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2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儿。历史上，好端端的机会因领袖才能的缺乏而付之东流的例子屡见不鲜，如今的日本却是两者兼而得之。　　
　　尽管东方的变革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但毫无疑问如今某种认识正日益有力地促使拥有人类一大半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种种表现尚欠明确，以至于人们易于夸大或者低估它的意义。就目前看来，这种认识更多是源于对西方的控制或干涉的不安，而不是源于自觉的、冷静的进行内部更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能让一个国家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这种多少有欠积极的情形在日本身上显现得并不突出。不满本身不是建设性的力量，在中国或印度也看不到有什么个人或阶层明显能担负起艰巨的领导任务。固然日本之外的东方国家深为日本取得的成就所影响，但仍有疑问的是，这些国家是否愿意完全沿着日本式的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是否会觉得这种道路比西方式的道路更能投其所好。朝鲜人就明显认为日本人的东西令人难以忍受，东印度人对英国也持这种态度；我们的一些持反帝立场的朋友告诉我们，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无什么好感。　　
　　在印度和菲律宾，思想向现实的转换通常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发挥效用的西方统治力量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远非一致的各个当地人集团。这些集团之间的矛盾缓解了对于西方统治的不满；另外，当地人对于外来统治带来的物质进步以及这种统治一旦消失所导致的可能后果也有着充分的认识。这样，大众对于外来统治就采取了一种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未必喜欢但看来也无太大害处的东西。对西方统治的不满以及对独立的追求主要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中间，他们对西方的制度、方法有着较好的了解，但对历史缺乏洞察，因而也就无法体味到西方人民为探求和运用这些方法所付出的多个世纪的辛劳。就眼前而言，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除非这种变化为宗主国所赞允。不过，英国和美国目前也确实正向当地人作出一些让步。　　
　　中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为日本对于一个西方国家的胜利所震憾。对于西方的物质优势，中国也有着长期的认识，不过这常常是在经受了严酷的实际体验之后。在日俄两国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看来似乎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投向了日本这个和中国近在咫尺且又有着亲缘关系的国家。如果在学习和运用西方成果方面，中国人也能具备日本人所显示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或许能更容易、更自然地习得西方传授的本领。中日之间距离很近、旅行费用不高也具有意义，中国人因此曾大批前往日本留学，不过目前这股浪潮已大为衰退。实际上，无论中日两国在抵御西方的控制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过于靠近和国民性格的极大差异将使这两个国家难以进行政治合作，更不用说结成联盟了。地理上的邻近是一个公认的国际摩擦的根源。满洲就不仅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连接点，更是三方的利益交错、碰撞之地。有理由相信，即使这三个国家之间能保持和平状态，它们相互间的政治对立和防范心理仍会继续存在。在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满洲对于远东将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比利时对于西欧所具有的重要性。　　
　　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这部分地是由于它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只有通过有效地发挥这些潜质，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也未尝不是一种保护。尽管中国的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政府也依然保有统治权威。对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以及旨在使势力范围得以建立或承认的尝试并不存在。中国人在种族上也是同一的，虽然他们相互间有着地区界限，各自操着他人未必能懂的方言其实这些也是幅员的广大和交通联络的不发达必然导致的状况。另外，对中国人有着最好了解的人都会在某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身上发现一种坚定的气质，这种气质对于取得成就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这种坚定在过去更多地表现为保守意义上的呆板，表现为对于本国任何事物无法克服的偏爱；这种偏爱只能导致成为进步的最大敌人的夜郎自大之感。可是近来外部之光已渗入了中国，以与其他文化相比较为手段的自我认知过程已经开始并正结出果实。与此相联系，一个甚有意义且令人颇感兴趣的事件就是，在没有外国经济援助的情况下，中国人正自行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一百二十二英里的铁路。所有的工程师都是中国人，为首者詹天佑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中国还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另外增建一百五十英里的铁路。当然，拒绝外来投资会妨碍筑路速度，延长完工期，但上述事实表明中国决心从对过去的陶醉中摆脱出来而放眼未来，以求积累自身的力量，将理想和希望转化为实际的发展成就。正是因为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换阶段，推行“门户开放”才对它颇具意义。另外，如密切关注中国的人士告诉我们的，在中国正产生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不管在目前它还是如何粗泛，但的确是日显生机。国家意识的生成对中国实现国家的团结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只有中国人上下一心，中国才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的位置，才能摆脱长期束缚自己的纯粹的且常常毫无意义的防御性姿态。　　
　　无论东方各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过多长的时间、要显示出怎样的特点，它们必然会象欧洲和北美各国那样经历一个过程，它们也必须将自己从没有多少内部凝聚力的集团转变为民族国家。不过，幅员和人口使印度和中国不可能象日本那样很快地渡过这个阶段，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遗产更不会让它们象在1783年至1789年间成功地完成了立宪过程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那样轻松自如地实现政治变革。但在另一方面，从西方引入的交通联络手段西方统治已给印度带来了许多这类东西也有助于使强化国家权力的潮流以即使在处于类似时期的中世纪欧洲也不可能见到的速度和确定性向前发展。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身整合的同时，它们与欧洲与美国的政治关系还会得以延续与发展，就如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维系着与我们今天所称的近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其前锋曾分别抵至维也纳和马耳他就是这种联系的为人熟知的具体表现。当时，欧洲是一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组成的基督教世界，正处盛时的统一的伊斯兰世界自然能轻易地将剑锋刺向欧洲的心脏；而待到国家权力的集中过程在欧洲结束之时，这种危险也随之消失了。不过土耳其帝国仍然继续为一些基督教国家所交结，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的长期斗争中起到了配平作用。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外一侧对奥地利后翼的袭扰使后者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从那以后直至现在，土耳其帝国的局势又成为了欧洲注意的一个焦点，各强国以利凡特为中心的利益冲突使土耳其日益成为了一个危险的根源。在半个世纪之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联合起来并和土耳其结成同盟，以反对另一个和它们在土耳其有着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就在两年前，利益的分歧还产生了同样的战争危险。　　
　　对美国来说，上述事情过于遥远以至了感觉不到它们对自己的影响。可是，只要这些事情影响到了欧洲的平衡，它们就必然会通过将其影响波及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而和美国发生关系。在这些地区，美国和维系着欧洲平衡的各个强国有着密切的接触。某个事件只要削弱了一个美国可以指望其与己保持一致的国家，且对不太可能和美国站在一起的国家有利，美国对其就绝不能漠然视之。在最近十年中，东方的事态发展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均势。据说看来也是有道理的德国已认识到了自俄国败于日本以来，欧洲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俄国的失败缓解了德国在某个方向上所受的压力，以至于它对于法俄同盟已无任何严肃的不安；再加上奥匈帝国对德国的忠心耿耿，德国更显轻松自如。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陆上负担的减轻会使德国将更多的金钱投入到海军方面。这显然会削弱英国海军的相对强大，或迫使英国也大幅度地增加海军开支，而军费的上升就其本身而言对一个国家并非好事。　　
　　英国通过和日本结盟来抑制俄国看来或许是一个政策上的失误。当然，俄国深深地卷入远东事务对英国有所好处，因为这会分散俄国的力量，使其无力针对着君士坦丁堡、苏伊士、波斯湾及印度采取行动。不过，若俄国能象十六和十七世纪的土耳其人对于当时的德意志地区所做的那样，向当今的德意志帝国施以某种压力，这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可是，由于在满洲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及其后果，俄国也许在一代人的时间内都不能起到这种作用了。因此，英国政府的行动促成了日俄战争的爆发，而这场战争却使欧洲自身的力量平衡出现了不利于英国的实质性变化。对此英国人目前不得不尽力弥补。　　
　　当然，我们现在所讲的与其说是对现实的陈述，不如说是一种估测。不过在日本于日俄战争的结束之际处于财力枯竭边缘的情况下，倒的确是英日同盟成为了决定性的因素，它所基于的就是英国海军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世界政治中一直发挥的作用。如果日俄战争的结果是另一番情景：交战双方更接近于势均力敌，在财力上都更为举步维艰，而俄国的威望又少受一些损害，战争对于围绕着“门户开放”的外交争论的影响就会大有不同。门户开放在另一种意义上体现了均势精神，它和均势都旨在增进和平，只是后者寓示着独立权利的平等，而它意味着机会的平等。另外，和均势一样，门户开放的保持也取决于各国实力的平衡。这里的各国具体而言是指对于中国的发展及在华商业机会颇感兴趣的那些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针对的就是中国。　　
　　我尚不知晓“门户开放”这个词的来源，不过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在倡导门户开放原则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突出的作用。前文曾引用德国人德尔布吕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阐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于门户开放的态度，并坚决要求“使德国的影响、德国的资本、德国的商业、德国的工程业和德国的聪明才智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其他国家进行竞争”。自然人们都希望这个合理的目标会和平地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希望也可能成为现实，只要人们从一开始就能清楚地认识到，万一迫不得已，只有诉诸强权以维护上述权利了。如果大家都能正确地理解这点，也就不太可能出现无视他国意愿的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争吵了。　　
　　但是，还应一直牢记在心的是，各国一般而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它们的看法或认识通常也各不相同。对此可拿铁路作例子。修建铁路是进行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一种普遍形式，而且还可以随着铁路线的延伸稳固地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样，就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精神来合理分配铁路建设方面的机会。可在最近的一项建路安排中，美国似乎被冷落在了一边，失去了获得德国首相所说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利。对此美国政府已严正申明了自己立场。在下一代的时间内，中国将建造大量的铁路，而中华帝国的完整对于门户开放更是至关重要。如果某一外国通过租借协议对一块中国的土地进行占领或管理这迄今已屡见不鲜，这块土地就有着有朝一日被兼并的危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一年前就遭遇了这种命运，今天的朝鲜看来也在劫难逃。另外，上述为他国变相拥有的土地上的商业也可能为他国海关所控制，这样门户开放也就成了无稽之谈了。　　
　　这类性质的问题直接关系着门户开放的成败。为了处理它们，美国政府一直努力争取和其他国家达成谅解。如果要美国单枪匹马地维护门户开放，它就需要建立一个保护国，而这是和蕴含于门户开放政策中的平等精神根本相背的。关于门户开放的种种问题典型地体现在了中国的满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局势一直处于不确定之中，因而也不时地为人们所讨论。日本与俄国在满洲的势力令人不禁提出疑问，这两个国家的行为是否能照顾到中国自身以及其他关注着在华机会的平等的国家的正当权利。可是也用不着否认，即使各国就门户开放原则达成一致，在依照该原则行事之时它们相互之间也免不了竞争。而贸易竞争自然会驱使人们利用任何机会来赢得上风。如今，几乎整个世界都在更多地通过使用以既有控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而非技能和实力的竞争来获取商业优势。这样的情形在工业、金融和贸易领域随处可见，连美国的托拉斯组织也显露了类似的倾向。　　
　　美国必须就保护主义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必须认识到后者能否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主张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能否得以建立与保持等等，均取决于它的国家实力。欧洲有关国家相对力量的变化和美国也不无关系，任何这方面的变动都影响到美国的利益，而且肯定会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及中国的利益。当前，俄国处于虚弱状态，德国正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英国海军因其政府为入不敷出所累也今不如昔，对此美国绝不能视若无睹。其他国家的相对力量对美国一直有着大多数美国人都未充分认识到的重要性。在1823年，如果当时的英国海军不如大陆国家的海军强大以至于不能阻止后者向南美洲运送联军以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对美国来说事态就非常严重了。在1814年也是欧洲的局势使英国不加思索地放弃了因1812年的对美战争而对美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另外，美国之所以能取得独立也是因为当时英国海军的实力相对于结成同盟的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有所下降。至少华盛顿是这样认为的，而他当时根据自己的认识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此，如果在1861年至1863年间英法两国能达成共识，美国北方能否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也将是很成问题的事。　　
　　均势一直是欧洲国际政治的关键所在，它的变化看来的确不是不可能削弱欧洲对远东政治的影响，除非当前争夺海军优势的斗争遭到抑制或大局已定。实施如英国眼下将其海军集中于本土水域这样的集结行动需要将分遣舰队从远方地区撤回，这就原则和实际而言绝对正确，但也自然意味着多少要暂时地失去对撤出地区的控制。不过，只要德国和英国还象今天这样势不两立，英国在北海进行集结从军事上讲还是合理和必要的。当然，如英国出于必要还想在其他地区集结力量，这就不可能办到了，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舰只以建立大的分谴舰队。　　
　　欧洲的力量组合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形势，并使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