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问苍天-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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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亚卢的拇指辨别危险的压力却不够敏感。用几个小时练习自呜筝使他的拇指留下硬块，现在有一处溃疡爆裂出来。他因惧怕，一直到现在才来求医。“你可有方法使我继续弹琴而不损毁我的手吗？”他以浓厚的腔调，近乎恳求地问道。
医生和物理治疗师委员会在电视监视器前观察亚卢的手。他们使用温度记录探究他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利用机器在温度记录图上，亚卢的手出现了令人产生幻觉的图样，有微黄之淡绿色、黄色、深红色，以及夹杂着的所有色调。最冷的部分现出绿色或蓝色。明亮的红色是个危险信号，表示受到感染：血已经到了这个地带，使温度升高。黄色表示极度危险。亚卢的拇指唯一最有用的部位很容易看见，但不停的使用已经使这个部位发炎，如今呈现出黄点温度。
温度记录革新了卡维尔医院的医疗方式，因为它首次为无痛觉病人提供一个警报系统。不幸地，这项技术不像痛楚组织，只能在压力时期过后才查出危险，而不是在压力时期当中查出来。一个有健全痛楚系统的人会很早就寻求医治，因为他／她的拇指会整天跳动，强烈地要求照料和休息。但亚卢却没有这些好处，他从不知道何时会进一步损害他的拇指微细的受感染之处。
委员会设计了一对手套，适合亚卢穿戴，可以舒缓因自鸣筝拨子所引起的一些压力。布医生严厉教训亚卢，说他的拇指需要休息，要全时间穿上那对手套，并要每隔几天向他报告病况。当亚卢离开后，物理治疗员对他表示悲观，说：“亚卢憎恨手套，因为它们使他留意他的手，他无疑必将失去对拨子的一些控制。可能他会戴上手套一天，但第二天就会把它丢掉”。
亚卢已经远避人群；因为视觉、听觉和触觉逐渐消失，使他断绝与人联系。现在他最后所钟爱的，就是透过音乐自我表达，也受到威胁。他或许在数周后回到诊所，而进一步的感染使他的拇指永久毁损，甚至会失去拇指。但在卡维尔，医疗是自愿的。亚卢失去痛楚组织迫使他去求医。他可以冒险选择不理会温度记录图的警告。
一支拖把和一只鞋
另一个病人赫克托进入房间。虽然他的脸孔不像亚卢那样残缺，但当我看见那张脸孔，也要自我压制不喘气。此时，我已习惯注视投射在温度记录图监视器的颜色，却非注视人的脸孔。赫克托竟有蓝色的皮肤！布医生留意到我的反应，就小声地对我说，赫克托抗拒磺胺类药剂，那是治疗麻疯病最普遍的药物，而医护人员已经为他试验一种新药物。竟变成蓝色染料，赫克托乐意失去正常的健康肤色，为的是希望停止麻疯病在他身上蔓延。
赫克托是一个最合作的病人，他用既深沉又无力的德州语调，慎重回答委员所有问题。不会有事了，他自从上次检查后已经没有问题。但赫克托的温度记录图却不同意，它显示一个鲜明的红色危险斑点，就在他的右拇指和食指之间的网状薄膜上。一块胼胝遮盖了一切受感染的外来痕迹。但胼胝下受感染的地方正在腐烂。
布医生和其他医疗人员好家警察的调查小组，质问赫克托，要求他叙述每日的活动。他如何刮胡子？穿鞋子？他有没有工作？他打不打高尔夫球？或打桌球？赫克托必然在某些日子，用拇指和食指过度用力紧握物件。除非他们找到有毛病的活动和使他停止，不然他的手就会进一步恶化。
最后，在严加拷问的过程中，赫克托认清了问题所在。他作为餐厅出纳员，每天完成轻便的工作后，就帮助清洁，用拖把擦掉溅落在地板上的饮料或甜品。那来来回回的动作，加上赫克托不能感觉到用了多少力紧握拖把棍，以致损坏了拇指内的组织。这个奥秘已经解开。
赫克托再三多谢这个医疗小组的成员，有一个物理治疗员写了一张字条，请餐厅主管护赫克托做别的工作。
还有一个病人进来，他是乔斯。他与卡维尔大多数人不同，穿着得最合时流。他的长裤子有明显的摺痕，而他那全棉的衬衫也很称身。他的鞋有著合时尚的尖趾设计，棕色的皮鞋又擦亮得极为光泽，完全不像我见过大多数病人穿上笨钝的整形黑鞋。
乔斯的鞋事实上就是问题所在，因为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份全时间当家具推销员的职业，所以他穿看小心。卡维尔的治疗员曾尝试说服乔斯，要他穿一些较不合时款却较安全的鞋，但他总是拒绝。他的职业和形象比他双足的状况更重要。
当乔斯脱去鞋子和袜子时，我未曾见过有一双脚比他的双足有着这么严重的损伤，我找不到他的脚趾部位应有的小块。经过多年的感染，他的身体已吸收了骨组织。现在，乔斯是用圆圆的残干走路，好像一个被切断手足的人。当他提起脚跟时，由于没有脚趾缓冲撞击，他就会很规则地磨损双足，甚至残干。温度记录以图解说明他持续的毛病。布医生叫乔斯注意那些明亮的黄斑，显示受感染的范围。
正常来说，一个人要习惯穿一双新鞋，会自动地跛行或改变走路的方式。如果脚伤太厉害，就会改穿一双更为舒适的鞋。可惜乔斯感觉不到危险的信号。委员会的成员尝试轮流影响乔斯，使他相信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总是有礼貌地拒绝。他不会穿上卡维尔制造的鞋。对他来说，这些练习鞋好像为残障人士而设，并向顾客暗示他有不妥之处。他面部的容貌和手部几乎都是正常的，他不会让双脚出卖他。
最后，布医生叫制造鞋子的技工进来，要求他在乔斯的鞋上做出少许修整，以减轻部分压力。
当诊断结束，最后一个病人离开后，布医生向我说：”痛楚往往被视为一种大障碍，使我们不快乐，但我视它为赐人自由者。你看这些人，亚卢：我们拼命为他找寻方法，使他仍有弹奏自呜筝这个简单的自由；赫克托：为了令自己不受伤害，连拖地板的工作也不能做；乔斯：他不能穿着讲究、走路正常，为此，他需要痛楚的礼物。”
致命的疏忽
麻疯病不是断绝痛楚防护警报的唯一痛苦根源。卡维尔做出的研究也被应用在其他失去感觉的医学情况上。有极多病例证实糖尿病人会失去痛楚感觉，完全面对同一样的危险。有许多伤害是可以避免的，但结果许多人仍失掉手指、脚趾和全部手足。酗酒者和吸毒者同样可以扼杀他们的敏感性：每年冬天都有酗酒者被发现死去，他们的身体在刺人的寒冷中冻僵了。
然而，只有少数人生来就有残缺的痛楚组织。这些人也到卡维尔寻求医治。患上罕见症状的受害人间接被称为“对痛楚先天疏忽的人”他们也有各种警报系统，但是，他们的警报系统如布医生所使用的闪光和可听见的信号一样，不会受伤。对他们来说，用手指掠过一个热炉的感觉，等于用手指掠过沥青路的感觉；他们对两者的感觉都是中性的。
家庭若有对痛楚先天疏忽的孩童，教养的时候使会特别困难。有一个家庭述说一件令人恐惧的事，那是发生在他们的女婴长了四颗牙齿之时。母亲听见女婴在另一间房间发笑和咕咕地叫，就走到房间，希望看看女儿找到什么新玩意。但她大声尖叫，原来她的女儿已经咬断手指尖，一边流血，一边玩耍，用滴出来的血画图案。
你如何向这些儿童解释火柴、刀子和剃刀的危险？你会怎样惩罚他们？那小女孩看见她的“游戏”对母亲产生的影响后，就开始淘气地继续玩耍。每当母亲禁止她做某些事情时，她就会将手指放进嘴里咬。当她到了十六岁时，她已经咬掉所有手指了。
医学的文献记载了近一百个这样奇特的病：一个七岁女孩挖鼻子直到鼻孔溃疡；一个八岁的英国女孩在勃然大怒下拔掉所有牙齿，只剩下九颗，又把双眼从眼窝中挖出来。患病的孩童可以用怪异的行动吸引他们的朋友，如将一根直针刺穿手指。
这类人对痛楚不敏感，注定要一辈子不断遭遇危险。他们可以不自知地扭伤手腕或足踝，或咀嚼口香糖时咬破舌头。关节也会腐烂，因人睡觉或站立时不能变换受重压的地方。一个患病的女人失去生命，因为她感受不到轻微的头痛，而这是一个重病的警告症状。1
这些人可以接受手术而不用麻醉药，但他们又怎样知道何时需要动手术？一个健康的人会预先感觉到心脏病发作或阑尾炎的症状，但他们却没有感觉。大多数人受到痛楚刺激，会立即做出反应；但先天失去敏感的人必须刻意留心最微弱的线索，思量合适的反应。腹部有搔痒感……是否表示我的腹膜已经爆破了？
我访问卡维尔之前，医学教科书已有足够证据说服我相信痛楚的价值。我已经开始看见——甚至在嘉迪雅的病例中——痛楚不是根源问题，疾病才是问题。痛楚只是她身体的真实状况，通知她癌细胞和钴辐射正在伤害她。这些警报若离开，她可能会很快死亡，因不知道疾病存在。
一星期留在卡维尔给我留下不能磨灭的回慝。每当我受试探因痛楚而咒诅上帝时，我就记起亚卢：他眼泪涟涟，面有疤痕，忘记了人类的触摸，渴望有方法保留他的音乐，就是他一生唯一所爱的。痛楚容让我们——至少是幸运的一群——可以过着自由而活跃的人生。如果你始终怀疑这一点，请你访问一间麻疯病院，亲身体验一个没有痛楚的世界。
痛楚不是令人讨厌的事，以致我们不惜付上一切代价避免它。痛楚每天以千种大小的方法侍候我们，使人类的正常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得以保存。如果我们身体健康，痛楚细胞会示意我们何时走进浴室、何时换鞋子、何时松开紧握拖棍或泥耙的手·何时眨眼。若没有痛楚，我们就会把妄想症的生活引进来，不能抵御感觉不到的危险。一个无痛的人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整天躺在床上……但这样做也会引起褥疮。
＊麻疯病的医学名称”编按：取名自一位挪威医生GH。Hansen（1841－1912）”。
第一部分 为何会痛苦这回事？ 痛苦与狂喜
快乐是何等奇异的东西，又是何等奇特地与痛苦连在一起，因痛苦往往被视为与快乐相反…然而，无论人追寻那一种，他必会同时得到另一种；它们虽然是两个形体，但却连在同一个头上。
大多数人面对事实的时候，都承认痛楚——至少有一些痛楚——可以产生美好及有益的目的。若除去痛楚提供的警报系统，隐藏了的危险会尾随人每日的生活。但更被人忽略的是，痛楚和快乐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两个感觉的运作如此接近，有时几乎令人难以辨别。
痛楚是我们经验得看最大满足的基本成份。这说法听起来是否使人觉得奇怪呢？或许是的，因为现代文明社会用相反的信息干扰我们。人告诉我们，痛楚是快乐的相反。如果你感觉有轻微头痛，就会立刻用最新的特效解痛药减轻痛楚；如果你的鼻子滴下多过一滴的鼻涕。你便会尽全力取得减轻鼻窦炎的最新喷雾剂；当你的便秘产生轻微痉挛时，你会到药房去，从使人目眩的结晶糖、液体、药丸和灌肠剂的陈设中选择你的所需。
我回想邸立基批评美国人的话：对受苦没有全面的见解。他的话不足为怪。现代人已经把自己剥离了人类历史的潮流，而这个潮流常常接纳痛楚是人生的整体部分。直到最近，任何解释人生的平衡观也说明痛楚是正常及惯性的事件。如今痛楚隐约成为一个巨大的侵略者。
让我很快地附加一点，我习惯从杂货店购买经压缩包装的无血大块肉，在有空调的办公室内工作，又因要在芝加哥的人行道走路，故要穿鞋保护双脚。但我这样做的时候，也领悟如此大量的奢侈品和便利，让我能正确地观察世界，以及看到痛楚不为其他世纪的人所承担，又是世上三分之二的人仍未曾领会的。我和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把痛楚视作可以和应该受到科技抑制的感觉。这个扭曲的观点助长一种思想：痛楚和快乐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都是这样低声告诉我们。
诺贝尔得奖人沃尔德（编按：美国生物化学家，发现并阐明视觉的化学和生理过程，1967年获领诺贝尔医学奖）对这个事实做出反省，说：“试领会一下：我现年六十九岁，却从未见过有人死亡，甚至从未身处一间有人死过的房屋。出生又如何呢？去年一个产科医生邀请我，我才首次及唯一一次看到人出生的经历。试想，生和死都是人生的最大事件，但它们却从我们的经验中被挪开。当我们小心地擦去人间感情的最深泉源时，仍设法想活出丰盛的感情生活。你若没有经验过痛楚，就难以体验喜乐。”
发出嘈杂声的脑
人脑在某些方面与电子扩音器相似，都是调整一大批令人昏乱的输入来源。我们的输入来源是触觉、视觉、听觉、味觉和嗅觉，而不是有声转盘、录影机、小型唱片机和大型录音机。在一个健全的身体内，痛楚只是许多个输入来源之一特要报告四肢的情况。
当一个感觉器官开始退化时，脑就会自动将发声掣的音量调高。有时一个麻疯病人不会注意到自己已失去触觉，直到触觉完全消失为止。因为他的脑藉著增强轻微冲击的音量而做出调校，直到感觉器萎谢了，不能再发出冲击为止。
现今的文化叫我悲哀，因为当它尝试调低痛楚音量时，它就继续不断调高其他所有感觉源的音量。我们有耳朵，它们受到分贝（音量单位）的轰炸，直至永远失去接收细微的声音。请你试听任何其他世纪的音乐——十二世纪、十六世纪，甚至是十九世纪的音乐——然后把它们和今天大多数人所听的音乐比较。我们有眼睛。但世界却用霓虹灯散发磷光色彩的颜色去攻击它们，直到黄昏或蝴蝶的美黯然失色。试想象中世纪欧洲的村落，人瞥见虎凤蝶时所生的感觉，和今天在拉斯维加斯闹区出现同样的虎凤蝶做出比较。我们有鼻子，但化学制成的小滴剂好像墨水般印在杂志上，我们只需抓抓嗅嗅便可。我们若拿掉室内橱柜的喷雾罐，和室外空气中的污染微粒，相信大多数人就无法知道如何闻见自然世界的气味。
我们用“麻醉”一词形容人的感觉被猛烈攻击，往往是由化学药物引起，使人变成迟钝，几乎失去知觉。我喜欢使用“微醉”一词，这是仿效脑／扩音器类比。在如此一个高科技的环境中，年轻的一代很容易把替代的快乐错认为真实的满足，以为人生就如电动玩具。他们看不见快乐是人经过挣扎后，主动伸手去拿，才会得到的东西。快乐已经为你预备好，你只需要在游乐场的乘坐装置上绑紧自己。
美国的药物管理问题说明了这样的模式：借着提高知觉的能力，化学兴奋剂为总不能学到满足地欣赏自己世界的这一代开创新世界。沿着沼泽漫步，细听青蛙和蟋蟀的叫声，观看如发胀了的潜水艇的甲鱼扑通一声跳入水中，设法找到野花微微的芳香，这些都不能使人满足。甚至，采访荒野的外围，那处的大自然是可以捉摸的，这样做也不能使人满足。反之，我们经常用其他方法得到上述的经历；我们坐在闪烁不定、有靓丽霓虹色彩和低频率辐射的电视机前，单单透过眼睛接收感官刺激。我们以为已经去过额菲尔士峰，然后回家。但事实上，我们有些人却从未攀登过阿帕拉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