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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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威夷看作外围据点，并日益明显地认识到对美国的危险影响可能在那儿形成。为此美国必须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即使不采取斩钉截铁的行动，也至少要采取一项清晰的政策。　　
　　和西班牙的战争正是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发生的，其结果也特别地表明，一旦落在了完全适合于己的精神土壤之上，思想的种子会如何迅即地应运而发。在今天，美国建国者其后的几代人未加耕耘的领域正为思考与讨论、声音与文字、政治纲领与报刊评论所开垦。历史习性使美国人对建立超越自己大陆的疆界的国家权力的观点，以及为其证明的理由并不陌生。尽管如建立在亚洲的霸权之类的新奇设想令美国人一时有点不知所措，但长远计划一直是准备地成为现实。这和短期考虑、由于形势所迫而当即行动的作法并无特别的冲突之处，正如对菲律宾的吞并所显示的，这个吞并是美国扩张努力中最远的跳跃。　　
　　就眼前而言，我们必须使我们的行为符合新的形势，并在新的形势之下安排我们的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就要去做的事来说千真万确，而对于关注于未来的思想来说则未必同样如此。在分析了现实之后，下一步的努力不应仅仅关注于现存的条件，更应着眼于蕴含于其中的趋势它是胚芽中的历史，其中的事项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密切相关。最近年代的事件已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并使对于它们的研究有必要为针对遥远未来的长远考虑提供思考方向。尽管这种考虑经推敲仍有许多不确定的东西，而且时刻都可能产生不一致之处，但只要国家的航程需要富有远见的、持续的指导，它又是至关重要的。进行这个研究需要具备灵活又坚韧的信念，因为除了门罗主义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美国人的长期习惯是对对外政策方面的话题不甚关心。这既是我们独特的孤立环境的产物，也是我们刻意追求的结果。这种意愿是从以前的历史中继承下来的，孤立于世界事务之外在当时比在今天有着更充足的理由；另外，这种意愿也和华盛顿的著名的但被人误解了的反对美国卷入同盟的警告密切相关。面对变化着的世界环境，我们无法摆脱它对我们的影响，不能不体察到自觉行动的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并理解广泛的对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着我们常识的增加以及思维兴趣的满足，和我们本身也有着极大的直接关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子孙。　　
　　有了长远观点，面对国际政治中意想不到的局面，才能迅即作出决定，因为意识已被汇入了历史的一般进程中。对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事先的考虑，就可以有备而行。充分的准备指对现实的和未来的状况有着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围绕古巴与西班牙发生的战争使我们获得了世界强国的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责任和机会。有什么比这些更让人感到突然和出乎意料，而且更好地说明了眼前考虑如何引导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很明显，对现时的各种可能与趋势多加思考并做好心理准备对于在上述情况下迅速决策绝非无足轻重。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将美国从远离欧洲国家间斗争的传统态度中解脱出来，并且给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因素。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同时发生的几件事情中的一个，它们共同促使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东亚，并认识到环境的巨大变化要求改变思想以及国家的政策喜好。没有什么比下述广为人知的事实更能让人感到处理眼前问题的重要：日本在近四个月前还向我国政府表明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满意于我们对菲律宾的占有。　　
　　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东方的局势变化也来源于先前的某些铺垫性的事件，不过它们在其发生之时并不引入注目，因而也就未被给予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作为形势变化的标志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年代之内，这样也就颇具突然性，从而自然地令人不能对它们有精确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客观存在着，这包括那些对老牌国家来说深具国际影响的事情，而以前我们是尽力要使自己与那些国家离得远些的。随着事情的推移，我们拥有了菲律宾，这是一项我们不能很好避免的行动，何况它还带来了新的机会。然而，机会从来都是不能和责任相脱离的，因为不管利用还是不利用机会，我们都必须作出决定，而思维上的错误或明智使它不能摆脱道义上的评判。　　
　　此时还可考察一下对菲律宾的占有，对其他机会的运用所招致的如下指责：我们放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论调是从偏见中寻求力量的。“门罗主义”这个名词即使有某些贬义的意思，在它现有的内容之外，并不具有更多的含义；这样，如果它的含义是固定的话，我们只能在拒绝考虑新的形势的前提下才能充分遵奉它。门罗主义要求我们执行的政策经全面总结就是：执意抵制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的扩张。作为对上述要求的一个平衡，我们采取了不用言词，更不用行动来干涉纯属欧洲性质的问题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根本不是建立在国际法之上，而完全基于我们所认识到的自身利益。　　
　　上述两个互为弥补的姿态不具备任何如契约或先例那样的法律地位与约束力量。所以，我们随时可以放弃其中任何一个，而不会引起什么行为非法的指责。如果我们把奉行它们看成纯粹的政策问题，并因对它们的广泛接受而视其明智之举，又有什么论证过程能让人确信这两个准则能永远禁止我们确认我们在亚洲的权利？我想，门罗主义就其一开始而言只不过是认同了如下并不令人陌生的政治信条：地理上的邻近是国家间麻烦的一个源泉。由于受惠于位置上的偏于一隅，我们希望避免上述情形的出现；这个想法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决心和欧洲内部事务脱离干系。总之，我们利用了有利的环境给予我们的机会，持守着一份清静。但是，在地理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内，国家的利益会相互交遇、掺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也未妨碍我们按我们的职责或利益所要求的去做。我知道，我们从未希望通过占据欧洲人的土地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为打乱局势既无好处，也无道理，而局势的稳定正取决了种族和国家的历史在几个世纪中的平安延续；但我们对于在西半球扩张领土并无什么关于合理与否或好坏与否的顾虑，我们对西半球的调整也并未最终实现。如今，在亚洲，我们正遭遇着和我们的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采取情势要求我们采取的行动，就如我们在和欧洲列强的任何国际分歧中所做的那样。如果形势的恶化导致了权力的真空，从保全现有体制或抵御在更强有力国家的推动下的世界变化所必定带来的对体制的侵蚀出发。美国将对某些领土实施占领和控制。不过，美国根本不想承担别的任务，这是和它的传统与现行政策相悖逆的。但上述情形也应被想到是可能发生的，因为不管如何可悲，生命一旦消亡，尸体除了用于解剖或当作食物外别无他用；秃鹰要聚集在死尸身上是条自然法则。怨天尤人毫无意义。世界的向前运动应被看成是实际存在，人们只能尽力引导它以为我所用，而不能一味地反对，更不应为已经无可挽回地逝去的事物而徒劳地悲泣。　　
　　在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但是，在经历了几代人之后，它更多地成为了一个传统、一种保守的东西，虽然好坏各有。传统倾向于赋予既定的政策永恒的特质，而事物是否永恒完全由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所决定。一个思想所基于的原则可能是符合必然的，从而也就是永恒的，是真理；但是对它的运用是千差万别的，信条、规范、主义都不是活生生的原则本身，而只是它们的表现。它们不能摆脱尘世变化的影响，在某种形势下的暂时应用也必然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将这些被尊崇的信条神化，也不应认为对它们的修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行。　　
　　不管如何信守一种主张，仍有可能调整对其实际影响的看法。以美国对欧洲复杂事务的疏离为例，就是在今天，无论如何不可能找到让我们干涉在欧洲发生的一场争端的理由；不过更可能的是，对于欧洲力量平衡上的巨大变化，我们不能再投以漠不关心的眼光。或者象过去那样仅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世界的变化业已将我们带入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欧洲国家的没落可能会迅即、直接地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或避免灾难本身，或减缓其后果。从这些可以自然地体味到，鉴于不同国家的力量和地位，关注它们固有的权力与我们自身间的关系、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这受国民性格及政府对于国民的精神控制的密切影响，是完全必要的。所以，美国只是与其他国家具有共同的命运而已，因为所有国家间的相互影响比以前更为紧密，而且，尤其在亚洲，外部环境将所有国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个共同点上。关于这一点，还没有什么肯定的东西可说，针对未来的可能性依然纷繁复杂。　　
　　来自各个部分的，不仅代表着各民族，而且代表着象种族这样较大集团利益的各股影响力汇集在一起，就产生了关于亚洲未来的一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可以首先依照诸如位置、幅员、自然特点等因素来广泛地探讨一下地理上的一些要点。随后再涉及政治状况，以及来源于上述两者的可能情景。为实现这些设想，也需要注意将亚洲大陆包围于其中的环境，这包括其他亚洲或欧洲国家的地缘状况、相对力量包括政治、经济、陆军及海军力量和亚洲大陆进行联系的便捷程度来往交通、联络线路的长度、质量与设施，以及各国在亚洲占据的要点政治或军事影响从这儿产生。亚洲的问题是一个世界问题，它出现之时，世界正处于这样的时代：由于交通的迅捷，借助于电讯联络，各国的变动及其中的走势正空前地引起广泛注意。但敏感并不等同于理解，就如症状和诊断并非一回事。研究是必要之举，而且一开始就可以察觉到包含地理因素的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多有共同之处。在这两者之中可以找到一个利益中心所在，也就是有关各国的地缘状况，它是各国力量与行动的基础，甚至当它们处于和平状态时也是如此。向利益中心投射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不能自由转移的力量就不是有效的力量。实际上，正是运输质量与设施使海上强国有着不尽一致的表现与效率。　　
　　如果从长与宽两个方面观察亚洲大陆，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几乎完全处在赤道北部，而且主体处于北回归线与北极圈之间，也就是所谓的温带地区。不过要是由此推断亚洲的气候，就会弄出错误，因为自然状况会引起一些变化。北部和南部的大平原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分别是特别的寒冷与特别的炎热。主要由于大陆幅员的辽阔，海洋不能发挥对气候的广泛调节作用。区域广大对温度的影响最明显地体现在季风上，这是随季节而改变的周期性的风，就象陆地和海上的微风随昼夜的改变而变一样。不过季风在其持续期间是如恒定的信风那样稳定的，季风现象主要存在于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的时而变热与时而变冷造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是东北风，夏天是西南风。　　
　　就大致轮廓而言，亚洲大陆沿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五千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的延伸所致。大致说来，在这两条平等线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以及政治分立其动荡未定的特点使今天的亚洲问题令人为难且十分紧迫。在上述带状地区内有着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众多高山是这两个国家的特点，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以及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和这条位于大河下游的、最重要的上千英里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阿勒坡、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这里，没有哪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稳定是依赖于其自身力量，或是其雄心勃勃的邻邦的不干涉。喜马拉雅山链只是向南稍许偏出前述区域之外。尽管日本是在大陆之外，人们也可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它的领土的大部分及权力中心也在上述地带之内，而且由北向南跨越它。　　
　　大致说来，这是个争执不断的地区。其南面和北面一般而言政治状况相对固定，尽管并非绝对不变。而南北两边的边界则遭受着外部的冲击，动荡与妒嫉、入侵与防御屡见不鲜，虽然这些目前说来还多是政治性的而非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论其形式，在本质上都是相互冲突的动机的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东西延伸，而亚洲的运动是南北向的。我们要研究的正是这个运动的特性及其前景。鉴于利害关系的巨大以及形势的相对平静，可以相信它要持续进行下去，直至某种调整实现为止。这种调整或是符合每个人的心愿，或是完全由处于最高位置的竞争参与者所决定。就实际而非理论而言，平衡既可在力量极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可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是另一个看似矛盾实际正常的道理。　　
　　简要地查看一下地图，可以断定沿着上述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地区的政治局势是动荡不安的。这条线沿南北向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所有常读新闻的人都不会感到陌生。单单听见突厥斯坦、基发、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就能意识到上述事实，满洲和旅顺港这些名称同样有这般功用。在亚洲的西半部及远东都可看到上述摆动，探求历史会更充分地明白这点。事实上，不可能依照着精确预测把亚洲沿南北向分割开来。把东西方分开考察，将一个地区的环境与事件与另一地区的割裂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应该探究它们相互间以及各自与整体之间的关系。　　
　　暂且把对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的认识看成分析过程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再考察这条线上力量的特点与分布是颇为有益的。这些力量沿南北两个方向的投射是业已开始并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中的首要因素。朝地图瞥一眼，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这么一个再显眼不过的事实：庞大的、浑然一体的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的顶部毫不间断地向东延伸并横亘日本的上端。在这样大的距离之内，没有任何政治障碍能阻止俄国集中它可调用的力量。在俄国境内，只有距离本身以及自然环境带来的阻碍可以限制力量运动的自由与充分程度。因此俄国拥有处于中心位置这个权力因素，另外俄国领土还象楔子一样伸进了中亚，而且在一翼受到了高加索山脉及俄国控制下的内陆里海的保护，另一翼则因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至中国西部边境的山峦而得以加强，至今俄国还没有碰到什么来自中亚东翼的可怕的危险。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