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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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利用上。当时，到处都是新生的土地，因为在任何一块地方人们都不可能做到了对大自然之所赐的充分利用；到处都有着干劲的投入，因为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着数不胜数的事情去做。因此，很自然地，这样的一个时代主要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当然，大的战争不乏存在，但国家间的和平一直是这个发展时代的一般特征。在这个时代中，人们致力于的是运用所掌握的新的力量来改变他们自己国家的面貌。　　
　　但是，任何这样的阶段都会象人类的每一件事情一样化为过眼烟云。生产的增加这是经济学家们痴迷的目标如所预料的那样带来了对新的市场的需要。生活的改善、财富的增加、人口的上升引起的国内消费的增加跟不上生产的增长以及蒸汽的使用导致的运输方面便利的增加。在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从封闭的年代中被赶了出来，被迫和欧洲社会建立联系，和它做买卖。不过，在国外进行的旨在获取新的政治领地的大规模的认真尝试在很大程度上停止了。只有在确信能赚取利润的情形下人们才为商业活动寻求新的根据地。另外，美国的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有助于满足需求。中国和日本的开放只是这种需求的一个单独的表现。所以，这种开放更应该说是随机械加工方法的进步和交通线的增多而来的普遍的工业发展的伴生物。　　
　　在这种局面上，十九世纪经过了它的鼎盛时期，开始向它的终点倾沉。此时，在欧洲文明的国家中出现了战争和战争传闻。王朝兴衰，国家则在政治重要性的天平上沉浮。不过，前述的那些主要特点还存在着，而且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主要关心所在，这些政治家们中的佼佼者在十九世纪达到其巅峰之时或之后不久也来到了欧洲舞台之上。在这种状况下，出于经济意义上的纯粹功利主义原因，维持现状逐渐成为了一个主导思想。这个思想自然是令人推崇的；但是，从各大国为了自身利益而一致向希腊和克里特人施压来看，也许我们不可以认为它是高尚的。至今的问题是，在实际可行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合理的可能的体现而不是一个空想，维持现状的想法还能为人推崇多久？我们已经发现许多人其中一些是普遍和平的最激烈的鼓吹者，而普遍和平的鼓吹者又是当代对现实最为不满的人说道，当半个世纪之前沙皇尼古拉建议打破既有的平静，依照一种更合理的平静局面来重新规划东南欧的政治地图时，是他体现出了理想意义上的理性政治家风范，而当时现状的维护者们显露出的只是见风使舵的政客们的天然本性。历年以来的证据表明，后者在东南欧这个令人头疼的地区并没有确保住平静，甚至是死气沉沉的平静。鉴于正在离去的十九世纪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世界上变化着的局势，今天继续无限期地维持当前的和平和繁荣究竞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欧洲国家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认为普遍裁军对此的鼓噪令人不安地一时间蜂拥而起最可能使我们如今的文明及其种种好处得以保持的观点是否应体现在我们近来的要求之中？没有谁能比笔者更热切地怀有这种期望：有朝一日，各国将化剑为犁，熔矛为锄。但是，是否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文明已经处于了能够构筑一种不是基于各国的良知而是基于一个永久的法庭的人为和平、从而在现代政治中再现中世纪教皇统治下的理想状态的地位？　　
　　时代的标识究竟是什么呢？它们还未完全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还象是在透过一片黑黑的玻璃遥望未来，还不能肯定他们会往何处而去。不过，即使人们尚不能充分、准确地解读种种标识，他们仍可以注意一二。我断言，其中可以观察到的一点是普遍存在于除我国之外的所有其他一流的文明大国身上的前冲势头。我们的国家受缚于、沉迷于我们自己的十八世纪传统之中，为对于和平和富足也就是要有充足的面包的大量要求所包围，紧抱着孤立主义理想不放，拒绝承认整个欧洲文明世纪必须以一致的利益为基础来企盼、迎接未来。我说我们的确是如此。不过，我将更确切地表达我的思想，说前冲的势头已经存在于我国的大多数人的身上，这在具体的事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时体现了出来。但这种势力尚受到阻碍，为那些从我国幼年时期所形成的信条获取关于国家政策之观念意识的人们长期地、危险地阻碍。　　
　　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间歇、又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恢复的欧洲国家的前冲势头不仅仅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偶然的、和过去毫无联系的现象。它的到来尽管一开始不为人注意，但在十九世纪进入了中间阶段之后很快就让人看得一清二楚了。东方文明国家的变化也是这个阶段的一大产物，当时同样不为人关注，虽然如今是那么醒目。对此，我有着一段有趣的回忆。1868年，当我正在日本横滨的时候，有人让我翻译一封来自檀香山的用西班牙语写的信，这信涉及的是一船日本劳工前往夏威夷的事。当时，我认识作为随船医生参加这次航行的人；而且，若我未记错的话，当我还呆在横滨时，他就以上述身份踏上旅程了。另外，当我在横滨的使命结束后，我前往香港，从那里再经苏伊士运河返国。在去香港的旅伴中，有一位前南方邦联的海军军官，他的差事是为一批中国人前往当时对黑人劳力已不抱什么指望的美国南部各州一事进行洽谈。如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国家发生的情形在那时并未引起人们多少注意。　　
　　给人带来一种古怪感觉的事情是一面注视着各国不自觉的、不可抗拒的运动，另一面读着我们的报章对于那些由于个人特性或偶然原因碰巧被推上了领导之位、但最多也只是引导着一种象重力那样无法被永久地抵御的无害力量的人们的描述。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角色原应是这样的。他想将巴尔干地区的事务的自然走向引入一个恰当的结局，而他的反对者却竭力抵制；他们成功了，但解决给耽误了，事态恶化了。今天，尼古拉一世为一些人所景仰，后者在约瑟夫·张伯伦先生的帝国野心和塞西尔·罗得斯先生的掠夺行径中看到的只是愚蠢的念头。可是，从国家合法权利的严格阐释者的角度来看，尼古拉一世在其时代又有什么权利仅仅因为土耳其是个“病人”就促其死亡呢？当时的土耳其不是并未处于他国占领之下么？严格地根据法律，难道土耳其无权存在、无权保有其所拥有的东西、无权以它认为是正当的手段来治理是它的合法属民的人们？不过人们还是太容易忘记这点：法律维护的是公正，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　　
　　近来为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词是“缓冲国”，处于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之间的暹罗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这个词多少也让人联想起了至今为止的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它们相互分离，存在于各自的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它们正相互靠近，这不仅体现在地理上，也表现为双方都看重物质上的优势。这两极不是发自同一源泉但目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分支，它们源于极为不同的观念，从始至今循着两条截然不一的道路演进。要使它们相互间产生共同语言，其中某一方就需要向另一方转化，而不再是独自发展泾渭分明。　　
　　什么是今日的基督教国家在未来的主导性精神观念，这几乎不成为二十世纪的一个问题。不管人们的信仰在趋向或程度上发生什么变化，在二十世纪到来之前的短促时间内，它不可能经历激烈的变革。在即将到来的整个世纪中，基督教的影响无疑将继续存在。一种思想的盛衰必然是逐渐性的，如果基督教信仰在东方国家中也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那么后者也会逐渐地认同那些对西方民族的自然天性起到了强大的改造作用的原则。另一方面，如今日许多人所说，如果我们失去了信仰，如果除了自身利益再也没有其他什么更高尚的东西来促使人们自我约束和公正行事，战争也只可能在利益的权衡使人们不必诉诸暴力时才是荒谬的。而那些感到有所需要的人不只是在有着合法的机会时才去谋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单单是他们没有什么、他们想得到什么或他们有能力得到什么这类事实就会促使其去攫取。欧洲世界知道这种情形，不过公众舆论日益增长的神圣性及其对于政治天平日益上升的影响只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其中解脱出来。东方世界不知道赋予西方以权威的西方世界的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背后的根源，但它正对这两者明显地表露出钦羡之意；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得到它们的念头。　　
　　在法国革命使作为十八世纪一大特点的对外殖民扩张陷入长期停顿的同时，各国将其热情明显地倾注到了另一方面，即创建庞大的现代常备陆军。这是法国革命在对人权的阐发之外传赠给我们的普遍兵役制带来的结果。这种陆军自十九世纪初开始发展，经过不断的完善，到十九世纪结束之际已是十分成熟和强大，这表现在了规模、预备力量、组织训练及装备诸方面。不过，经济学家对此一直忧心忡忡，他们怨责庞大军备的存在，要求予以废除。在十九世纪，自由得到了发展和强化，而陆军也是如此。那么，这件十九世纪的奇特产品是否如许多人坚信的那样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种变异结果？或者在其中可能包含着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特征？　　
　　这些庞大的陆军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无疑是多种多样的。就经济方面而言，生产下降了，对人们时间和生活的索取增加了。种种这类的弊端或问题每日都围着我们的耳朵嗡嗡作响以至于根本不必在这儿重复。但是，难道庞大陆军就一点都没有给为其付出代价的人们带来好处？在权威正受到弱化、各种约束正在松弛的当今时代，国家的年青人走进一所大学校去学会守纪、服从和尊敬他人，去系统地强化他们的体魄、去接受自律、勇敢和刚毅等美德对自己的熏陶难道就没有一点价值？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学着如何共同工作和行事，进行着心与心的交流，并把当今时代迫切需要的对于既有权威的尊重带回平民生活之中难道没有一点意义？看一看才开始接受训练的一些新兵的表情和举止，再将其与成熟的士兵的风貌相比较，颇能得到教益。参加军事训练对于让人学会去积极的生活并不会起到糟糕的作用，也不比在大学里学习更为浪费时间。各国间对于彼此力量的相互尊重使得战争更少发生，和平更有保障；即使一场变故真地到来，它也会迅即地过去，而事态会很快地恢复正常，对此难道可视而不见？今天，战争不仅更少地发生，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一时的过火行为，从过火到恢复正常也是轻而易举的过程；而在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之前，战争还是一种时常发作的疾病。另外，在今天，尚武精神以及随时准备为一项正义事业而战的决心更加普遍地为人所拥有，而以前人们仅仅受雇当兵。如今，军事力量服务于整个国家，而不是仅仅为国王效劳。　　
　　在预测未来时，我是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特殊表现为基础的：在法国革命到来之前的十年中，政治殖民化浪潮陷于了停顿。在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欧洲国家全身心地投到一场全面战争中去。随着和平的实现，由煤和铁唱主角、技术和工业大发展的伟大时代来临了。与此同时，已有的殖民地和新的商业中心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而不是进一步的殖民拓展成为了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最后，在十九世纪末，政治殖民化又拾回了其昔日的前进势头，不过这回它无疑受到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旧殖民地上的人们的有力鼓动。在发生上述变化的同时，庞大的常备陆军逐渐发展而成；另一方面，东方也进入了西方的利益范围，但不是仅仅作为一个完全由人驱使的被动者，它有其自身的活力。这种力量虽未得到很好的组织，但仍是有意义的。在许多以前暮气沉沉但尚非死水一潭的地区，如今出现了无可置疑的生机，日本令人吃惊的发展是最明显的例证。在印度，尽管不存在再次发生兵变的可能性，但有足够迹象表明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当地民众的政治意识正在觉醒。他们越来越不满意于现状，希望印度自身能获得更大的自主权。由于这股潮流对西方在物质和政治文化方面的优点与长处持欣赏态度，因此眼下它不会比从前的暴动更具威胁性，但它的未来影响却要让人不安得多。　　
　　至于中国，我知道得相对少些，但许多观察家坚定地认为在中国人的个性中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迄今这股力量主要体现为中国人在坚持既有的传统方面的执着。中国人的保守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其他土地上更美好的情形的无知，但也和这个种族非同寻常的忍耐力、目标的始终如一以及它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牢固和生命力紧密相关。对这些单位来说，追求个体的物质进步乃是无稽之谈。中国在几年前与日本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其程度虽然出人意料，但也不是不可事先想到的。但这并未改变这个事实：中国拥有最优秀的资源，虽然利用得十分拙劣；中国有着众多的、在种族上是同一的人口，而且它还正在迅速增长。人们已看到，近年来土耳其军队正恢复其力量；那么，也不能认为中国有效地安排其潜在力量从而充分地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已显示出了巨大的才能，不过他们也未遇到多大阻力。而且，改变一个四千万人的岛国比改变一个其居民几近十倍于此的辽阔的大陆国家要容易得多。可以肯定，中国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但是，使相互间存在着多种不同和差异的中国人长期融为一体的因素将在未来确保他们为同一种激情所左右，从而会使任何全体意义上的变革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断言上述的一些有选择的特点概括了一个世纪纷繁复杂的人类生活的全部趋势，并以之作为我们为展望未来所考察诸方面中的独立因素也许是不能成立的。不过，还是可以稳妥地讲，由于这些因素所关系到的未来还相当遥远，它们比另外一些次要的因素更少受到考虑；而且，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的存在还被自封为“经济学派”的政治思想派别所怨艾、批判和指责。这一派别依托十九世纪中叶工业进步阶段的观念而发展成熟并且仍然生存于其中，而后者看待任何问题都是从生产和国内发展的角度出发的。在世界各地，这一派的思想都发挥了有力的影响，不过在哪儿都不象在美国那样泛滥成灾。这既是因为没有哪个邻国有力量与我们一较高低，军事建设的必要性对我们来说并非刻不容缓以至于不受多大重视，也是因为在我们的丰富资源只是部分地得到开发的情况下，我们对外拓展的本能尚处于休眠状态。在欧洲世界的眼光由向内转为了向外的同时，美国人民却将其注意力从对外经营上移开。美国众所周知的自然条件使这种趋势得以加强与延续。和欧洲大陆相比，美国的疆土更为广阔，也许拥有更加充足的搭配合理的资源，而且人口要少得多。所以，尽管有大量的移民到来，我们在自身内部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事情有待去做；为此，今天鲜明的体现在欧洲国家身上的向外部世界进取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