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问苍天-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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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是传递希望的一个好例子。它的创始人是一个政治犯，他在绝望的边缘收到像小书本形状的一支纸棒火柴，上面写着“勇气！”。那种分享人性的轻微举动恢复了他的希望，足以使他继续生存下去。当这个人最后得到自由时，他致力成立这个组织，是基于人能想象到的简单原则。身处自由国家的人写信给那些因政治原因被捕和受虐待的囚犯。对数千个囚犯来说，仅仅知道别人关心他们——就算是一个匿名的写信人——就足以燃点他们希望的火焰。
有时，希望似乎是不合理性和毫无目的。这种情况似乎更适用于集中营的囚犯。然而，正如本书开头引述索尔仁尼琴的话一样，人找不到合理的希望，仍需找一个希望源头；它好像面包维持人的生命。对索尔仁尼琴来说，希望是一个选择，是喂养他求生意志的生存机制。后来，他编辑了不同的故事，写成《古格拉群岛》一书，带给他的监狱同伴尊重和希望。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释放的希望的感觉，并不是“不在家，却是采访”，成了他一生的一个比喻，助他确信来生必定超越今生。
神学家莫特曼在他的《经历神》一书告诉我们，希望如何使他在集中营继续生存下去。他以一个德国战俘身分被捕，在比利时、苏格兰和英国的监狱调来调去。除了监狱生活常见的艰苦外——没有暖气、少食物、经常生病——他因目睹祖国陷入败亡，并知道许多人奉德国之名做出恶毒残暴行为，故要处理自身的失望。“我看见别人内心如何崩溃，如何放弃所有希望，并因缺乏希望而生病，有些人甚至濒临死亡。相同的事几乎发生在我身上，是什么让我得以脱离这种景况？为此我要多谢希望，它使我重得新生命，虽然四周看似没有希望可言”。
莫特曼那个希望就是基督徒的盼望。他曾拿看两本书参战：歌德的诗和尼采的著作，两者都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一直维持他生命的所有主要倚靠相继逝去之后，他转而求助于一本新约圣经，这是一个十分友善的随军牧师送给他的。这本书最后附有的诗篇，开启了他的眼睛，使他看见“那个与”伤心的人“同在的上帝”。
莫特曼在1948年获释后，就放弃研究物理学，却成为一位重要的神学家，以他独创性的《希望神学》一书驰名。
由别人激励人的模范，可以成为唯—一个方法让人爬出无望的绝望。我在全书均取用人“成功地抵抗”受苦的实例，当然，还有很多相反的例子：人被痛苦打败。但希望既是如此重要的因素让人面对痛苦，使我不晓得这些真实的〃成功故事〃是不是被过分强调。陷在绝望中的人需要一个人或一个提议，使他／她可以抓住一些东西，而它就成了幽暗急流中的一个救生索。
健康的人可能厌倦《读者文摘》和《路标》刊登残废人找到快乐和用处的故事。但是，和我倾谈过的残废人非常重视这些故事。生还者向他们的自怜倾向挑战，而有些人的故事如梅里克《象人》、海伦凯勒、布朗特《无悔今生》，却向我们所有人挑战。
简单来说，希望就是相信前面会有美好的事物来临。这种希望不是等于乐观主义或痴心妄想，因为两者都包含否认现实。我往往相信我们这些站在受苦者身旁的人，会容易把希望和乐观主义混淆。我们寻找鼓励的信号给予他们，好像祖传秘方一般：“没错，母亲，你的记忆逐渐消失是事实，但记忆算得上什么一回事呢？”“你的视力退化，但你仍然可以清楚地听见我的话，已经很好了，不是吗？我知道这一个星期对你是艰难的，但或者痛苦在下一周就会消除。
我和“珍惜今天”小组组员共度的时光；教我知道乐观是有限的。上述的话大部分像是侮辱人，打击看濒临死亡的人，而不像希望的根由。他们需要某些东西超越盲目乐观者的乐观主义。对他们来说，希望近似勇气过于欢乐。当中涉及冒险，像信仰一样；使徒保罗说：“……信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因为谁会盼望自己看见了的呢？但如果我们盼望没有看见的，就会耐心的热切期待。（罗八24—25）然而，希望也救我们脱离悲观——相信宇宙是混乱一片，没有终极的意义。真正的希望是诚实的，让人相信就算当她失败而最坏的事情也发生，她仍然未到达绝境。她可以站起来继续向前走。
真实的希望让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可以面对现实，但同时使他有力量继续活下去。“珍惜今天”小组的创始人凯利恰当地表达了这个具勇敢的希望特质：“我不会看自己快将因癌症而死，却是不顾癌症而继续生活。我也不看每一天是靠近死亡的一天，而是另一天的人生，值得欣赏和享受”。
长期受苦
我医院治疗小组的组员患了长期慢性病，这种病总不会痊愈的；这些情况呼唤我们其余的人，付出一种特别的随时帮助。很久以前，伤寒、天花或黄热病的侵袭很快使人死亡；到了今天，末期病症极似拖延时日。与慢性病抗争的人描述疲乏的状态出现。最初，不论他们所患的是什么病，他们都会从祝福者和朋友得到无限的关注：信箱装满了问候卡片，工作桌面不够地方摆放鲜花。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关注就消失了。
许多人仍然为着不会消失的问题而困窘及烦恼。有一个基督徒妇人告诉我，随着每一次癌症的再现，来探望她的人就越来越少。当疾病拖延太久，她就觉得更容易受伤和害怕，也更觉孤单。有些基督徒似乎埋怨上帝不答允他们求医治的祈祷，他们的表现几乎像是责怪她似的。他们失去信心而离去，让她独自处理痛楚以外的内疚感和自恨。
有着先天缺陷儿童的父母与这个妇人的埋怨产生共鸣。一阵突如其来的同情随着孩儿的出生而来，但却很快消失。
因此，当父母的需要和情绪出现问题而增加时，别人提供的帮助就越来越少。这些有着严重残废儿童的父母不像面对末期疾病的人，他们的痛苦遥遥无期。他们要接受终生照顾孩儿的工作，但还有更复杂的问题，他们也顾虑到当他们死后，如何处理孩子。
保罗列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包括我们常用的一个词汇——“恒久忍耐”。我们值得重新复苏这个词和这个观念，按它最原本的意义，将它应用在长期病痛的问题上。
有些基督徒情愿谈神迹医治疾病多于谈长久忍耐；我要解释为何我尽量避开这个解决痛苦问题的重要层面。我在这本书不强调神迹医治疾病是为了两个原因：第一，谈论神迹医治疾病的好书俯拾皆是，包括从个人见证到神学论说。第二，我写的内容是关于那些自觉陷在痛苦中而质问上帝的人。医治是脱离这个困局的一种方法，但实际上我们必须承认不是人人都会得到神迹医治疾病。你可以问布雷恩。
我不是不重视身体的医治。但正如我已经提及过，每一个被医治好的人（和那些医治好别人的人）始终都会死亡。所以，医治疾病不会除去痛楚的问题，只是耽搁之。
神迹医治疾病的可能给予基督徒极大的希望。但是。如果医治不出现，粉碎了的希望就可以成为信心的大障碍，也引致出卖感和绝望感。一位住在明尼苏达州、半身麻痹的年轻作家巴巴拉，在一封信中向我讲述这个情况：我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上帝必医治好我的病。这消息似乎太好和太可靠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胆敢相信。但是，我看见圣经并没有与之抵触，于是，就开始产生希望，然后相信。但我的信心是摇动的，当基督徒靠近我，说：“上帝不会医治好每一个人”，或困苦是我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我的信心就会动摇。去年秋天，我的信心似乎死了，我放弃相信上帝会医治我。
在我平生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不能面对下半生坐轮椅的事实。知道上帝有能力医治我，但他却不这样做（至少我这样想），这使我十分痛苦。我读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和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并控告上帝不实现医治的应许，好像拿看一块肉放在快将饿死的狗面前。上帝显示他的能力，以此试探我，但却从不让我得到。我里面产生了极深的内疚感，因为我从圣经得知上帝是一个仁爱的上帝，但他却不回答任何人。我里面有看这样的冲突，以致我的心理状态变得不稳定，又多次想自杀。
当我的内疚感和怨恨在上帝和我之间筑起一堵越来越高的墙时，我开始服用镇静剂，去度过一天的生活。约在此时，我开始头痛，和眼睛不适。眼科医生找不到任何生理原因。
我仍然继续祈涛，因为我知道上帝仍然活著，但我往往以哭泣，和咒骂上帝作结。我怕自己经历太多自怜，那是极具破坏性的。我一次又一次问上帝，为什么不医治好我，因为圣经清楚说出医治是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巴巴拉的心理最后得到治疗，除去苦涩。她仍然等候着身体得医治。
因著有许多人的经历像巴巴拉一样，我相信我们应现实地提出医治疾病的希望。这只是一个“希望”，而不是一个保证。如果实现，一个喜乐的神迹就会发生。如果不实现，上帝也没有让你失望。他甚至可以用疾病产生美善。他确实这样应许，并没有失误。
最后的希望
基督徒为希望而奋斗时——正如其他复原的探索：恐惧、无助及意义——就会随时得到一些独特的资源。本书最后的部分将解释基督教信仰所能提供的特殊贡献。我若不在本章提及最后的复活盼望，就是我的疏忽；盼望看一个新的世界，使痛苦的问题好像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
基督徒相信无论眼前所发生的事看来多么凄凉，前面必有美好的事物。希特勒集中营的生还者贝特尔海姆承认，这样的信仰会转变成实际的帮助：“那些有著强烈宗教和道德信念的人，在那里会比其他人更能过生活，这是集中营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的信仰，包括对来生的信仰，给予他们力量忍受，远超过大部分的人”。
钟尼讲述有一次她采访一个弱智家庭的经历。通常，当她采访一个护理中心，坐在轮椅上述说她个人经历时，她曾令听众看迷。但是，这一次的病人有着不同的年龄，全属低智商的人，他们的注意力不集中。当钟尼提到天堂将是怎么样的地方时，她知道她完全提不起他们的兴趣。
当天天气暖和，钟尼努力继续讲述她的故事，却可感觉汗水从她的身体往下流。最后，她拼命地说：“天堂将是你们人人都会有新智力的地方”。这句话一经讲出来，她就觉得后悔——这些话究竟听起来仁慈的呢，或残忍的呢？但转瞬间，房间的气氛改变了。病人开始欢呼，并大声鼓掌。
钟尼已轻敲着他们最深的希望。他们比任何人更知道自己是心智不全的人。但她却给予他们基督教的应许：有一个地方不再存留这些软弱，人最后必得医治。保罗提醒腓立比人说：”但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切望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运用那使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改变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腓三20—21）。
我认为西方基督徒越来越老练，对于信仰强调不灭亡、将来的赏赐等信息，已经渐生一点羞愧感。这个时代，我甚少听见有人讲论生命的冠冕或公义的冠冕等信息。我们的文化向我们宣告，受苦是现实，而不朽的来生只是妄想而已。
但是，我们是否有其他实在的希望可以提供给四肢残废者，或一个生下残障儿童的母亲？还有，来生永远医治的希望是有价值的希望吗？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必须告诉你马撒的故事，她是“珍惜今天”小组的组员之一。从某方面来说，她的故事总结了我一年之久在那个小组对痛楚所学到的全部功课。
在第一次聚会时，马撒已经吸引我的注意。那里其他的人显露出明显的病征：稀少的头发、病黄的肤色、失去一肢、不受控的颤抖等。但马撒却完全没有这些症状。她那时二十六岁，十分有吸引力。我怀疑她是否如我一样，与友人一同来探访。
当轮到马撒说话时，她说她刚患上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她的父亲在一年前死于同一样病，及她的叔叔在两年前都是同一命运。这种硬化症很少有遗传关系，又很少在年轻女子身上发病，但不知何故，她却残酷地成了患者。
这种硬化症毁坏神经。它首先攻击可控制的动作，例如手臂和腿，然后是手和脚。它进一步攻击不可控制的动作，而最后当它足以抑制呼吸时，就会引致人死亡。有时，人的身体很快就屈服，有时却不然。马撒的亲戚都经历两年的退化才死亡。马撒了解这病极痛苦的详细情形。
我第一次参加小组是在三月。在四月，马撒已需要坐轮椅来聚会。她走路很艰难，因此她在大学图书馆的工作遭辞掉了。
到了五月，马撒已不能使用右手臂，再不能用拐杖。有一位物理治疗员教她使用扫柄连不透光胶纸的新奇机械拾起掉在地上的东西。她连操作手制轮椅也有着很大的困难。
到了六月，她不能使用双臂，只能移动一辆新的电动轮椅的手擎。因为她需要人二十四小时的照顾，她被送到康复中心。
我开始到康复中心探望马撒。我推着她坐着的轮椅以给她短途旅程；有时我载她参加小组的聚会。我认识到这种受苦伤害她的尊严。我首先学会检视她的脚趾才替她穿鞋——如果脚趾卷曲了，被夹在鞋里会很痛楚；我也学会靠拢她的手才小心地将它放入她外衣的手袖里；我也要留心她悬摆著的手臂才让她坐在车位上。将一个125磅重、麻木的身体，安放在一辆袖珍的汽车里并不是易事。
马撒的每一个行动都需要别人帮忙：穿衣服、安放她的头在枕头上、清洗她的床、用便盆。当她哭泣时，别人要替她擦眼泪，并将卫生纸靠近她的鼻子。她的身体完全背叛她的意向，不会听从她任何的指挥。
有时，我们谈论死亡和希望。我愿意向你承认，当你向好像马撒这样情况的人提出永生、至终得医治和复活等伟大胜基督徒盼望时，它们听起来如烟雾一样，只是空洞、脆弱和稀薄。她不渴想有天使的翅膀，却想有一只不会垂在一旁的手臂、不会流涎的嘴巴，和不会萎缩的肺。我承认那种永恒，甚至无痛的永恒，都与马撒所感受的痛苦毫不相关。
当然，她想到有关上帝的事，但却很难用爱去思想他。她坚持不会作任何临终的回转，又强调假使她改变，只会因著爱，而不是因看恐惧而转向上帝。但是，她怎能爱一个这样对待她的上帝？大概到了十月，清楚显示这种硬化症很快在马撒身上完成它可怕的循环。她很快需要学习用一个像玩具的胶制机器练习呼吸，也要用尽所有气力吹起一个在压力柱内的小篮球。她喘息著时，谈到她情愿最先失去的东西——声音或呼吸。终于，她决定最先除去她的肺部，因为她不愿意像哑巴那样死去。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
因为供应脑部的氧气减少，马撒容易在谈话中睡看了。有时她曾在晚间惊醒过来，感觉好像窒息，又不能呼叫别人帮助。
马撒不顾困难，勉力作了最后一次旅行，往密西根州她最喜爱的避暑小屋，并到附近她母亲的家。她要作最后的准备，向人道别。
在那个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