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话问苍天-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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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保罗用以下方式表达：“被造的万物都热切渴望上帝的众子显现出来。因为被造的万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这样，而是由于使它屈服的那一位…我们知道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一同在痛苦呻吟。（罗八19—20、22）”

　　　　不知怎样，痛楚和苦难在地球倍增，成为人滥用自由的后果。当男人与女人选择敌对上帝时，他们的自由世界就永遭破坏。如同保罗所见，自从始祖堕落，地球和其上的所有居民都不断发出低频率的烦忧信号。我们现今住在一个“呻吟”的地球上。

　　　　因此，对于受苦不公平的任何讨论，都必须从一件事实开始：上帝也不喜悦地球的状况。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圣经的故事都是记载上帝计划恢复它的创造，使之回复完善的原始状态。圣经用同一个景象作开始和结束：天堂、河流、上帝光辉的荣耀和生命树。所有人类的历史都发生在创世记至启示录之间，而在其间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是记载人要挣扎重获那已经失落的。

　　　　单用现今的世界审断上帝，是一个可悲的错误。曾几何时，地球可能是“所有行星中最合适者”，但它现在肯定不是最合适的地方。从来没有一个信息，是圣经如此确定传递上帝不喜悦创造的状态和人类的状态。

　　　　试想象这样的剧情：野蛮人潜入一间博物馆，内中正展示毕加索蓝色时期的作品。彻底毁坏的品性驱使他们用红色颜料溅污所有画作，又用刀乱斩之。若然这些作品——只是毕加索创作天分的样品，竟被毁坏及此——被拿出来展览，当作是这位艺术家的代表作，是何等极度不公。同样的情况也可应用在上帝的创造上。上帝已经在地球上悬挂“被咒诅”的记号，又应许审判和复兴。这个被邪恶和痛苦毁坏了的世界之所以仍然存在，乃是证明上帝的怜悯，而不是证明他的残酷。

　　　　扩音器

　　　　上帝可用什么东西吸引我们的注意？什么东西可说服人类——是我们发动叛变的——那样的创造不是按照上帝计划的方式而运作呢？

　　　　鲁益师提出一句话：痛楚是上帝的扩音器。他说：“当我们快乐时，上帝向我们细语，向我们的良心说话，但藉着我们的痛苦大声呼喊。痛楚是上帝的扩音器，唤醒一个耳聋的世界。”扩音器一词用得恰当，因为痛楚的特性就是大声呼喊。当我弄伤脚趾或扭伤足踝时，痛楚向我的脑袋大声报告，说情况不妙。同样，我相信这个地球存在着苦难，也是对所有人尖叫，说情况不妙。它停止我们的行为，又迫使我们考虑别的价值。

　　　　有一则动物寓言故事《冒险之旅》，讲述一群野兔的家园受到一个建筑工程破坏，连根拔起。他们流浪之际，偶然遇见一群新品种的兔子，它们巨大而漂亮，有光泽发亮的毛，并完美无瑕的爪和牙。野兔问：“你们怎能活得这么好？你们不用搜寻粮食吗？”驯兔解释说：“我们已有食物供应，就是红萝卜、苹果、玉米和青菜。生活既高级又美妙。“

　　　　可是几天后，野兔发觉当中最胖和最有光泽的一只驯兔不见了。驯兔解释说：“噢，那是间中会发生的事！但我们不让它打扰我们的生活，我们有太多美好的事物享受了。”野兔终于发现这块土地满布陷阱，死亡如“烟雾凝聚”笼罩看它们。驯免为了过着奢华、舒适的生活，就甘愿闭眼不看一件事实：即将死亡的危险。

　　　　《冒险之旅》是一个带有道德意义的寓言。我们好像那只胖而有光泽的兔子——有些人实在如此——相信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享受舒适：填饱自己、建立一个美好的家、享受美味的食物、有性生活、活出美好人生；人生就只有这些。但是，痛苦的存在却使这种生活方式大大复杂化了，除非我们选择带着眼罩，好像那些驯兔一样。

　　　　当世界有三分之一人每天晚上都是饿著肚子睡觉时，我难以相信世界的存在只是令我可以设宴享乐。当我看见少年人在高速公路上粉身碎骨时，就难以相信人生的目的是要心满意足。如果我尝试走向享乐主义，痛苦和死亡就在附近潜伏，在我身旁出没，并提醒我，如果我认识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人生会是何其空洞。

　　　　苦难有时低吟，有时大喊，是一个“卓越的谣言”，述说整个人类的状况已经有毛病了。有战争、暴力和人类悲剧的人生是出了问题的、人若想从这个世界得到满足，并相信人生的唯一目的是享乐，就会用棉花塞著耳朵，因为痛楚的扩音器的声音甚大。）

　　　　三个世纪以前，法国数学家帕斯卡担忧他一些朋友，觉得他们似乎逃避人生最重大的问题。以下是他对他们的描写。几乎是一首讽刺诗：“我不知道谁人把我放进这个世界；世界是什么？我自己是什么？我对万事一无所知……我只知道我很快死亡，起码知道这个死亡是我不能逃避的。

　　　　因为我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因此也不知道会到哪里去。我只知道离开这个世界时，不是永远落在毁灭中，就是落在忿怒的上帝手中；我也不知道会永远被送到哪一个境界去。我的状况就是这样，充满软弱和怀疑。我从这一切得到结论：我应该在一生的年日中，不问会有什么事必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我可以找到疑问的答案，但我不会自找麻烦，或采取行动寻觅之。“

　　　　帕斯卡摇头，不明白人们为何关心琐事，甚或重要的事，而始终忽略了最重要的事。他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魔法，和超自然的睡眠。”

　　　　有别的宗教尝试否定一切痛楚，或是尝试超越痛楚。然而，基督教一开始就断言苦难存在，为要证明人类堕落的状态。有人或会摒除基督教解释受苦的来源——受苦被带进世界，是人类失落自由的后果——因答案不令人满意。但是，至少世界伟大而堕落的观念却吻合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它符合这个世界的二元特性和我们的特性。

　　　　我们犹如沉船的生还者，好像鲁宾逊连同船的残骸从另一个地方被冲上岸。基督教这方面的观念驱使彻斯特顿说：现代哲学家再三告诉我，我已身处一个恰当的地方；纵然我默认这事实，但仍觉得沮丧。然而，当我听到自己身处一个错误的地方时，我的灵魂就欢乐歌唱，好像春天的雀鸟。乐观主义者告诉他，这个世界是所有行星中最好的，但他总不会相信这话。基督教对他更有意义，因为基督教坦白承认，他被放逐到反叛的地球上。

　　　　彻斯特顿下结论说：这个说法有一点很重要：它完全倒转乐观主义的理由。倒转一经发生，舒适的感觉好家骨头立刻放回骨槽一般。我常常称自己是乐观主义者，为要避开悲观主义大明显的不敬。但是，这个世代一切的乐观主义因这个缘故变得虚假和令人沮丧，常常试看证明我们合适这个世界。但基督教的乐观主义却根据一件事实：我们并不合适这个世界。

　　　　有时痛楚扩音器当然也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我可以转而敌对上帝，因他竟容许这种不幸事发生。但另一方面，如彻氏所作的，痛楚可以催迫我到上帝那里去。上帝说这个世界不是仅有的世界，我可以相信他，又愿意冒险相信他会建造一个完美的地方给跟随地的人——居住在受尽痛楚折磨的地球上。

　　　　作为受造物是困难的。我们以为我们很伟大，可以操作自己的世界，无须如痛楚和受苦等紊乱问题提醒我们有依赖性。我们以为有足够智慧可以做出道德抉择，也可以正直地生活，无须痛楚扩音器在我们耳朵内大声叫嚣。我们错了，伊甸园的故事证明此理。男人和女人若身处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必会选择敌对上帝。

　　　　故此，我们在亚当和夏娃以后出生的人有一个选择：可以信靠上帝；或者我们可以因世界的问题责怪他，而不责怪自己。

　　　　听见回音

　　　　如果你怀疑痛楚扩音器的价值，我建议你去一去医院的深切治疗房。你会找到各类的人在那里的走廊上走来走去：当有的、贫穷的、漂亮的、朴素的、黑人、白人、聪敏的、迟钝的、属灵的、无神论的、白领阶级、蓝领阶级。但是，深切治疗房是世上唯一地方，令上述的划分没有造成半点差别。

　　　　在深切治疗房内，所有探病者都被一个可怕的脉络联系看：关注一个快要死亡的亲属或朋友。经济的差别。甚至宗教的差别都在此消失；在那里你看不见种族张力的火花；有时陌生人会彼此安慰，或低声地、不觉羞耻地一同哭泣。所有人在最关键的时刻面对生命。许多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请求牧师或教士帮助。唯独痛楚扩音器有足够力量使这些人下跪，默想人生、死亡和意义的终极问题。正如邸立基讽刺地说：医院只有牧师，却没有鸡尾酒会的牧师。

　　　　我相信这是痛苦扩音器的价值。这个地球恒常发出“呻吟”，求救赎和复兴的呼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这个信息，直到痛苦或死亡临到，迫使我们注意它。我不是说上帝因为痛楚扩音器的价值而容许人受苦。（我也不相信受苦带有特别信息——“你正是因这个行动的后果而受苦”――下一章会清楚解说。）但是，痛楚扩音器确实向所有人类宣布一个普遍的求救信息。

　　　　一位十七世纪英国诗人多恩，发觉自己聆听到痛楚扩音器。他那忿怒的岳父令他辞掉工作，而从事一份律师职业又遭人反对。多恩无可奈何地转向教会，担任圣公会的牧师职。但当他在第一个教区任职一年后，他的妻子安妮死了，留给他七个孩子。几年后，即1623年，多恩身上出现疹子。医生诊断他染上了黑死病。

　　　　这个病一直没有好转过来，把他的力量消耗得几乎至死。（多恩的病证实是斑疹伤寒症，不是黑死病。）多恩患病期间，写了连串有关受苦的祈祷文，被列为有史以来对受苦这个主题最深刻的默想。他在床上写成他的书，没有使用笔记，并深信自己正面向死亡。

　　　　在《祈祷》一书中，多恩呼求上帝作工。当他回顾一生时，便觉得不合理。他一辈子浑浑噩噩地游荡，最后到了可以服事上帝的地步。但如今，正在这宝贵时刻，却有致命的病打击他。除了发烧、痛楚和死亡外，眼前没有任何事物出现。这种情况怎样解释？

　　　　疾病的意义是什么？多恩的著作提供了可能的答案。第一次冲击临到他的时候，睡房的窗户打开，教堂钟敲响了一阵阵悲哀的死亡宣告。一瞬间，多恩怀疑是否他的朋友知道他的情况比预期更严重，预先为他的死敲丧钟。但是，他快就意识到钟鸣显示一个邻人死于黑死病。

　　　　多恩就教堂钟的意义写下《默想十七》，这书是英国文学其中最出名的一段说话（“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要问丧钟是为谁而吗；它是正为你而鸣。”）他领会到虽然丧钟的声音是纪念另一个人的死，但钟声却严厉地提醒每一个人他们花一辈子时间去忘记的事：人人必会死亡。

　　　　当一个人死亡，不是代表书的一章被撕下来，而是代表被翻译成更好的语言；而每一章都必须有，这样的翻译。上帝雇用了好几个翻译员：有按年龄翻译的文章，有按疾病翻译的文章，有按战争翻译的文章，有按正义翻译的文章。但上帝的手却在每一个翻译之中，他的手必装订我们所有散落的纸张，放在每一本书彼此对开的那个图书馆里…如此，这个钟呼唤我们所有的人；更何况是我，因为这个病带我接近死亡之门。

　　　　多恩早在鲁益师出现前三个世纪，使用另一句话表达相同的观念，不同于“痛楚——上帝的扩音器”：痛楚独特的力量就是打破正常人的防卫和每天的生活。他说：“我需要你的雷声，啊，我的上帝！你的音乐不会服侍你。”对他说，钟鸣变成预告他死亡的回音。对一个死人来说，钟鸣一个句点，表示生命结束。但对拥抱生命的多恩来说，钟是一个刺目的问号：他是否准备好迎见上帝？

　　　　那钟的鸣奏奇妙地扭转多恩奔驰着的思想。痛楚扩音器或雷声，使多恩重新检视人生，而他所看见的事物就好像一个启示。“我是一个见过痛苦的人”，他有一次带着自怜的口吻这样告诉他的会众。但如今，事件似乎清晰地表明，最剧烈的痛苦时期也是灵性成长的最好机会。患难把罪清洗和锻炼性格；贫穷教导他依靠上帝和洗涤贪欲；失败和公开的羞耻医治地属世的野心。一个清楚的模式出现：痛楚可以被转化，甚至被救赎。

　　　　继后，多恩的内心观察进一步使他反省此刻的处境。这个痛楚甚至可以被救赎吗？当然，疾病阻碍他多作善工，但他身体的软弱肯定不能抑制他属灵的成长。他有许多时间祈祷：钟鸣提醒他那个不幸的邻舍，和许多在伦敦正在受苦的人。他学会谦卑、信靠、感恩和信心。多恩将它变成游戏：他想象他的灵魂变得强壮，从床上起来，并在房间行走，虽然他的身体只是平躺青。

　　　　总之，多恩领悟到他的一生就算处于卧病在床的状态下，都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将精力转向操练灵性：祈祷、认罪、写日记（后来被编成《祈祷》一书）。他不再集中思想自己，反而思想他人。

　　　　《祈祷》一书记录多恩对痛楚态度的地震式转变。他起初祈求痛楚得以挪开，最后他却祈求痛楚得赎，使他“得到痛苦教化”。这样的救赎可以采取神奇的治愈方式——他仍然希望如此——就算它不能这样做，上帝仍然可以取出一块熔化的金条，透过炼金者的受苦火炉而变成精金。

第二部分　痛苦是从上帝而来的信息吗？　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可以将我的苦难看作一种惩戒或一种怜悯，我得承认不知道怎样理解它。我应怎样理解这疾病呢？我没有结论，但死亡却是我的结局。假若疾病实在是一种惩戒，让我把它改变为及解释为一种怜悯。即使它看来像惩戒人，我只有在你要面死亡，才能证明你的怜悯，并透过那样的死与为我而死的人联合。

　　　　——多马《祈祷》

　　　　《时代》杂志报道加利福尼亚州尤巴城的消息：在一个微热的日子，一对西班牙美籍夫妇坐在萨特坟场的土地上，手拉着手，麻木地凝视那装着他们十七岁儿子波比的铜棺，旁边围绕看一台哭泣的亲友。波比的六个同班同学将白色康乃馨置放在棺木上；波比的年轻侄女扑向棺木，间断地呜咽，大堆的人群中有几个人也在哭。波比的父亲无言地摇了两三次头，好像被人击打一样。然后，他木无表情地与妻子走向一列送葬轿车的第一部绿色轿车去。

　　　　同一个坟场上，罗斯博夫人大无泪地看看儿子下葬，他在十六岁生日那天死了。另一位死者帕梅拉穿看一条蓝白间条棉布裙，那是她母亲送给她的礼物；她度过十八岁生日后，第二天便死了。受害人也包括十八岁的孪生姊妹卡莲和沙莲，她们喜欢唱母亲所作的歌：“艳阳下醒来和微笑”、“以美国为荣”。葬礼过后，莎莲那部停泊在她住宅对面街道上、满布灰尘的福特牌旅行车的车窗挂上“出售”的牌子。

　　　　这是一万五千个市民哀悼其亲友逝世的情景。一架巴士载有本地中学的五十三个诗班成员，和领队埃斯塔布鲁克，当它转上出口的弯路，突然冲过七十二尺高的护轨，车身从二十一尺半高空冲落地下，车头看地，车身翻转，车轮仍在转动，而车顶压陷座位。

　　　　鲜血滴在四散的诗歌纸上。我听见有人在车头尖叫：“天啊”一个十六岁高中三年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