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问苍天-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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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有些人患上风湿性关节炎，他们甚难谈论别些事情；但其他病患者经过多次鼓励和询问后才承认他们的痛苦。什么东西造成这个分别呢？有没有方法可以预测一个人对痛楚和受苦的反应呢？我们能否学习如何预备面对痛苦，以致能减少它对我们的影响呢？
痛楚本身看似是本能的反应，但它不像简单的因果反应那样运作。确实，每当神经元发觉有一些表示危险的侵扰进入时，它们就会发出警告，但所有这些信号都是经由大脑过滤和解释的。一个人对痛楚的处理和理解，会戏剧性地改变他／她如何经历痛楚。你和一个职业拳师对面部突然被击打的反应完全不同，因为他是得到很大的酬劳，才准备去承受十五回的拳击。
现今医学团体都坦然承认，大体而论，个人的态度是其中一个最主要因素决定一切苦难的影响。罗切斯特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艾德尔医生承认，所有疾病实际上都有情绪的因素。他总结说：“单从细菌理论是不能解释为何人会生病，因为如果这理论能够解释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办公室有多大，但如果有一人感冒了，我就不明白为何其他人却没有感冒。”
史怀哲常说疾病易于迅速地离开他，因为它们发现不适宜住在他的身体。或者，又如一个观察者不大得体地评论：“有时，我们认识什么类的人染上细菌，比认识什么类的细菌侵入人较为重要。我们预先作好准备，对我们经历痛楚和＿受苦是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认识这些预防措施。可以教导我们，当我们没有痛苦，如何服侍在痛苦中的人。”
这本书是以嘉迪雅的故事开始，她是我的朋友，突然发现自己要与何杰金病搏装斗。我问她和她丈夫约翰，为什么这个危机好像确实把他们拉近，因普遍的情况是，威胁生命的一危机往往制造张力，促使夫妻离异。
约翰回答说：“那时，我在医院担任牧师的助理，见过患病和濒临死亡的病人。在电影中，那些夫妻多年来不断吵闹，他们忽然面对危险，便忘却彼此的分别而联合一起；但现实的生活却不是那样。
当一对夫妻遇到危机时，夫妻关系已经存在的问题会改扩大。正因嘉迪雅和我深爱对方，又时常坦诚沟通，故此，这个危机使我们更亲近，而彼此责怪、发怒的感觉也不能乘虚而入。她生病的危机只是表面要处理的问题，而它强化已经存在的感情。
根据约翰所言，预备面对痛苦的最好方法，就是当你健康时，就要建立一个强壮、有支持力量的生活。你不可能突然制造出有力量的基础，它们必须一直不断地建立。
受苦的学校
只有一种人能教导我们关于受苦的事——不但为了自身的预备，同时也可以尝试安慰他人——就是受苦者本身。然而，别人的病（特别是末期的病）对抗我们自身的健康；它引出我们内心最卑劣的反应：因恐惧而目光回避、神经的抽搐、空洞的承诺（“你若有任何需要，请打电话给我”）、谈话变作间谈。我们能说什么？有值得一谈的东西吗？
我承认与受苦者在一起是不容易的事。我想象不到有人比我更不适合作医院采访的工作。当我打开医院那扇特大的玻璃门时，就开始沉默——我想这是因为那些气味吧！气味有着直达脑部的感觉通道，而那些消毒药水的气味，掀起我童年扁桃体切除手术的深藏记忆。当一个护土在走廊向我微笑点头时，我会看见一个巨大的幽灵护士正在弯身对着我，她拿着一个使我窒息的塑胶袋，并偷取我的呼吸。
经过多年的专业精神分裂症研究后——写作和谈论痛楚，但感觉个人对四周存在的痛苦帮不上忙——我决定放下个人的困窘，强迫自己经常接近受苦的人。刚巧这个时候，一个友人发现患上一种最早见和最严重的癌症。医生告诉吉姆，在医学历史上，只有二十七个人曾有过他这种特殊情况的治疗。其他二十六人全都死了，而吉姆现在独自探索新领域。
他那时三十三岁，结婚只有十个月。那年年初，他和妻子曾乘船到加勒比海度蜜月。吉姆最关注他的事业、热爱下坡滑雪、新婚。突然间，他要面对死亡的事实，他需要援助。
在吉姆的邀请下，我开始陪伴他参加附近医院的一个治疗小组。人们参加治疗小组有不同的原因：改善自我形象、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克胜一种癖好等。这个治疗小组名叫“珍惜今天”，当中包括濒临死亡的人。他们用委婉的说法——“威胁生命的病”代表癌块、多发性硬化、肝炎、肌肉营养不良和其他类似的病。小组的每个成员都知道他/她的生命已经浓缩至两个问题：生还，以及若不生还，就是预备死亡。
第一次小组聚会令我感到辛苦。我们在一个开放的等候室聚会，大家坐在便宜、艳丽、橘色的塑胶椅上，这样选择无疑是想制造一种惯性的喜悦气氛。看似厌倦工作的男护士推着担架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升降机的门不时开者关着。我尝试不理会附近的扩音机，因它定时传出报告或呼喊某位医生。
小组成员大多数人都是三十多岁，这个年龄的人通常不理会死亡，他们似乎极度需要谈论死亡突如其来的侵袭。聚会以每一个人的“报到”作开始。自上次聚会之后，有一个人死了，社会服务工作人员把他如何度过最后的日子，以及他的葬礼等详情告诉我们。吉姆低语告诉我，这种报告最令这个小组沮丧：小组的成员时常销声灭迹。
我预料聚会的气氛会是阴沉的，但情况刚好相反。当然，他们可以随时流泪，但这班人却可以轻易地、安然地谈论疾病和死亡。这个小组是一个合适的地方让组员可以自由谈论，也可以得到别人同情的反应。他们描述大多数的朋友都会用悲伤、几近奇异的态度回避那个最重要的问题：他们患病的事实。在这个小组里面，他们可以放下所有自卫的障碍。
南希炫示她所买的新假发，这是用来遮盖她的秃头，那是接受化学治疗而产生的副作用。她开玩笑地说，她常常希望拥有一头直发，而现在她的脑瘤使她终于有藉口可以得到了。史提夫是一个年轻的黑人，承认他对要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感到吃惊。他少年时曾与何杰金病搏斗，似乎胜利了；但十年后的今天，症状竟意外地再度出现。他不知道怎样将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未婚妻。洛雷因正忍受脊髓瘤的痛苦，故此她整个聚会都是躺在地上，很少说话。她说她来不是要说话，而是哭泣。
这个等候室使我最有深刻印象的人，是一个较年长的女人。她漂亮、灰色头发、面宽而瘦，好像一个东欧的移民。她用浓厚的声调简单自述，表白她很孤单。这一组人就问她有没有任何家人。她回答说有一个独子，正向德国的空军总部尝试请紧急事假回来看她。她的丈夫呢？她好不容易地吞咽几次，然后说：“他只来看过我一次，那时我在医院里。他将我的浴袍和少许东西带给我。医生在走廊告诉他我患上白血病的消息。”这时她的声音开始沙哑，又用手轻擦眼睛才继续说：“当晚他回家，收拾所有东西就走了。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再见过他。”
“你们结婚多久了？”停顿一会后我向她发问。“三十七年。”这时全组人都因她的答复而大声喘气。（我后来得知一些研究报告指出，若伴侣患上末期病症，婚姻破裂的比率是百分之七十。这一组有三十个人，没有一位成员的婚姻可以维持长过两年的时间——包括我的朋友吉姆在内。）
我参加这一个小组聚会有一年之久，当中每一个人活得特别紧张，这种情况只有死亡才会带来的。我当然不能说我“享受”这些聚会，那是错误的字眼。然而，这些聚会却成了我每一个月最有意义的活动。这种聚会与宴会完全相反，宴会上的宾客尝试用地位、权势和才智的标记去加深彼此的印象；但这里没有组员想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衣着、时款、住宅装修、工作头衔、新车——对正在濒临死亡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珍惜今天”聚会似乎证明了受苦的“扩音器价值”。他们比我所见过的任何人，都更集中注意终极的问题。他们不能否认死亡的事实，正如奥古斯丁说，他们每天都“被死亡镣铐的叮当声震聋。我不禁期望我一些肤浅、享乐主义的朋友，能够参加一次这样的聚会。
我居然胆敢写一本书讲述这个主题，在这些人当中，我显得无知。这一年，我在这所受苦的学校如仆人坐在老师脚前学习。我在以下几章要写关于面对受苦和帮助别人的内容，大部分资料都是从这个小组的经历一点一滴地搜集得来的。
什么东西最有帮助
我们能作什么可以帮助那些受伤的人？当我们受苦时，谁能帮助我们？
我以一些叫人失望的好消息作开始。叫人失望的地方，就是我不能给你一个魔术公式。你说帮助受苦的人，其实，你并不能帮上什么忙。历史上有些最聪明的人，曾经从每一个角度探究痛苦的问题，问为什么人会受伤。直到如今，我们发现我们重复相同的问题，但痛苦未曾减轻过。
正如我曾提及，连上帝回答约伯时，也不尝试解释他受苦的起因或理由。伟大的大卫王、义人约伯，最后甚至上帝的儿子对痛楚的反应，大致与我们相同。他们退缩、觉得痛楚可怕、尽力减轻痛楚，最后也因痛楚而绝望地呼喊上帝。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因为我们不能为痛苦中的人找到终极满意的答案。
可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没有答案也是出人意外的好消息。当我问受苦的人：“谁帮助了你？”没有一个人说，是一位耶鲁神学院的博士，或一位出名的哲学家。受苦的国度是民主之国，我们人人只能带着赤裸的人性站在国中或旁边，此外别无所有。我们人人都有同样的能力帮助人，这是个好消息。
没有人能包装或抑制“对痛苦的恰当反应”。面对一个个别的人说合适每一个人的话，几乎往往都是无价值的。如果你去到受苦者当中问他们想要那些帮助的话，你只会发现彼此不调和。有些受苦者回想起朋友极力分散他们对痛楚的注意力，别的人可能认为这种方法近乎侮辱。有人渴想诚实、直率的对质，别的却发觉这样讨论是叫人难以忍受的郁闷。
换言之，没有魔术可以治疗受青痛苦的人。这样的人大多数需要爱，因为爱本身可查察出对方的需要。Arche运动的创始人瓦妮埃说得好：“被苦难和疾病打击的受伤者只要求一件事：一颗爱心和委身给他们，一颗心对他们充满盼望。
事实上，“我如何帮助那些受伤的人？”这问题的答案，与“我如何爱人”。这问题的答案完全相同。如果你向我素求一段经文教导你如何帮助受苦者，我会介绍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以及它描述爱的动人内容。一个受苦的人需要爱，并不是需要知识和智慧。上帝的行事方式也常是这样，他会用十分平凡的人带来医治。
虽然如此，爱本身可分解成特别和实际的行动。我们遇见受苦者出现在每间学校、每间教会、每个公共建筑物以及每间医院，每一个人有一天都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当我听过他们所说的话，我得到结论，每个受苦的人都有四个“领域”要他们搏斗：恐惧、无助、意义和盼望。我们如何回应苦难，大部分在乎我们在这些领域中奋斗的结果。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恐 惧
我经历了那令我大大昏倒的时刻，
我看见永恒的侍者拿着我的外衣并窃笑，
总而言之，我很恐惧。
——艾略特《普艾弗的爱歌》
恐惧是普世人对受苦的最初期反应。毫无疑问，它也是唯一最大的“复原敌人”
多恩对恐惧非常熟悉。他写下他的默想的那天，正是淋巴腺鼠疫——黑死病——浪潮在伦敦市蔓延之时。最后的一次流行病就杀死了四万人。有几千人逃到乡间，整个邻近的地区变成死城。多恩有六周之久临近死门关，相信他已经感染鼠疫。医生所用的疗法如鼠疫那样恶劣：流血，奇怪的膏药，用毒蛇、鸽子驱走有害的烟雾。
多恩发现照顾他的医生面露恐惧之色，之后就写了以下的叙文：恐惧暗暗地走进每一个行动或思想中的情感，好家体内的气会模仿任何疾病，看似结石，看似痛风，故此，恐惧也会模仿任何思想的疾病……一个人不怕狮子却怕猫；不怕饿死的人害怕放在桌上供他食用的大肉片…我不知道恐惧是什么，也不知道我现在恐惧什么；我不怕死亡快到，但我却怕病情恶化。如果我否认这一点儿的惧怕，就是掩饰我的天性。
有人或许以为自多恩所处的世代开始，医学进步必大大减少我们的恐惧。事实却非如此。现代的医院将病人安置在私人病房，有病的状态可以令他们整天躺卧，却不能控制他们的思想。复杂的机器发出呼呼、轧轧声，有些机器附有针头插进病人的身体里。在外面的走廊上，医生和护土降低声量讨论诊断的结果，查看复杂的图表和数字。病人被刺、研究、抽血，并作记录，当然“都是为了你的好处”。这些全都是病人滋生恐惧的最佳原因，就如葡萄状球菌在医院的走廊上滋生一样。
痛楚增强器
我们谈论过恐惧是一种情绪，但实际上，恐惧的运作更像一个反射器，即时带出生理效应。肌肉不由自主地拉紧、收缩，往往加增受伤神经的压力而引致更多痛楚。血压也会改变，脸上可能会变成苍白或发红，一个十分惧怕的人甚至会血管闭塞和晕眩。所有动物都有恐惧感——速变形虫也会避开热、痛楚——但人类却似乎特别敏感。例如结肠痉挛是人类常见的焦虑征兆，却不存在于其他品种中。
当基于思想产生的恐惧情绪渗入身体最隐密的地方时，就改变痛楚的知觉。极度恐惧皮下注射器的人接受注射时，绝对比一个糖尿病人更感痛楚，因为糖尿病人已经习惯每天要注射。两个人有相同的生理。只是恐惧使他们有别。
芝加哥大学研究员皮特里根据人对痛楚的回应，发现了一个系统可以将人分成三类（她的讨论裁于《个别人的痛苦与苦难》一书）：“增强者”有一个较低的痛楚阔，倾向夸大所有痛楚；“减压者”显示一个较高的痛楚闻，可以忍受更多痛楚而没有显见的忧虑；“中庸者”是介乎上述二者之间。皮特里发现，恐惧是唯一因素最能描述增强者如何对待痛楚。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佛医学院的比彻研究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的士兵。他惊讶地发现在三个严重受伤的士兵中，只有一个要求注射吗啡。许多人说他们不觉得痛，或痛楚并不厉害。这种模式与比彻当私家麻醉师时所见的有着强烈的对比：甚似士兵受伤的病人，有百分之八十乞求注射吗啡或服用其他止痛药。
吗啡的神奇功效主要是减低病人的恐惧和焦虑。明显，士兵的恐惧被别的事物取代了：若不是因受伤的意义而生发的骄傲感，就是在某些情况中，因为能远离战场而觉得解脱。比彻总结说：“伤口本身和经历痛楚之间是没有简单及直接的关系。痛楚极大可能是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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