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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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对这支舰队并不过分重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或许开往直布罗陀或苏伊士并从那获取补充，但不必驻扎在当地以保卫它们。只要在利凡特、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至西的地中海地区。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上述供应至少也可来自于两个方向：红海和地中海，有哪一支舰队能同时切断它们呢？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有经过好望角的航线可用，如果嫌这条航线过长，那就更没有理由过早放弃苏伊士航线了。难道一些临时的原因或灾难只会使英国舰队暂时处于劣势？有什么能比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更加保险？一旦英国海军处于了长期劣势之中，不管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也就瓦解了。　　
　　总而言之，根据严格的军事分析，看来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却青睐好望角航线的观点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战略考虑。它和这种认识有关，那就是，引用拿破仑的讥讽之语，“可以毫不冒险地进行战争”。对一个业已握有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正确的方针看来就是牢牢抓住埃及，巩固对其统治，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必需物资的供应基地，以预防可能的对英国的切断行为。在英国孤立的情形下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利益大体趋同的今天，更是如此。　　
　　不管根据国家的能力，针对现实应作出什么决定，上述讨论已有力地表明了针对潜在侵略的几个颇为重要的特点，在利凡特的战略中心有着决定一切的长期意义。很难不认为上述几个特点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它们作为整体，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名在它们身上，具体体现着众多的复杂事实。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是否可以谨慎地认为，经过好望角的环形航线可被放弃？或者问得更直率点，较短的航线是否是唯一一条对各国有用的航线？鉴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这样的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长期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维系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实所能提供的尽可能长远的观点来展望将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不是南北向的，而是东西向的，而东亚和西亚正给发展潮流以最大的推动。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过程与影响离不开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它们作为捷径所在推动了人力对自然障碍的克服，而苏伊士运河业已开凿成功。大致说来，这两条运河也标志着一种分界线，这条线以南地区的商业和政治活动一直比以北地区的要次要得多。另外，尽管两条运河都非常重要，但苏伊士运河更有意义，既因为没有近期内也不会有象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可供替代，也是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土耳其也处于衰落之中，而对美洲地峡来说则没有类似的情形。另外，围绕着苏伊士运河，有一股国家间的嫉妒心理，而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则多少防止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假如上面的分析正确，就会自然有这个问题：政治思维习惯能否受到上述情形的影响？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方向时的首要考虑所在；其他考虑并未被排斥在外，但只是第二位的，应严格服从于前者。这种情况左右了英国对南非的重要性的认识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对美国来说，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的价值在各方面都大有上升，必须认真注意任何哪怕稍稍地影响了它的政治变化。不过，在美国大陆从其南端可对地峡施加影响，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虽然如果出于国家荣誉的需要，美国可以继续执行门罗主义，但鉴于世界上的机会与注意力已显而易见地转移到了亚洲，不可否认，无论对美国还是其他国家来说，利益中心已极大地发生了偏转。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马上着手处理，那就需要考虑一下，请求对我们并无感情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有效行动的能力。国家政策以及军事活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没有看错的话，和在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相比，东西半球南端的情形只有次要意义。　　
　　到此，我们的讨论集中于亚洲之外的民族和国家以及人口众多的所谓中部争执地带。毫无疑问的似乎是，后者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仅仅是使有关国家变得更为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并不是事实。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尽管在某些方面就象一群没有牧羊人的羊，但它们并不是一群为他人所有的羊。通过个人体现出来的这些国家的国民性格可能是坚强、果敢的，不过，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最终丧失了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假如这些论断大体正确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点，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将依然止步不前，这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进步，其动力也必定来自外部。在后一种情况下，外来推动的源泉和特点以及所导致的变化，显然对世界有着重要意义。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同样十分重要的是，本质上并无不同的一个种族的成员现在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还是由于暂时的差异，分为了几个独立的国家乃至敌对的集团。由于答案远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很难平静地想象中国的四亿居民能被收纳在一个有效的现代政治体制之内，并共同生活于一块并不宽敞的国土之上。来自四面八方的对中国的影响将改变中华文明的特性，而这又将对世界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外来影响对一个国家的作用不是最终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变化上。　　
　　所以，未来发展方向对于亚洲国家至关重要。从此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与相对能力颇令人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一段长期的历史进程将如何开始，而其归宿在很大程度上正蕴含于开端之中。所以应该具备长期的眼光，不过现在尚根本无法预测结局。不过，可以确切认为，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因素是如此之多，所以必须耐心观察、认真思索、并积极行动，以形成严谨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令人措手不及，因为上述作法给我们赢得了时间，而时间的充分是处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变化过程变为了有序的缓进。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特性的作用，而将曾一直单独存在的它们溶入自身文明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的结果，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近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的变化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这个至今依然使我们受益的历史结果可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恺撒自己并没有有意识地要造成上述结果，他只是看到了现实中隐藏的危险，从而想到应该推进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国家的外围地区以阻滞敌人的进犯，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屏障，完全是从防御目的出发的。　　
　　需要认识到，欧洲文明也已发展到了一个需要进行对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将以本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而告终。尽管按大家所希望的，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欧洲文明应保持它的独特性，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因素，尤其是在长期接触中一直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明因素，它们间的更进一步融合将潜移默化地产生应有影响。这些并不要求欧洲各国的特性趋于同一，但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这是比物质进步更缓慢的过程的产物。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之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而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不是一成不变地从某一代那里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奇想，而是一套时刻发展的固有精神信念和代代相传的思想传统，其完美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世代沿袭之中。　　
　　我们已经和东方国家发生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的内涵还是一窍不通，因而把它们融进我们的文明之中是人类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有着过去的经验，我们不必对此心存疑问，更不用说恐惧了。在我们的世界中，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个不尽相同且长期疏远的文明的内心世界并成为它们共同的所有。两类文明打碎了相互间的分隔之墙，消弥了相互问的长期对立，同时依然保持了各自的永恒。所以，我们应明白，单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这是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来考察所面临的如长期的隔离、相互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也有助于针对近期需要采取措施，但这必须和正确的基本方向相一致，而这个方向的确定是必须单独考虑的。对所有文中已提及或将提及的因素，不仅要根据眼前的得失，也要参照长远的未来进行研究。未来的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将具备权力意识并为适当的欧洲方法所管理，它们能发挥与其大小相称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它们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需要有充足的时间以吸纳我们这里的几个世纪基督教发展的成果。　　
　　就赢得必要的时间而言，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不少希望。我们当今的世界由许多国家组成，而不是处于一个庞大的、统一的主宰权威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基础，这是因为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早些时候的更英明的体制难以重建。由于恺撒及其几位卓越的后继者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以熟练的协调技巧使一种体制在已长久地失去活力之后仍能得以维持。内部的变化为人所知的是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继续存在并且免于陷入僵滞与随之而来的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一统的世界就如同一座大厦，其稳定取决的不是基础的坚固，而是由一屋子卡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送给某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的增加及随之国家的单个活动的减少为理由，要把世界置于一个中央权威之下，实现某种要命的统一。其实我们的世界已经为某种传统和规范所左右，在它之下，各种政治的或个人的行为是像分类架中的文件那样被收集的。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社会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后来的社会秩序。在该秩序中，国家间的长久竞争带来了兴旺的活力。　　
　　对当代的文明国家以及文明本身来说，没有什么比企图凭借中央权威来解决疑难和调节利益的作法更加致命，这和由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异曲同工。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正常与否取决于个体成员的活力，而它很大程度上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而起的激烈竞赛使各国间在种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明显差异长期化。而在冲突中产生并得以保持的强烈民族特性一方面会加强亚洲国家的内在自觉，另一方面也会激起它们的反作用，以防范为外部所同化的局面的出现。这种局面如果仅仅是形式而非本质的完美，其过早出现就令人忧虑了。　　
3·以中国为中心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亚洲的问题》＇　1900　　
　
　
　
　
　　当前的主要利益焦点是中国。它幅员广大又处于动荡之中；另外，在中国四周还有其他陆上的或海上的富庶地区，它们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源于中国动荡局势的愈演愈烈的国家间斗争已发展到了该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是秘密，但层层外罩掩盖了它的轮廓，直至揭幕日这天，它不会为人过于注意。过去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只有在帐幕落下，长期被掩盖的事实一览无遗时，我们才能根据经验知道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它的影响又是如何。没有怎么移动脚步，我们就已跨越了多年的变化。原先可被无限推迟的行动现在看来已被耽搁太久，原先尚能抓住的机遇今天看来也一去不复返了。由于粗心大意或懒懒散散，我们已错过了许多东西。不过，如前所说，争执地带也非仅有中国。只要稍作修改，对中国的评述也可用在另一端的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土耳其身上。　　
　　在考虑如何行动之时，必须重申的是，应将对于亚洲国家民众的关注置于外部国家利益之上。这不是对于根据国家自身利益而采取措施的掩饰或托词。自身利益是国家政策不仅合理而且根本的缘由所在，对此不用做什么虚伪的遮掩。按自身利益行事作为一个原则，一般地不需要任何证明，虽然针对具体事例或许需要如此。不过，从有备而来的角度来说，为了正确处置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任何政府都不能不对此及时做好精神准备，我们所作的决定只有优先考虑了和其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目光长远的。“自然权利”这个词是用来形容那些生来俱有的东西，和政治的、法律的权利不同，后者不是仅仅作为一个人就能自然享有的。某一地区的人民的保有对其领土的绝对控制权的要求不仅和自然权利有关，也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诸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以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以促进普遍利益，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做不到这点，外来强制就是正当的。当然，在具体情况中，应考虑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适当。　　
　　无论是就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的大众的利益绝非必然与现今的或继任的政府的利益相符合。因为后者不具代表性，它们不体现国民的意愿，也没有尽可能地促进国民的福利。它们最多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一个没有适当的反对派存在的糟糕制度世代演化导致了种种缺陷。情况既是如此，不管时局如何需要，有必要结束上述政府的存在，对它们根本用不着温柔客气。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当前的种种不安。如果情况相反，鉴于如今存在着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后者的商业利益寄于和平的维持，海上强国自然就能相对容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