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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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成就使政治家们将那些曾行之有效的手段奉若神明，该手段就是：国家之间协调行动，以抵御如西班牙和法国曾不断施加的压迫。国际政治的观察者们曾有这样一个印象，它和凭借常备军进行统治的克伦威尔给英国人民留下的印象极为相似。当时，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于一手，从而得以随心所欲。该情形在一个较小的程度上在国际关系中也有着反映，那就是某个国家通过集中力量变得十分强大，并使国际社会中其他有着各自的且经常冲突的意愿的国家对其唯命是从。对抗霸权的手段是抗衡，它以结盟为开始，用令人熟悉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建立“均势”。“均势”这个概念在这个词本身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而且在三个世纪中一直对政治家们的行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道：“不管如何定义均势，也不管在哪些强国之间有必要保持一种平衡以使弱者不至于为强者压垮，均势是将现代欧洲历史的情节串接起来的首要因素。它是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中最重要的观念。不管上演什么戏剧，均势永远是情节的钥匙。”在过去的时间之中，“均势”概念不断得以深化，从而令人认为均势将稳固地发挥其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的效能。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对均势的深入探讨相呼应，前者把国际仲裁也看成通过在国家间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以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人为安排只要考虑到了当代的人性，考虑到了人的优点、不足、情感和利益，并且和它们相协调，就不会毫无效果。这些话对均势和仲裁同样适用，用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原材料不会造出有着在这些材料身上未曾发现的特点的制成品。当在拿破仑垮台之后对欧洲事务进行重大安排时，人们认为，通过调节领土分布，在五大强国之间可能建立一种有效的均衡，而小国的领土完整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对这些局面的破坏将是每个国家都会反对的事情，就和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全面解决遭到破坏时的情形一样。优势在它一出现之时就会被遏制，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发展为一个将整个大陆笼罩在其阴影之下的巨人，就如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受到的对待一样。于是，均势就意味着在一致同意的场合可以进行国际干涉。
上述设计确信如果权力的平衡和安宁能得以实现，各国的处境和机会就会趋于平等。但是，不管一时的协调如何完美，各国会一直对它们表示满意么？如果不满意，又如何去期望这些国家不制造麻烦？上述安排基于的理由是，如果使各国在物质力量方面达成平衡，它们也就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个体间在精神或物质上的能力差别，范围再广泛的平衡也会很快导致不平衡，而后者又会带来社会和经济上的不满与对立。经人为调整而成的均势并不是1815年欧洲局势的全部内容，各个国家上述安排的成功正取决于它们间的平衡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和工业发展水平、不同的权利观念和不同的既得利益和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会很快加剧各国对现状的不满，这样它们就会各有盘算，从而处于争执之中。从1815年至今的欧洲历史就是对于由利益和情感所左右的人类本性导致的种种争斗及其结果的一份记录。
在路易十四的法国转入颓势之后，欧洲的控制权传到了英国手中。这在当时并不是能明显看出的，但十八世纪的历史进程日益证明了这点；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地位就一清二楚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的不同，当时人们也是这样看的，尽管他们也许对此并无严谨的分析。严格而言，当时英国并不具备霸权所需的权力。它从未有过象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曾经拥有的强大军事力量，以便它能够对欧洲大陆有效地采取进取态度。英国的主宰地位是在于它能作为政治中的第三方、作为一个平衡器，起到一个决定因素的作用，修正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岛国地位大大加强了它的防卫能力，使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工商业，免于战争的滋扰。如果一国领土易被入侵，显然会频遭战祸。另外，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由同一国王统治的联盟使英国摆脱了战争，而1707年的彻底的政治统一和单一议会的建立更巩固了这种局面。国内的统一是英国实行自强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英国的扩张和进取不是朝向欧洲，而是针对其外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方面英国独树一帜，这不是说它是首先进行扩张的国家或没有竞争对手，而是指尽管它对扩大殖民地有永不知足的欲望，但它所重视的不是从殖民地捞到多少财富，而是将英国自身的制度推及于它。在这方面，英国的殖民地和罗马的开拓地相似，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产业上都是母国的翻版。这虽然并不使英国免于对其殖民地推行自私自利的政策，但是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英国人的居住之地，在这些殖民地上可同样享受英国公民的成文或不成文的权利。从这其中就产生了一种值得称赞的基本氛围，它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促使英帝国之内所有讲英语的成员都把培养相互间合理、真诚的关系看成共同目标。
英国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与我们无关。当然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它是以前述的英国具有的优势为后盾。英国在地理及产业上的优势令其可以并且促使其获取殖民地市场，从而开发了大量商业和产业资源，在经济上支持了反对拿破仑皇帝的盟友。这场斗争结束了，而英国的产业和商业优势以及广大的殖民地依然故我。于是英国在紧接而来的欧洲竞赛中仍旧比其他强国领先一步，这个特点贯穿了整个不同寻常的十九世纪，最近才消失。尽管近些年来的巨大的政治变化以及与英国有关的战争的增多已使英国的优势大为逊色，但由与其相辅相成的科学进步所促进的产业发展依然是英国的特色所在。由于无论就物质财富而言，还是就由一贯的产业和商业传统所决定的国民才能而言，英国都居于优势，它就轻而易举地占得先机且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手。 欧洲国家间的差别在1815年不仅仅体现在上述方面。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消耗战给欧洲大陆国家的人口和产业都带来了灾难性影响。战争中的牺牲者主要都是作为生活中坚和新一代人的潜在养育者的男子。大量的英国公民也在战斗中丧生，不过英国陆军规模相对较小，作为其特殊军事手段的海上控制也没有引起多少大的海战。对法国而言，拿破仑的战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它从这些战争中走出时，它不仅遭受了巨大物质损失，而且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而法国的世界地位一直是与其人口数量相称的。法国的另外一个至今依旧的困扰是，庞大的行政系统、臃肿的官僚机构削弱了国家力量，它们不仅造成了不必要的负担，而且使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的希望成为泡影。和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对外影响大小的因素不在于其政府，而在于个人的才华。
当时的德意志仍和法国革命之前一样，是一个多国家的集合；这些国家相互独立但多数都是小国。两个德意志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存在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加剧了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基了传统或其他原因的两国间的对立阻碍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除非一国令另一国唯其马首是赡。然而就在滑铁卢之战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这事当时看来微不足道，日后却意义重大。随着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竞争的持续，传统上对于这两国的各自认同将德意志分为了两个集团，每个集团都以奥普这两个君主国家中的一个为凝聚力的来源。但就历史渊源和现有的威望而言，奥地利这个更古老的国家又为德意志之首邦。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为绝对君主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还使这种制度一时加强了。在这方面，俄国这个第五个大国更不用多说了，从沙皇的不受限制的权威中显现出的是毫不含糊的力量。不过，在俄国也和在德意志一样，专制主义是一个政治弱点，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求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塞进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僚阶层。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已看到了一些消极因素给俄国造成的结果，而这些因素加上问题丛生的国家体制更会使俄国本有的巨大力量在未来某个时期丧失殆尽。目前的趋势是俄国正被从欧洲的竞赛中抛离出来，而与亚洲国家为伍，而后者与俄国在政治体制上正有共通之处。
以上简要描述了1815年的局势，它那和我们今天的现实还息息相关的主要特点就是，英国在物质财富的创造上、在世界体系中都处于优势；而德意志种族处于分裂之中，从而在政治与产业发展方面滞后。用当前的德意志帝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伟大强国的称谓。法国则有意要使德意志四分五裂，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皆是如此。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作法，只是策略有所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正包含着决定了目前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的因素，而朝向均势的努力也可追溯至此。或许这种努力更准确地讲是争取取得对于敌国集团的压倒优势的斗争，它客观导致的结果就是不稳定的平衡。要想知道这种平稳如何地多变，只需认真考察一下自1908年夏天的土耳其革命以来的一系列事态发展。不是考察这些事情本身，而是考察各国间固有的相互交织的意图、需要和猜忌，它们常常在具体情形中暴露无遗。
在很长时期内，德意志在争取国富民强的竞赛中被抛在了后面，延续了多个世纪的分裂传统使它裹足不前。但在今天，人们发现德国正开始成为而且有可能最终成为一个令他国黯然失色的集权的强国。就国际影响而言，德国的兴起可与近代史上著名的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兴起相比拟。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相比又有所区别。后两者在其权力处于巅峰之时，主要的兴趣局限于欧洲范围之内，而欧洲政治的全部内容正围绕着这些兴趣而展开；它们在海外的经营状况也是由欧洲形势所决定。德国和英国之间也有不同。英国的权力完全以海洋为根据，而且它从未拥有过一支象今天的德奥同盟所拥有的强大无比的陆军。
如今的德国有着权力上的巨大优势，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有着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作用的坚定意愿。不过由于这个意愿所取决的环境尚未定型，它的具体特点与方向尚无人估测，即使对德国人自己来说也是如此；更谈不上去预言它的未来变化了。在写完这些文字之后，我见到了近期的一篇令人颇有启发的文章，就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该文说道：“光靠雄心壮志并不能造就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征服行动。世界上的帝国之所以能建立也不是仅仅因为有着对权力的渴望。事物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以致于象边界和商业上的通行权之类的相对不太重要的东西都会激起冲突；而征服者会因其取得的胜利自然而然地扩展他的国家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不是有意要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就德国在欧洲取得的进展而言，其与奥地利在1866年的战争看来是德国事先预料到的而且蓄意发动的。不过谈及德国与法国的战争，虽然它也在德国人的大致预料之中，但当时德法敌对状况的急转直下看来还是因为德国人精明地某种程度上也欠谨慎决定要抓住时机，而他们事先做好的思想准备也使其能迅捷地采取行动，使局势逆转。
在罗马帝国身上能相当地找到现代德国的原型。今天的德意志帝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即使不是罗马的继承人，也至少和其有着历史的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渐渐只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摆设，而且在十九世纪之初也最终消亡了；然而帝国的精神依然存在，并对今天强大的统一德意志国家的形式和名称的确定发挥着影响。德意志的将个人从属于国家的民族性格也象历史因素一样促进了德国的统一。和主要体现在英国人和美国人身上的更现代的自由和个人权利观念相比，这种性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许可以认为前者是更先进的观念，代表着更高的发展阶段，能最有效地推动政治进步；但同时也必须承认集体行动也有着相当的实际优点，它使个人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以促进公共的利益。顺便提一句，和德国不处于同一地区、但在自强与扩张方面有着同样迫切需要的日本帝国之所以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从历史上继承了同样的个人应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性格也同样存在于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并使它在一段时间内居于这些城邦间的主宰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观念和那些更充分地承认个人权利的思想相比显得陈旧和落后，但如果仅仅把它看成一种能给经济活动和对外关系注入力量的因素，它又有其优越之处。
所有学历史的学生都熟知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这两个对立的概念。它们无疑共存于任何一地，因此也就需要相互调和。但是在一方比另一方更受重视的情况下，这种调和的性质只会导致一种对某个社会有着根本性影响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有着对立的观念的国家之间造成了军队般的整齐划一和大众们的各行其事在工业、农业或商业方面之间的鲜明对比。同样的道理也表现在许多小商业公司和一个庞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上。不管最终的情景会是如何，个人第一还是集体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中性力量在一个时期内还会存在下去，因此或许也会造成众多不必要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存在而已，还会起主导作用，因为不管世界已有多大的进步，它也尚未发展到人或国家自觉自愿地将其利益从属于对于他方利益的合理顾及的阶段。用不着因此陷于悲天悯人之中；也不应否认在“公众舆论”的名义下道义力量正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而这无疑会使我们的思维比以前更开阔。当然，古老的弱肉强食法则仍存在于人类本性之中，有权力的国家才能在工商业竞争中、在战争中生存，道义力量不足以决定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可倚助。政府就是一个公司，而公司是没有灵魂的；政府也是受委托者，而不是什么主体，这样它就必须把它的委托人，也就是它的人民的合理利益放在首位。
德国政府现在怀有什么具体意图并不重要，当今天世界需要密切关注的事实就是强大的德意志帝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马汉[美国]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