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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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否会象在印度和埃及那样为一些突发事件所根本扭转仍需拭目以待。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不应认为它们将永远处于上述过程之外。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情况已清楚地表明这个过程必定会开始并产生相关的后果，虽然尚不能预测它开始的时间及其具体内容。　　
　　无论这类过程会导致什么具体结果。普遍的情形已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客观现实。为此，应该对现状进行研究以使未来比过去更多些确定性。这个研究起始并基于两个业已说明的基本情况：第一，当前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将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不过认识到有这两个主要竞争者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了这种情况，即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不过，关于第二种基本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由于与俄国有着正式联盟关系，就其根本利益来说是海上强国的法国在东方成为了俄国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还是天然的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倾向，这是一个合理且长期存在的情况。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而这绝非一时的情形，因为某些局面看来会长期存在。　　
　　这儿就讨论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几国和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几国中，英、日、美三个国家绝对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于海军方面。德国不太一样，不过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使它也希望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和他国一样，德国也必然要反对独占性控制这种情景令它无法想象。德国的这种立场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体现在了德国的扩充海军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预计，一旦形势需要，四个国家可以在中国采取同样的一种以海军为后盾的行动。这些国家可用手中掌握的基地来支持这种行动，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使这些基地防范陆上进攻。不过德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比较易受攻击。日本则因其岛国地位而比较安全，香港也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所在。占据着菲律宾的美国也有着同样安全的基地。　　
　　上述情况保证了海洋得以处于海军控制之下。在基地、舰只、防御和进攻力量、基层官兵和上层决策者诸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还可受到陆军的支援。在俄国的一翼有着日本陆军，而在五千英里以外的另一端，有着德国军队。德军对于亚洲问题的意义正说明了美国为什么对德国的长盛不衰十分在意。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端之间还缺少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都接近俄国的东翼；和它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了这些，长江还为海上强国提供了进入内陆的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离海二百三十英里的南京，而颇有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四百英里的汉口。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至离入海口一千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就是政治形势，对其正确理解有助于和平。尽管存在着上述优势，但有理由相信不能将它们用于政治侵略，不管它们在战时能如何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当然可以用它们来阻遏凭借武力谋取商业垄断的尝试。但是，对海上强国来说，也有一个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的位置。由于自身力量的特点，海上强国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发展中国，只能激励而不能取代现存的统治权威。因此，它们希望中国政府的所在地能迁往长江流域，且就在长江沿岸，从而使后者成为中国发展的中枢地带。除非这在北京政府屈服于强大压力的情况下得以实现，否则很可能在长江流域就会逐渐产生一个和北京对立的政权。中国中央政府的虚弱会促进这种革命，而它只不过是业已显露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外发展而已。中国人民及其领土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或许有益于爱国主义的生成法国革命之前的德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集为比现有的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　　
　　根据我们的阐述，显而易见的是，四个提及的海上国家凭借着它们在东亚的地理存在，能够有效地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包括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以及地中海畔的利凡特盆地的西翼，情况尚欠清晰。这里离俄国的力量中心更近，法国的海上力量也更容易为俄国的黑海舰队提供协助，这都有利于俄国建立主宰地位，而这个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也一直是法国的主要目标。对此，作为一种抵销，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合作行为。意大利人民以其出众的政治智慧，不会不认识到，它靠近马尔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其强大的海军，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之最重要因而也欠稳固的一个环节。至于日本或美国，它们在地中海地区没有关键的利益，也无优越地位，因而也无理由把本应用于更紧迫任务的力量花费在该地区。而且，美国人民肯定也反对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何况他们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除非后者推行一项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并熟悉这样的事实，即美国已经不可改变地介入了世界事务，它发表了门罗主义，接下来占领了一些岛屿主要是菲律宾，在中国又具备了关键利益，因而美国人绝不能摆脱如利凡特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于他们自身的关联性。这些地区紧密关系到美国的利益，至少现在是如此，因为美国要控制从大西洋海岸通往美国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它经过红海，何况这条路线对英国和德国更具意义，而这两国对中国的政策相同从而有助于美国。所以，在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研究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德与它们及美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由于这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因而也不是十分重要。鉴于这条通道在战时易遭危险，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它对有关国家的价值就更小。再考虑到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两千英里，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南北岸的强大存在，就不会对在英国颇有代表性的主张，即放弃上述危险航线，认为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的想法感到突然了。不过，假如有关国家能继续加强并扩大它们的政治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这条航线所受的威胁就会减少至一种有利的得以建立某种平衡的程度。这时，相对于更安全、但也更漫长的绕过好望角的航线，上述航线至少能作为一条用于军事目的的临时航线而被使用。　　
　　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首先取决于海军力量，但显而易见的是，海军需要获得东地中海地区这是上述航线的战略中心地带的土地作为基地，还需要一种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有助于通过利益联系赢得广泛民众支持的政治局势。这种局势业已在英属埃及存在，如同在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有关国家带来了优势，也促使它进一步努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努力保证它即使在战时也依然畅通，而促进埃及稳定的努力也必然有利于运河。需要提防处心积虑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暂时关闭，但如果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了严格军事管制，这种厄运就不会临头。另外，即使运河受堵，依然可找到相当短的通道以及时完成军事任务，只要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就行了。　　
　　在战时，埃及归属现状的维持及通往东方的最短线路的安全都最终取决于今天称为土耳其亚洲部分那一地区的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波斯地区的长期政治倾向。如果我们能想象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现在，就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也不能比这样的一个国家能对更多的问题产生影响。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也会变得不安全，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的战略重要性在各个时代都是众所周知的。这样一个想象中的国家毗邻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特，对这一地区直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有有力的影响。这个国家现在并不存在，但这样一个政治实体能否健康地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亚洲问题，就和关于中国的问题一样。不过，中国主要是一个产出地区，而前者尽管并不贫瘠，更重要的角色还是在对交通的影响方面。因此，就对于全世界的利益重要程度而言，它远胜于中国。　　
　　在上述地区，为了促成适宜于持续发展的政治环境，取代现存不合理统治的发展过程必须始于外部。因为情况充分表明，在当前统治下，不存在国家内部的进步动力。无论发生什么，现有的居民将继续存在，但政府的命运则取决于其适应强大外来压力的能力。在中国的进步过程中，即使军事组织与经济管理是以外国俄国或西方的知识成果为据，一定时间内，在中国驻扎的舰队仍将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最专业化的军种，因此中国海军不可能早早地成熟并独立运转。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和中国的海军及陆军组织完全由中国人组成时的情形是一样的。如果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产生了积极作用，它们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能依照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很清楚，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地区，旨在实现全面的文明化的发展只能由业已生活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来进行。对此不应有任何非议。不过，多少尚能肯定的是，目前这些地区，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现存的政府而言，还不具备实施必要变革的能力。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变革要在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种族或组织的指导下进行？其答案取决于外部力量之间和平的或其他形式的竞争。这场交锋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抑制的，因为各国的政治行为是相互对立的，而该行为正是起关键作用的不同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与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尚不能进行预测并不就意味着无需对形势认真分析。十分相反，决定结果的不仅有那些未知的东西，也有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通过仔细考虑问题的重要性与性质、并确定所期望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更为重要。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做不到这点，它们就不堪一击就看能否准确地认识有关问题并形成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特地区，不存在象中国的长江那样的一条水道以使内地与海洋相通，虽然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借助陆上交通，尤其是铁路。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的情况下，文明就以铁路为中心扩散其影响。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就将主要由私人企业实施，而且优先建造的将自然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线，尤其是在那些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不管一条铁路走向如何这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考虑，它必须迅速发挥政治和战略作用。这就必然会激起出于军事与商业原因的对筑路特许权的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对它们利益的共同性有所认识，就应认真防止它们之间的上述竞争演变为敌对。如果真地这样做了，就清楚地表明长远的总体观点对眼前的具体行动产生了良好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日常好处会触动邻近的国家，这样，后者也会逐渐加强铁路建设，使大量领土资源得到开发。如一个占优势的海上强国拥有这些资源，它就会有更大的控制力。勿庸赘言，在所谈及的地区，均有着丰富、优良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了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在地中海西部，就地理而不是海上力量而言，法国握有控制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随地理与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又有所变化。这一地区的当地国家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将来会不会有则要看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政治前景了。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就地中海这一个面积不大的海域而言，一支部署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控制整个海域并且毫不费力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这支舰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不必驻扎在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