰。一位是他的侄子郑为虹，他驻守在遥远的福建浦城，英勇地守卫这座几乎已经被遗弃的城市，并像一名烈士那样死去。在湖北万安，城陷时梁于涘试图自尽，却被家里人救起，随后作为俘虏被押往南昌，在那里成功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些人都像郑元勋一样，被载入了地方志中的忠义直行传之列。 幸存者当中，明朝灭亡时王玉藻正在浙江东部担任县令。跟梁于涘一样，他也曾经试图自尽。随后他试图加入明朝藩王朱以海（1618—1662）残部，却没有成功。于是他化装成道士，四处流浪了八年，历经危难，才在1653年前后回到扬州北面的北湖故里，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 宫伟镠在北京沦陷时幸存下来，并且回到泰州。他被推举在新的政权中担任职务，但他以“独子辞养”这一先例为托词拒绝任职；其父亲宫继兰（1637年进士）为避免在前明政权中任职，也使用过同样的借口。宫伟镠在泰州为自己修建了一所书房，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包括编撰1673年版的泰州志。宫伟镠和王玉藻都避免服务于新的王朝，确实符合“忠臣不事二主”这句伦理训诫。对于地方记录的编撰者来说，他们是值得一书的对象。 六名进士中，宗灏的情况却不一样。关于宗灏的个人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地方志里除了他的姓名和功名以外几乎没有提到其他任何东西，但在六名进士中，他可能是郑氏叔侄以外唯一生活在扬州或者附近地区的人。郑元勋的传记洋洋数页，关于宗灏则仅有聊聊数字，这种反差，不禁让人想到背后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史学张力在起作用，这种张力可能从一开始就因为扬州人之间的关系网络而形成。 宗家在晚明的扬州很有名气，与郑家形成了有意思的对比。两个家族的财富都建立在盐业贸易基础之上，但在地方志的传记中，关于郑家的这些情况有着清晰的表述，而宗家的情况却几乎匿而不见，只是简单地描述为扬州兴化县土著。这可能意味着他们是地主，但两淮盐法志里却显示这个家族原为“灶户”出身。宗姓非常罕见，但在淮南盐区却并非不常见。草堰场的宗部和宗节，是16世纪泰州学派的民本主义者王艮（1483—1541）思想的追随者，也是来自草堰场的“灶户”。宗灏的祖父宗名世（1589年进士）来自附近的小海场，其家族可能作为那里的一个盐厂主而发达起来。 宗名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随家人一起迁至扬州。他在1588年顺利通过了乡试，次年又获得了进士资格，随后任职于北京的工部。他喜得四子，老大宗万化在1609年中举。宗灏是其幼子宗万国的儿子。 盐业家族虽然有能力在科场获得成功，却没有在扬州确立起商人家族那种显赫地位。宗家在地方上出了名，但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根据沈德符（1578—1642）的说法： ＇名世＇长孙漫游惰学，而大父以堂构期之，延丹徒名士陈肖者课以举业。陈绳督过严，夏楚不少贷。宗孙积愤，出怨言，陈闻之怒，搒掠愈苦，遂生恶心，市砒杂殽肉饲之。夜狂躁呼水，禁不得入，遂殒于塾。 这肯定是1610年扬州那件名躁一时的事件的原因。陈的儿子或者以为父亲是被年轻人毒死，或者认为他应当为父亲的自杀承担责任，于是将案件告官。当地绅士团结一致，不愿提供任何证据。宗名世费了不少成本，最终与陈家达成庭外解决方案，可是地方官对此不满意，将案件呈递给巡抚衙门。沈德符记录此事的时候，尽管公众广泛支持宗名世的长孙，向高层当局递交了无数陈请，但他依然被羁押在监狱里。 当然，这件是非没有出现在地方志当中，但宗名世长子宗万化的经历却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宗万化在17世纪20年代被任命为荆州县令。他在那里成功地镇压了一次白莲教起义。据说有8000多名叛乱者死于他的3000名士兵之手，他自己也成为当地的英雄，其英勇事迹被刻在石碑上。后来在潮州同知任上，他与总督熊文灿（卒于1640年）在镇压海盗的方法上发生了冲突。他被总督指控为私通海盗，于是被投入监狱，案子来不及审理就死在狱中。宗万化死后得到了昭雪，当时熊文灿因为没能成功镇压湖北的张献忠而被处死。 宗万化的生平在地方志和盐法志中都有详细记载，这使宗灏的相关记载显得更加简短，尤其是考虑到宗灏的功名等级更高的话。我们也知道一些关于宗家其他成员的信息。宗灏的堂弟宗元鼎（1620—1698）是清初扬州最著名的文人之一，他是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在城外虹桥出售自己栽种的草花来挣钱。另一位堂弟宗观，是一名在当地颇受尊重的诗人。因此，他这些弟弟们当时不可能对宗灏的正式经历完全一无所知。 宗灏的名字在一份清初江南地方官员名单中的出现，为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曙光：扬州街上的鲜血还没来得及变干，他就跨过长江成为常州知府。地方志中略去了他的真实生平，看来这是出于当地史学家的道德判断：1643年的这六名进士当中，他是唯一在新王朝之下任职者。恐怕他自己也感受到了这一决定的压力。据记载，他的儿子作为江宁府居民通过了乡试。如果这一户籍变动是出于宗灏的主意的话，那么他实际上就切断了与自己故乡以及跟明朝的联系。 与叔叔宗万化和堂弟宗元鼎、宗观不同，宗灏在关于明清易代的地方史当中没有任何位置。相反，从大众的观点来看，郑元勋的核心位置则通过一座为他及其弟弟郑元化而修建的纪念物得到了保留。郑元化是殉明烈士郑为虹的父亲，通过郑元勋的职务关系，曾经在明朝担任过都督同知。该祠由当地人所建，位于该城西南部，紧邻郑元勋的园林。这座园林在清初被毁，但该祠看来得到了保存，18世纪晚期李斗对它有详细的描述。其侧面位于城西朝东部位，正好与梅花岭上的史可法墓遥遥相望。史可法墓面朝南方，此方位正好适合于这个前明的象征物。郑元勋墓居于客位，但他却是这座城市最尊贵的客人，尽管他的根在徽州，这座城市依然宣称他是本地人。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后四日 五、“扬州十日记”：后四日 王秀楚的笔记中关于扬州屠城的描述，至少在一个世纪里使得关于扬州沦陷的其他叙述黯然失色；其中留下的关于一座清初城市的废墟印象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人们往往设想它需要在很长时间以后才能得到恢复。着眼于地方性的细节而非全国性的意义来分析这份笔记，我们或许会得到相反的印象。围城和屠杀仅为笔记中前六日的现象，笔记中的后四日同样重要。五月二日，即王秀楚笔记中的第七日： 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初三日，出示放赈……初四日，天始霁……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後左右，处处焚灼……初五日，幽僻之人始悄悄走出…… 最后这天，王秀楚的兄弟由于在屠城期间受伤而死。而且，王秀楚依然不敢回到自己家里：他与妻子儿女过了一段隐居生活，试图避开在城市街道上游荡的暴徒们的注意力。尽管如此，随着官员的任命，法律和秩序开始回归。当局着手清理街道，为幸存者提供食物。知府任民育据说在陪伴史可法出城时被杀，加上县令罗优龙｛93｝的死亡，该城与南明的联系被切断；随着弘光皇帝逃离南京，以及扬州屠城三个星期之后南京不流血的投降，南明无论如何终将垮台。 等到多年以后王秀楚撰写这份笔记之时，他已经能够反思那些可怕的日子与“后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的反差，即便在他看来这一代人同样“不自修省，一味暴殄”。仔细阅读他这份笔记，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终其一生，他肯定目睹过晚明扬州的繁华、改朝换代战争期间该城的毁灭，然后是这座城市在清王朝之下的迅速复兴。
《说扬州》 第二部分 从明到清《说扬州》 忠义之城（1） 第五章忠义之城 扬州以北约15英里的大运河西边就是北湖地区，这里布满了湖泊、田野和池塘，溪流和隆起的道路交错，以便行人不至于弄湿自己的脚。在定期举行的集市之日，农民和小贩背着箩筐，赶着驴子，带着粮食、布匹、家畜等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去赶集。明朝末年，梁氏和孙氏是这里的大家族。郑元勋的同年梁于涘就是梁家的后代。 1644年，阮秉谦的寡妻为躲避扬州附近的动乱，举家来到这个偏僻之处。六代之后，这个家族产生了19世纪初扬州最有名的士大夫阮元。阮元这一代，他的一位堂妹嫁给了当时另一位著名学者北湖人焦循。阮元出生于扬州城，但焦循在北湖长大，并以一部地方志形式的小型史地著作记录了当地的情况。 北湖望族之间的通婚可能很常见。焦循与北湖王家也有姻亲关系。根据焦循的说法，北湖地区的学术是从王纳谏（1607年进士）开始繁荣的。王纳谏是郑元勋的同年王玉藻之父。焦循回忆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去拜见舅舅，在他家里见过一幅光着头、没有穿官服的王玉藻画像。这位舅舅是王玉藻的玄孙，他解释说这是由于王玉藻已经“自＇明末任职的＇浙江归隐于农，遗命不冠而殓，故画像如之也”。 如上一章所述，王玉藻在明朝灭亡后走上了隐士道路。他是典型的忠于明朝者，用中文术语来说就是“遗民”：作为一介“遗民”，身体处于清朝统治之下，但心里却依然忠于明朝。“明朝遗民”这个概念被界定为“意思是指任何一个这样的人，他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目标，以此表明对已失落秩序的不变的个人认同”。王玉藻避免在清朝任职（“遗”），并退而转向隐居生活，这是遗民情感的最低标志。 王玉藻有两个儿子，即王方岐和王方魏，他们都与父亲一样拒绝在清朝任职。阮元在1799年编辑的一部诗集中记录说，有位爷爷以前的学生来找王方魏，请他参与公共生活。王方魏以一首诗作答： 把钓湖滨已廿年，垂垂霜影惜华颠。 昨朝叽上看新涨，只有秋潮去复还。 这几句诗清楚地暗示了明朝的败亡。这首诗看来作于1664或1665年前后，也就是明王朝和扬州分别沦陷二十年之后。1659年，长江下游地区的遗民曾经有过一阵短暂的振奋，当时郑成功（1624—1662）领导的南明势力占领了扬州南面的江边城镇瓜州。在这种背景下，王方魏的诗或许可以解读为某种希望落空的表达。 阮元和焦循对北湖王家的关注，见证了后来清代文人所建构的清初“遗民”的明确存在。在后来的编年史家眼里，这些遗民与扬州的联系很紧密，这种联系由于他们对自己故乡的自我历史化而得到了强化。阮元和焦循都曾经参与编撰的1810年府志中收录了一小部分扬州流寓人口，其中属于清代者，大约有一半为生活在扬州或其附近地区的清初遗民。其中包括当时一些著名艺术家和作家，比如徽州画家程邃（1605—1691？）、来自陕西的诗人孙枝蔚（1620—1687）、来自四川的诗人费密（1625—1701），以及来自徽州的诗人孙默（1613—1678）。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遗民和同道，有的列名于这部府志的不同类别当中：来自湖北的诗人杜濬（1611—1687）定居南京，但偶尔到扬州来；风景画家龚贤，往来于南京和扬州之间；另一位来自徽州的画家查士标（1615—1698），17世纪50年代才开始拿起画笔；还有最著名的石涛，他是明朝皇室的后代。这些流寓人口的名字因其作品而不朽，这些作品又因为与“遗民”有关的悲剧和传奇而具有特殊的深度和吸引力。 这部方志中对扬州府的“隐逸”之士同样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他们过着相对隐居的生活，拒绝出来任职。“隐逸”和“遗民”这两个词不能互换：“遗民”特指那些王朝更替的幸存者，而“隐逸”则指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拒绝在明朝或更早的朝代任职的人。然而在清初，“隐逸”和“遗民”是同义词。府志中的“隐逸”类包括许多北湖遗民，诸如来自沿海安丰场的诗人吴嘉纪，以及宗元豫、宗元鼎兄弟和“二仕”官员宗灏的兄弟。 府志中此部分的一些条目，完全是从早先的府志中复制过来的，这种做法很常见。其他一些条目则是新增加的。新条目征引的资料来源表明，为了构筑一幅作为伦理实践场所的扬州形象，编撰者进行了相当的调查研究。这些资料中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