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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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与结盟的王朝之间的预备性和约，旨在结束这一次波澜壮阔的战争，并于1783年1月20日在凡尔赛签署。这一协议是由大不列颠与美国特派代表两个月以前制定完成的。它带来了可观的成果，在欧洲交战国之间，除了多巴哥以外，英格兰从法兰西收回了为它所丢失的所有西印度群岛，但放弃了斯塔卢西亚。法兰西在印度的据点得到了恢复，而亭可马里由于为敌人所占有，英格兰不可能争辩要将其归还给荷兰，然而它拒绝让渡内格帕顿（Negapatan）。对于西班牙，英格兰交出了两佛罗里达与梅诺卡；如果西班牙的海上力量足以保持对于后者的占据的话，那将是英格兰的一次严重损失。然而实际情况是，在下一次战争中，它再度落入了大不列颠之手。此外，条约还对西非海岸贸易据点进行了某些无关紧要的重新分配。
尽管就它们本身而言都无足轻重，然而仍有必要对这些安排作出一番评论。在任何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它们的持久性将完完全全地取决于海上力量的平衡，取决于那片尚未由战争确定其归属的海域中的帝国。
最终和约于1783年9月3日在凡尔赛得以签署。
1·协约与同盟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欧洲的冲突》＇ 1910
当前在欧洲只有英国和德国有着他国望尘莫及、协调得当的力量，这体现在它们的富有、它们的工商业体制的有效以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的强大上。其他国家只是站在英国或德国一边对它们间的平衡发挥作用
在所有的国家中，普通大众倾向于首先关注通常属于国内范畴的那些问题。个人的利益和他所居住的地区及其周边、乃至省份和国家的特殊需要紧密相关，这些需要对他有着超乎一般的意义。这种情形是自然、合理的，不用多说。体现在美国的政府权利以及村镇会议传统中的“地方自治”这种观念已渗入了我们的头脑；大家还理所当然地认为，身处一线、通过日常接触对现实情形十分了解的人最适合掌管地方政府的事务。这种信念明显无遗表现在了州政府、众多的市政府以及往下细分的城镇和乡村的管理机构中。这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与其说反映了一个他们已深刻领悟的道理，不如说只表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习惯。
这种授予地方以自我管理权能的观念之所以能得到应有的认同，是因为一个行之有效的体制借此而得以建立。不过在我国的早期历史上，也就是在独立不仅没有取得、甚至还未被宣布的殖民地时期，一般认为，如果想实现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还需要超出地方自治之外的许多其他东西。满脑子都充塞着地方自治思想只会使自己与其他地方社团产生疏离。这显然既不利于促进公共利益，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何况当时十三块北美殖民地相互关系中还弥漫着众所周知的猜忌心理。这样，当时确有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关系的必要，这种关系在性质上和国家间的关系并无二致，虽然它们相互间有着更紧密的联系。
“地方化”这个词就其广泛意义而言更适用于欧洲而不是美国；然而就其所蕴含的“思维偏狭”之意而言，用它来形容南北战争前的我国早期历史中屡见不鲜的那些偏见和行径是再也贴切不过了。地方主义或者地方性的思维和行动方式的坏处不在于它们可如实反映某个地方的现实如果真是如此，它们就成了有益之物了；而在于它们破坏了对于各个地方之间关系的平衡之感。依照地方主义，大都市和边远角落都可以不可救药地自私自利而无半点悔意，华尔街也可如此，虽然它关连着四面八方的利益。
在更大的区域，也就是国际社会的内部相互关系中同样可看到上述思想。国际社会每位成员的首要考虑无疑在于自身利益，在于把自己的房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对于个体而言，无论他或它是人、社区还是国家，只要其主要利益得到了良好保障，他或它也就对普遍的福祉作出了最大贡献。不过，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只关注自己、不考虑其他人或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必要要求的地步，它也就成为了消极的地方主义的东西。
美国国务院在从南北战争结束至美西战争告终这段时间内的死气沉沉状况正反映了美国公众对于国际形势普遍的漠不关心。只是在一些非常事态威胁到了我们或者破坏了我们信奉的一些原则时，我们才会短暂地表示一下关注。对多数美国人而言，美西战争的前因后果以及它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完全是随机性的东西；除了极少的、差不多没有什么名望的一些人关心国际问题，政府圈子之外几乎无人理睬加强对国际关系的重视的要求。而政府又是主要忙于其他必要事务。一位精明的老国会议员曾就占主导的公众态度告诫一位新当选的议员：如果你希望保有选民对你的支持，就不要在看来吸引人的外交委员会中任职，因为大众对国际问题毫无兴趣。
不过有趣的是，在几块殖民地严格而言象省份一样的殖民时代，美国人对于国际事务的淡漠还不象后来那样明显；考虑到现在还有每天能从全球各个角落给我们带来信息的轮船和电话，这点就更引入注目了。当然，早期和后来的美国人兴趣不同的原因不难找到。和现在相比。革命时代以前的美国人和欧洲有着更多的直接经济和政治联系。他们不仅受其与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也很大程度上为欧洲国家相互间的关系所左右，就象今天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的变动会给整个欧洲社会以震颤一样。当时，关于欧洲的战争的种种传闻令北美殖民地上的人们不安，因为战争的爆发会将他们卷入其中。马考莱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对奥地利的西里西来地区的占领有如下生动评述：“（这个占领）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在连普鲁士这个名字都罕为人知的这块土地上已可为人感知。由于一个人可以掠夺他曾许诺保护的邻居，黑人们正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争斗，而北美大湖地区的红种人也在互相残杀。”
当时，尽管信息交流相对稀松，但还是有着来自欧洲的、并非为了赶邮船而草率而成的精心、充分的文字报道。而当时的读者也有时间仔细评判外部事态的基本形势，日常的大量琐事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北美报纸上关于外界复杂局势的消息更重要和让人深思。这些都说明了为什么早期和后来的报纸读者兴趣不一：我们在殖民时代的前辈对外部事务甚为关注；而现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则相信这些事情和他们关系不大。
关于当今对外部事务的态度的起源和延续有许多东西可说，不过应该相信这种态度如今已不合时宜。在我们的独立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革命及随之而起的战争，而当时新生的美国也遭遇到了一连串源于它早先和法国订立的条约的麻烦，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海上战斗给美国带来了不少棘手的问题。于是华盛顿向美国人民提出了严肃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卷入同盟关系之中，而继任的总统们也极为真诚地希望绝不掺和进欧洲的争执之中。实际情况也加强了这个意图。在1803年和1821年，我们分别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使领土从大西洋伸展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我们的边界就由自然特征加以了清晰的规定，从而防止了人工划界带来的领土争端的产生。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又使我国除了在加拿大一侧，和欧洲势力都脱离了接触。
和上述形势相对应，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期产生了。它的目标是将欧洲的侵渗从西半球排除出去，从而实现避免与其发生纠缠的愿望。几个世纪的经验表明，欧洲国家间在美洲的冲突必然会干扰到美国，而只要欧洲国家在美洲据有土地，就存在着发生这种冲突的可能。门罗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要阻止欧洲列强通过占领和交换而在美洲扩大占有的范围。尽管门罗主义的实施会导致不少争执，但它无疑明显有助于有关目标的实现；不过，它也促成了我们对于和欧洲国家的任何政策上的联合的反感。强化了某种在今天依然发生作用的心理。这种心理也许已变得和偏见一样毫无道理，起破坏作用，妨碍我们看清当前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所包含的趋势。国家政策中的保守主义是必不可少和值得称道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于保守主义力量的巨大保障，但同时我们的思想中又应该具备某种弹性，具备使我们前进的动力。任何保守主义都不能防止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如果人或者国家不能使自己适应于时代，看来牢牢在握的东西也会丧失殆尽。
这样，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可以找到美国人既在观念也在行动上将自己和欧洲问题相隔离的原因，前文对此已作简要介绍。不用多说的是，和关于奴隶制的争论紧密相关的国内问题使我国对于国际事务的漠视得以强化和持续。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之际，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努力保持国内的秩序，将国家的自治建筑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超过一代人的时期被完全用来安抚那些不可安抚的势力，以保持国家的统一，这是国家活力赖以存在的基本因素。在任何国家，尤其在一个象我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种势力之间的利益分歧必然会导致派别对立。但在我国的经历中，还没有什么分歧象两种对立的劳动制度之间的分歧那样明显和有危险性。这种分歧无论就本质还是形式而言都是极端敌对性的，而且既对我国的产业和经济状况，也对有关地区的心理和道德状况产生了影响。就我们现在的话题而言，上述情况的意义主要在于有助于解释我国在观念上对于国际关系的长期淡漠。当时，我国不具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条件，国内局势的不佳、大部分地区的不发达等使它无力这样去做，问题缠身的它根本无暇关注远方的事态。
但是，只要我国上述时期的状况就本质而言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能得到印证。就可以将这个因其自身特点而和其前后时期、和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期相异的历史阶段和其他国家的历史作比较。国家由人类组成，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趋势；对它们应留心观察，以便或者制约它们，或者将其转化为现实。奴隶制并不是将我国分化为不同派别的唯一原因，宗教和种族的差异都可以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分裂线曾经处于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信奉新教的北方之间，这种分裂体现的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的分化；而在我们国家，这种分裂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已被治愈了。在法国，历史上主要的分裂线是在东西部之间，而新教势力在南部则很强大。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纠纷的唯一原因，但它本身确实足以导致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地域上的集中性，宗教是最强大、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分化力量。
我们要注意的颇有启发性的一点是，在一些国家为国内纷争所困扰的同时，它们在国际关系中受制于其他国家。一句话，它们处于防御状态。西班牙因其与摩尔人的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而在精神上团结起来，又通过击退摩尔人以及卡斯提与阿拉冈的联姻而实现了领土统一。此时，统一的西班牙发现自己正处于能对外部世界发挥有力影响的地位。当时，姑且不论其目标正义与否，西班牙确实有能力推行自己的打算，对任何其特殊的利益或一般的认识要求它予以干涉的地区采取有力的行动。于是，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西班牙由于它的统一和团结成为了欧洲的主宰力量。与此同时，德国和法国则因国内分歧尚处于一盘散沙状态，英国则因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对立还是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岛屿。总体而言，不管形势如何因时而变，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法国、德国和英国在国际上都处于对西班牙的防御状。
但法国首先从内部困难中解脱了出来。在某个方面，西欧国家比我们更幸运一点，因为奴隶制给我们遗留下了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这个问题就其分布而言仅是地区性的，但由于种族间的巨大差别愈演愈烈。尽管欧洲国家不是没有内部的地区间差异，但它们具备的同一性因素使它们已实现了国家统一。不过，法国国家权力实现集中的过程并无必要在此进行追溯。我们要说的只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及结束之后，法国和西班牙相似，形成并执行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并且取代了西班牙的地位。作为一个必然现象，该政策使法国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无处不在。而且，正如我们今天在文字中经常看到的，当时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与此相伴随的是西班牙帝国先前所享有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前现实的观察者，我们关心的不是在上述环境中作为法国的行为特征的霸权政策是否合理，而是它所引起的反应。作为一个凭其势力控制、影响着所有其他国家之内外关系的目中无人的强国，法国激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组成了一个广泛的联盟以阻遏法国霸权的进一步加强。该霸权如不受限制，可能造成整个欧洲匍匐于某个强国的脚下的局面。因此，欧洲社会的成员是在为争取一种均衡而努力，这是针对着一个集权的、�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马汉[美国]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