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问苍天-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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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狱中默想新约圣经和圣徒的生平。监狱成了他以及他后来的同胞索尔仁尼琴在宗教信仰的严酷考验的场所。他们二人都描述一个过程：首先，人类邪恶的真相使他们确信必须有救赎。然后，他们透过集中营内众信徒活生生的见证，看见转化的可能。正如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名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雅地说：信靠上帝也许不会带你离开集中营，但却足够使你安度每一天的生活。

　　　　虽然我的受苦与这些先锋相比乃属小事，但我也努力从中发掘其意义。我从圣经的应计开始，知道受苦可以在我里面产生有价值的东西。我综览罗马书第五章列出的每一点，保罗在那处提到忍耐、毅力、盼望和自信，我问自己：“受苦如何能够实现这些德行？”受苦产生忍耐或坚定不移，是透过将我放缓下来，迫使我转向上帝；受苦产生毅力，是藉着号召我内存贮存的力量。我继续读下去，一直追问上帝如何在受苦的过程中带给人意义。

　　　　多恩说受苦是一种“金条的宝藏”。因为金条不是铸成钱币，成为流通货币，它不能时常帮助我们支付地上的需用。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走近家乡——天堂——那“藏在他内部，如金在矿坑”的宝藏就有永恒的价值，也有荣耀的价值。如果我怀着信靠转向上帝，痛苦本身就能得着救赎，藉此帮助我们在基督的形象中塑造品格。

　　　　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现代的类比去表落同样的思想。受苦可能是经济学家所称呼的“冻结资源”。现时从远处看，它或许不像资源，但逐渐地，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意义，乃是可以帮助我们将痛楚转化的持久意义。

　　　　分享的意义

　　　　在本章开头，我引述一位牧师的一封信，他的忧郁促使他对受苦意义的崩溃。他不能理解他的受苦，而在他受苦的过程中，基督徒的群体也不能帮助他。最后，那牧师委请精神病院治疗他。虽然他这样做，他的家人却站在他一方；有了他们的支持和专业援助，他最后能攀回健全的地步。

　　　　多年后，同一个牧师带著更新了的健康心理，面对另一次危机。他出生仅一星期的孙子死了，这事件使整个家庭陷入混乱和悲伤中。他本应在孩子面前当上强者，但他却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丧礼后的星期天，他在自己新牧养的教堂讲道，他在讲台上开始读出诗篇第一百四十五篇。他试首专注面前的字句，但却不能集中。他的舌头变得迟钝，他的面颊颤抖，他的泪腺大开。他不能继续读出上帝是良善和公平等尊贵字句。

　　　　这位牧师将他的讲稿放在一旁，带若哽塞的声音告诉肃静的会众有关他孙子的死。就在他说话时，他的思想闪过他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光，又回到他无助及失败的感觉。他很害怕。

　　　　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他回忆说：“当群众离开教堂时，他们说了两句重要而有帮助的话：第一、多谢你将你的痛苦与我们分享。

　　　　第二、我为你难过。这句简单的话是最有帮助的话。我并不觉得孤单。当时的情景与我以前患上忧郁时的情景完全不同，上帝和他的子民没有离弃我。他们接受我的悲伤。”

　　　　第二群会众只用简短的话，内中没有特别的智慧，向他们的牧师传达一种分享感受的意义。他们重视他的痛苦，故此，他们感同身受地表白出来。

　　　　追寻受苦的意义往往是孤独的寻索。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洞悉我受苦的意义。然而，只要我们拥抱悲伤和站在受伤者身旁，确实可以帮助他人找寻意义。

　　　　帮助他人找寻意义的技巧，当中涉及承认走上医治上，是有若不同阶段。费歇尔描述她本人如何处理卵巢癌经过：我需要时间了解正在我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又要接受我日常生活作息被迫改变的事实、我情绪的稳定性以及我对未来的计划。或者，给受苦者时间的最好方法，就是忍耐他们——让他们有空间做出怀疑、哭泣、发问，和表连强烈而往往极端的情绪。

　　　　我发觉我不能一下子承受我经历中的每一件事物，我需要有自由时间处理我的感觉。库布勒罗斯勾画出悲伤者常会经过的五个阶段，不论他们面对自身的死亡，或处理一个所爱者的死亡。这些阶段——否认、忿怒、讨价还价、忧郁和接纳——不是时常按照这个次序发生，也不是人人都需经历全部阶段。但是，这些阶段却证明了一个人度过剧痛经历所需的时间……

　　　　我不是天生就可以与人分享感觉。因此，我时常难以向人——甚至向与我最接近的人——解释我复杂的感觉，和我对这个经历最心底的回应。但是，我需要良好的聆听者——愿意花上一至二小时时间，只聆听我将要说的话。我很幸运，有忠实的朋友，有一个专业辅导员的邻舍和愿意随时帮助我的家人。如果没有人聆听我的话，我不知道会作何事。3

　　　　费歇尔跟着说，给她最少帮助的人，是那些向她提供答案的人。有一个女士提出意见，认为费歇尔喜欢吃汉堡包和巧克力碎片冰淇淋，故饮食是她患病的原因。其他人力劝她少依赖医疗的方法，而多靠医治疾病的祈祷。

　　　　我不能太有力地强调公式化的答案是何等有害。使徒保罗劝告人：“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罗十二15），这些智慧之言特别要应用在危机的时期。箴言书更坦白地指出不恰当的反应是什么：对着悲伤的心灵唱歌，就像冷天脱衣服，又像碱上倒酸。（箴二十20）

　　　　正当我致力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住在另一个城的朋友打来的，医生刚诊断他患了艾滋病。他为过去在性行为上犯了罪而在内疚感中打滚，觉得懊悔、可耻、自恨和被上帝厌弃。他失去所有生存的意志，极度需要援助。

　　　　有些人看艾滋病是上帝直接的惩罚，是一个特别的、对准目标的审判信息。我却不是这样看。

　　　　反之，我把它看作普遍信息的一部分，一个健康的原则；正如滥用烟酒会使身体掉进某种危险中，同样，性滥交亦然。但是，不管怎样，就算他犯错，而疾病是一种直接的惩罚，我作为他的基督徒朋友，又有什么责任呢？

　　　　我的责任是要给予思典，向他证明耶稣是如何温柔地对待在性方面犯罪的人，使他确信上帝的爱和赦免。换言之，我的任务是把他专注回顾以往的焦点转移到前瞻。连他的内疚感也是一个信号，他可以整天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缅怀他的罪；或是，他可以将那种内疚感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曾应许要挪开人所认的罪，“好像东离西有多远”。

　　　　分享内疚感的意义不是审判，而是饶恕。分享受苦的意义是复原，并与受苦者联合。

　　　　上帝的问号

　　　　有时，我们对受苦者只能提供一个意义，就是确定受苦虽然对他们并无明显的意义，但对我们却是有意义的。

　　　　卢云的小书有一个奇特的名称——《负伤的治疗者》，当中记载孤单、被弃者的质问。人能为他们的痛楚提供什么可能的意义吗？作者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年轻传道人面对著一个年老、正要接受手术的男人，没有提供意义，唯独说出他爱心的关注。卢云说：“如果没有人等候他，那人不会想继续生存。每一个人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旅程后，都渴望有人在车站或飞机场等候他。人人都想与留在家中、等待他回来的人诉说他的故事和分享他的痛苦与兴奋时刻。”4

　　　　我妻子在芝加哥城服侍一些最贫穷的人，并领导推行拉萨尔礼拜堂所定的一项计划，特意找出孤独、被弃、无人照顾的老人。我多次看见她把自己投进一个老市民的生命中，尝试说服他／她相信他们的生或死是重要的。她用这种方式使他们的受苦“增添光彩”。

　　　　珍尼特辅导一个九十岁老人克洛特先生，他二十年之久拒绝接受白内障手术。他七十岁时，已肯定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去看；但无论如何，如果上帝今他到达如此地步，必是希望他眼瞎。他说，这或许是上帝惩罚他年轻时看女孩子的原因。

　　　　我妻子花了两年时间诱哄、争论、持续、爱，才说服克洛特先生接受白内障手术。最后，克洛特先生同意接受手术，只为了一个原因：珍尼特感动他，说他重获视力对她——珍尼特——很重要。克洛特先生已经放弃对人生的盼望，人生对他并没有意义，但珍尼特却转送了一个意义给他。连九十二岁高龄的克洛特先生也不再放弃，所以，这样做对某些人有着不同意义。最后，这个老人同意接受手术。

　　　　珍尼特实实在在分担了克洛特先生的苦难。她藉著经常的采访，说服他相信有人关心他，而他活着或死去，有视力与否都是重要的。这个分享受苦的原则，就是卢云的《负优的治疗者》一书的论题，或者也是我们能够解释受苦意义的唯一确实贡献。我们这样做，乃是遵照上帝作事的样式，因为他也肩负痛苦。上帝与我们连结，一生活在苦难与贫穷中，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所明白的。受苦永不可能没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上帝曾亲自分担之。

　　　　有时，我们纵然尽力尊重别人的痛苦，也会遇见好像完全没有意义的苦难。我此刻特别想到一个患了早老性痴呆病的人，他的女儿试着服侍他的所需，但每一天她却因见到父亲凄惨的外形而心碎。或者。我想到一个严重智障儿，智商只有30－40的程度，可能安静地躺在床上活过很长的寿数。他不能说话、不能思考，却要花掉他人许多宝贵的光阴专门照顾他。

　　　　对这样的一个衰老成人和这样的一个小孩，意义何在？我从东德基督徒极富怜悯的工作中，对这个问题得到莫大的启示。这些人所成长的社会，比西方人更熟悉受苦的意义，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伸手援助现代社会里面，那些最不“贵重”或“最无用”的成员。

　　　　特罗基舒医生是负责医治严重智障的小儿科医生，他问：“他们人生的要义是什么？他们的生命有意义吗？他可以医治外在的毛病，但在这个受损的脑袋里，究竟有什么事情发生？特罗基舒医生多年来未能回答有关意义的问题。无论他怎样执行医疗的职责，却没有答案。后来，他教授一个初阶课程，特为训练医疗中心的新助手。经过一年的训练期，课程快将结束时，他请那些年轻助手填写一份问卷。当中有一条问题是：“自从你全身投入服侍残废人的工作后，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以下是他们的答案其中一些范例：

　　　　我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的事，是以前从不会想过自己能做到的。

　　　　——我在这里工作期间，赢得萨拜因的感情。我有机会亲身与一个残废人相处，完全不再觉得她是残废的。

　　　　——我现在对人类受苦一事更敏感，这工作引起我助人的意愿。

　　　　——这工作使我问：什么事才是人生真正重要的？——工作有了新的意义和目的。我现在觉得有人需要我。

　　　　——我学会了忍耐，并欣赏最细微的进步征兆。

　　　　——我观察残废人时，发现了自己。

　　　　——我变得更有忍耐。我自身的小问题好像不再那么重要，而我学会接纳自己的所有不足。最重要，我学会欣赏人生中短暂的乐趣；我特别感谢上帝，因为他向我证明爱可以比恨或暴力成就更多的事。

　　　　当特罗基舒医生读完上述以及其他的回应后，他突然领悟了他问题的答案。那些受苦孩童的意义可以在他人——他的助手——身上作工，他们正学习的功课，不是复杂的教育制度所能教导他们的。他想到他多年诊治、却少见进展的两个病人。”丹尼尔和莫尼加是否只是为我而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深入而显著的问题是上帝可能给我的问题吗？这两个严重智障的孩童是否就是答案——上帝给我的答案？”。5

　　　　*情绪的痛楚如严重忧郁症，所陈述的苦难范围会很大，但我不能在本书开始提及它，因为它是专注生理上的痛楚。我推荐JohnHTimmermanASeasonofsuffering（MultnomahPress．1987）记载一个家庭与忧郁症搏斗的感人故事。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盼　望

　　　　被蹂躏的人所能做的，只是继续盼望。他们经过无数次失望后，必须寻找盼望的新缘由。

　　　　——索尔仁尼琴

　　　　今天的制药是要受到“双盲”法测试，意即用药的医生本身不知道哪一种是真药，和哪一种是不会产生化学作用“受制”的药。他们必须这样测试，是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人类希望的力量。没有双盲测试之前，所有新药几乎显出惊人的效果，不论它们的化学成份如何。困惑的研究员终于发现医生的态度是新药成功的主要因素：医生的微笑、声音和态度会不知不觉地传递信心和希望，说服病人病情有好转的可能性。

　　　　无数的研究都证实盼望的医治力量，以及没有盼望的危险。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发现，如果做心脏手术的病人表露忧郁的症状，他们很有可能在手术后死亡。另一个著名的研究名叫“心碎”，是综览四仟五百个鳏夫丧妻后六个月的死亡率。这些鳏夫大多数都患了忧郁症，他们的死亡率比同年龄的人的死亡率高出百分之四十。

　　　　战俘记录指出，有些战俘除了因失去希望而死亡外，并无别的明显死亡原因。试看看被越共监禁五年半之久的陆军医疗军官库什纳上校的经历。

　　　　库什纳认识了一个强壮的年轻海军战俘，他已捱过了两年集中营的囚牢生活。这个海军是一个模范战俘，他令自己保持良好的体魄，又带领集中营的思想改革小组，主要是因为集中营的总司令曾许诺释放那些愿意合作的人。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这个海军渐渐看到俘掳他的人只是欺骗他。当他完全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后，他变了一个行尸走肉的人，拒绝工作，不要别人给他食物和鼓励。他只躺在折床上吮拇指，不到几个星期就死了。

　　　　宾夕凡尼亚大学的塞利格曼博士叙述这个年轻的海军时说，用严谨的医学解释他的丧志是不恰当的。塞利格曼说：“得释放的希望支持着他。当他放弃了希望，并相信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失败，只会继续失败时，他就死了。”

　　　　正如知名的生理学家乔尔夫说：”希望、信仰，和一个人生目的，是有治疗性的。这句话不仅是信仰，却是经过细心控制的科学实验证明出来的结论。

　　　　难懂的礼物

　　　　病人在提供长期照顾的机构里，容易被分为两类：有希望者——竭力击退困苦而回复正常生活，和失败主义者。有一次，牧师兼作家的拉森采访门宁格诊所，询问工作人员治疗心理受干扰唯一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他们全体一致选出希望是最重要的因素，但他们却承认真不知道当如何将希望“给予”病人。希望是一种精神特质，因此也是一件难懂的礼物。然而，他们能够立刻讲出病人经过治疗而脱险时，第一次相信未来不必像现在这样痛苦。

　　　　正如门宁格诊所的工作人员发现，这样具勇气的希望不能被训练出来的，但有时却可以领悟它。我们可以找寻方法唤醒受苦者的勇气。

　　　　国际特赦组织是传递希望的一个好例子。它的创始人是一个政治犯，他在绝望的边缘收到像小书本形状的一支纸棒火柴，上面写着“勇气！”。那种分享人性的轻微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