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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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如此急迫，任务如此重大，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最谨小慎微的人也会敢于相信我们是受上苍之委托。使命的神圣使我们不能草率从事，注意不到时代的标识。鉴于相关可能性的众多，在计算各种方案的得失时应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实现目标而服务，为了能在竞赛上应付自如，为了能在关键之处充分展示我们的能力，我们必须轻装前进；即使有所牺牲，也要抛弃任何会白白分散我们的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成功的必要条件是目光集中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决心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利并发挥作用，我们只能借助于鼓励并支持中国人自觉地积极行动的方式，而不能篡夺他们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当前，长江流域看来是我们的利益重心所在，但如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一时也会使我们转而采取并不和既定政策相符的行动。虽然门户开放，不管是商业意义上还是思想意义上的，应成为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还是最容易在中部地区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坚实的根据地来推动其他地区，原因就是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最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驶至离海六百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一个大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给物质文明提供动力的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假以时日，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赖以抵制与合理外来影响截然不同的外来控制行径的主要后盾。
所以，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在此我们会发现身处几个强国的利益争斗之中，这种争斗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的正式同盟或明确反对某个国家；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将行动上的自由推至极至，我们的言语常常有着这种倾向，反映了我们的一种普遍心理状态。每个国家、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有着限度，如果达到了这个限度，而又必须进一步行动，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才能成为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在与我们在东方交汇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以及法律和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共同之处。所以，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希望的，不过不能误以为合作必然要求放弃存身于无时不在的选择自由之中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可能保持行动上的独立，而一个条约，不管是关于结盟还是仲裁的，只要是无条件的，就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立下保证。
为保证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需要显示我们的力量，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海上交通线上，尤其是在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不可避免地要求有关国家进行合作和分工。在当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之中，没有哪一个海上国家有能力独自制订并执行抵制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仅在几个关键地区抗衡俄国也会令任何一个国家不堪重负。
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有二，一从欧洲，一从美洲；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当前我国国内财富的分布状况及海外交通状况要求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去远东的航道。在这种情形下，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就经由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如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来说，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则有着相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是我们特别关注的。
不过，我们要保护这些地区不仅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着特殊意义，还是由于对国际关系以及我国对于现实或未来的责任的认识使我们要担起这份任务。这里我不是断言我们有义务为那些足以照顾好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说，由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需要相互支持，而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所给予的更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稳步增长，我们更有能力以支持我们的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压倒优势地位的要求；而且在我们曾经遭到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来自英国的默许。这究竟仅仅是我国外交的一个只给我们自己带来好处的胜利，还是一个使我们承担另外责任的机会？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本身就和我们关连，而是因为共同的利益和对于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未来的责任使我们和英国必须相互支持。单单在东方达成协调并不够，我们双方还需共同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而出的极其重要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方的行动的效能才不会因为对其持续如一必不可少的交通的削弱而下降。
为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同样也必须在大西洋这样做，不仅为了防卫我国海岸，也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对于确保地峡运河被用于增进我国的贸易及使我国海军能迅速进入太平洋意义重大。
简而言之，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总有必要加大我们的份量，也要看天平两端的相对状况。不过，目前的这种状况表明，一支无足轻重的海军力量并不能使我们那增进我国在世界上地位的设想得以实现，也不能免除我国作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所具备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时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且通过显示实力而得以维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即在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之后，我们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两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这条通道又极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象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有的军事价值。而依托这种价值，一支布署于中央的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就既对直布罗陀，又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道路是相对畅通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问题可能也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而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行使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不过，苏伊士运河由于地势天然平缓，比依赖于船闸的中美洲运河更不容易遭受长期切断之苦。
为了在东方发挥我们的商业和道义影响，我们迫切需要使我们的大西洋海岸能够借助地峡运河和东方缩短距离，为此我们还同样需要在加勒比海巩固我们的海军地位以确保运河的使用。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在此不妨给一个军事教科书已经说得不能再清楚了的告诫，即足够的安全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在军事上没有什么绝对的安全，在任何军事局面中，不管是被动的防御还是进攻行动，危险都不可能荡然无存。我想这对任何职业来说都是如此。当然，一种合理的、压倒性的有利于己方的局面还是可以获得的，拿破仑有一句至理名言就肯定了这种情况。
我们是否可以因为不可能做到极至，便不努力去尽量争取安全呢？是否在任何情形中人们都是如此行事？成功的人当然不会这样。让我们考虑一下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最有希望确保地峡运河为我们所用。首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有着由一支可随时应付紧急事态的海军所体现的强大实力，这不是为了压倒任何有意和我们作对的海军力量，我们也无能力这样做；而是为了使即便对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来说，和我们在加勒比海竞争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也是明显不划算的。这样一来，任何国家都不能不重视、顾忌我们。这样，我们关于加勒比海的立场才会被普遍认可，运河的安全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保证。对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建立一支强大舰队，这个做不到，其他的也不必提了。
迄今为止，只有英国这一个强国曾经试图对我们在加勒比海的地位进行挑战。直到最近不久，英国才停止将西印度群岛和南美作为其商业和政治考虑的主要目标。英国对该地区的兴趣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存在了，那时，美洲的糖是英国的主要贸易商品之一，西班牙的殖民地和今天的中国一样，在英国人看来是令其垂涎三尺的有利可图之地。所以，在四十或五十年之前，在加勒比海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国家是和我们直接作对的，而我们也确信，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和英国的利益不可调和。不过，过去半个世纪中的事件已经改变了这些，而且更重要的是英国如今也认识到了这些变化。印度在十九世纪初叶曾是英国四分之一的贸易额的来源，而现在它则相对无足轻重了。南美尽管对英国来说还没有尽失往日的意义，但英国在该地区的进展和在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利益相比也相形见绌了。
这样，在最强大的海军国家那里，我们已发现了允许我们在加勒比地区处于海权上的控制地位的政治倾向；而且该倾向会继续上升，因为决定它的是两个在远远超出一代人的时间内仍长期存在的事实。其一，英国在其他地区有着如此众多的利益以至于它必须放弃加勒比地区；其二，英国的一些重大的基本利益和我们的极为符合，因而我们双方只能遵循共同的基本方针，这样做有利于英国。所以，我们保持强大符合英国的利益，而在加勒比海有着关键利益的我们则可以谨慎地指望在任何与其他国家在该地区的政治冲突中得到英国的道义支持，除非我们的立场在道义上站不住脚。
毫无疑问，在最近的美西战争中，英国给予了我们这样的支持。一位我完全信赖的权威人士曾向我保证，对于要英国参加一个旨在限制美国使用力量的国际联合的建议，英国的答复不仅是拒绝参加这样的联合，还包括坚决地积极反对任何业已开始的此类活动。如果英国人重视行动胜于言词，上述情况比即使是基于对现实的清晰认识的关于未来诸多可能的连篇累牍说明都更有份量。尽可以把这种态度看成友谊或策略，叫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本身，它是建立在坚实的利益基础上的。诚然，不能指望华盛顿的每句话在现在看来都如当初说出时那样正确，有些还被误用了；但这一句却永不可能有错：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它无理由如此去做，无论是作为服务者还是主人。
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准则、表现为受人欢迎的倾向性的道义支持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政治因素。它不仅具有舆论的作用。也能使某个对手怀疑道义支持是否就不会转化为物质的援助。是否一般的朋友就不会很快变为亲密的盟友。英国已不再会感觉到和我们在加勒比海有着敌对关系，一些上了年纪的英国人身上依然存在的对我们的传统敌对情绪由于和现实的反差太大，已经不再是英国的一种普遍心理了。原本以实际的利益对立为根据的英美间敌对正为对在门户开放上的共同利益的认识、对政治原则的一致性的认识以及关于传统不合时宜的判定所取代。目前，英国和美国都希望中国保持统一并从本质上发生自由的变化。由此观之，中国自上而下协力反对外来的控制、兼并或瓜分还只是小小的一步，当然这和门罗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和美国要确保进行合作。只要两国问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观念，合作就有了保障。不过，我们国家在以行动来促进国家目标的实现方面还做得不够，这种行动应首先表现在军事力量的准备上。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友好的或不友好的国家予我们的目标以足够的重视，除非向它们表明，我们不仅言词坚定，而且准备扎实。
在英国和我们这里也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即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了两国自愿地采取共同行动的意义，而更多的一些人则对对方还强烈地抱有苛刻的看法。显然这会妨碍英美两国在涉及共同利益的对外事务上相互支持。我们可以允许一些人对对方抱有偏见。但绝不能接受他们的看法。情绪的作用是强大的，有时甚至比实际的利益更有支配力，但是只要利益是基于真实、长期的环境，而情绪只是产生于一时的、不符事实的感觉，谁将赢得一向由真理所赢得的胜利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利益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门户开放是对于我们和英国都十分重要的政策，当然对我们更加重要，如果如一些人认真思考的，我们的对华出口贸易额能够占到最大比重的话。另外，我们和英国之间也确实有着共同的行为规范，我们双方今天都把瓜分和兼并看成邪恶的东西，无论是就其本身还是结果而言。尽管如今英国在南非的行动更助长了我们中一些人对英国的偏见，但很快我国人民就会认识到英国合并布尔共和国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就如我们占领菲律宾和在一代人以前将南部邦联纳入统一范围一样，要知道当时南部邦联已经有了事实上的政府，大部分当地居民对它也是忠心耿耿。今日美国存在的抵制符合英美两国共同利益的活动的情绪某种程度上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就和由于加勒比海问题而在英国出现的针对着我们的情绪一样。而且，上述情绪还是作为外来移民或其后代的美国公民对其母国的情感不正常地影响到了美国政治的结果。这些情绪都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并不和美国的现实利益相合拍，而一个睿智的政治家也会从这种情况中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些情绪的最终结局。不过这些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会干扰我国建立一支得当力量的努力，尤其是在海军方面。没有海军，我们在紧要关头所表达的国家意志也就仅仅成了一个泥足巨人所做的笨拙无用的姿态而已。
如果非要具体说明上述力量应该是多大，那么我就此要么说上一通我个人坚信不疑的意见，要么展开一个既不合时宜、也不合本文篇幅的冗长的技术�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马汉[美国]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