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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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内部的发展方面还是有大量的事情有待去做；为此，今天鲜明的体现在欧洲国家身上的向外部世界进取的劲头在我们这边尚未被体验到。不过，我们孤处于我们这个种族的普遍趋势之外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令人思索。　　
　　由于前面提及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国内和经济问题，以国内有足够的事让我们去做为借口拒绝考虑军事力量的组织与保持以及我国在自身疆界之外影响的扩展。这样的政策执行起来轻而易举，但却是短视的。就采取这类政策而言，今天的我们还不如二代人之前的先辈们看得全面。后者未体会到经济学派观点令人窒息的影响，在他们长大成人之时这些观点尚未取得支配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在今天依然保持着，原因是在此影响之下度过自己青年时代的人们尚未从历史舞台上退出。每一代人都注定要为其思想本质上属于前一个时代的人所驾驭。这样，一个国家行为的连续性会相对较少地甚至不会被打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情形又会使人们看不到时代的精神，因为其统治者说出的是过去年代的声音，并依据它来行事。在写这篇文字的同时，一家美国杂志将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克里特问题上的作法和格莱斯顿先生对于大国协调的失败的生动论述作了鲜明的对照。不过，事实上，虽然这两位英国政治家分属于传统上相对立的党派，他们归根结底还是为十九世纪中叶的观念所浸润和支配，将平静局面的被打破视为最大的祸端。假如格莱斯顿先生正在当政，很难相信在他的眼中还会有别的什么目标在重要性上能和维持和平相比拟。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无疑是同情希腊人的那样，格莱斯顿先生无疑也会如此，但他还是会愿意保持大国在克里特问题上的协调，只要他相信单是这样做就可避免战争。　　
　　同样的氛围也主宰着内战以后的美国。就后果而言，这场战争远比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反对英国的斗争更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迫使我国人民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将其目光从外部问题上收回，并在一股激情的驱动下将其心智集中于一场国内的冲突上：在其中，一方为获取独立的愿望所激励，而另一方则为保持统一的崇高理想所鼓舞。不过，指导这场战争的人属于的是即使在当时也正在逝去的时代。这些人在青年时代受到的影响随着和平的回归又找回了昔日的声势，并且体现在了拿破仑三世从墨西哥的被逐出、美国对阿拉斯加的获得以及美国关于购买丹麦群岛和萨马纳湾的谈判上。不论后来的这些举动如何明智，它们独特的意义在于表明了老一代传统的复活。不过这种传统和紧接下来很快地掌握了权力的新一代人格格不入，于是也就被弃置一边了。　　
　　这一代人如今也正在逐渐隐退，新的后继者填补了他们的位置。那么，在他们的政策演变为固定不变的方针并在将来的许多年中决定着人民的福祉之前，他们是否应该注意外部世界形势中的某些现象并承认其影响，然后依此来制定、修正自己的政策呢？　　
　　对此，笔者作为正在退出舞台的一代人中的一份子，将给予肯定的回答。在我看来，经过世事沉浮，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入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将给予这个或许已被长期搁延的问题一个确定的回答：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着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当前，摆在文明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的异域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念之中。这是它的一项伟大使命，它必须履行之，否则就只有毁灭。十九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自己的文明向那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续不断、与日俱增地施加压力的历史。直至今日，如我们放眼四望，在每个地方都可看到一种躁动，一种从睡梦中的觉醒。这种觉醒虽然很大程度上尚处于朦胧状态，但却是真实的；虽然迄今并未显示出什么条理，但已足使人意识到，粗暴地打断了他们多个世纪的迷梦的力量至少对他们具有两大优势，即力量的强大和物质的繁荣。　　
　　要预言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纯属徒劳，我们手中并不掌握可供揣测的材料。但是，观察当前的形势并作出一些对现实的思考不是不可行的。根据这些思考，或许我们可以知道眼下应如何行事，而我们认定不仅对我们这个种族的、也对整个世界的未来最具积极意义的那种文明或许也有理由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是生存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上，我们也不可以期望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来处理不完美的现实。只有借助于“力量”这个粗俗的、不完美的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仲裁者，我们才能赢得时间和持久力。在人类变化着的历史中，力量已创造出了一些最伟大的积极成果。当处于不同的思想层面、没有共同标准的人们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危险的紊乱时，只能由力量对其予以修正。如果信仰从我们自己中间缺失，如果我们自身文明的进步方向是作为其基础的那些精神信念的消亡，力量的作用就更显真切了。　　
　　这些话并不意味着对于其他古老文明的不友善态度，虽然应该承认后者的观念和我们的并无一致之处。一个人只要相信居住于地球表面的各国人民是上帝用同一种血液造就的，他就只可能反对任何敌视和他不属同一种族的其他人类的行径。不过，也无必要为了表明罗马人战胜迦太基人对人类有着积极意义而怨恨后者。今天的我们和任何时代的人们或许都会对凯撒感激不尽。在布匿战争结束几十年后，他大大地扩张了罗马的统治范围，大大地增扩、巩固了罗马的文明和政体的外国工事。这样，当罗马的权力在外来征服者的打击下而收缩的日子到来时，这些防御安排将罗马最终崩溃的时间推延了若干世纪。另外，在开始对罗马进行袭扰时尚是野蛮人的那些部族在接过罗马帝国的遗产之时也不再和罗马的文明格格不入了。相反，他们已经深谙罗马思想的精华，接受了罗马的法律，皈依了基督教信仰。　　
　　毛姆森说道：“……应联系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来考虑罗马对今为法国的地区的征服以及它与今属德国和英国的地区的居民的首次接触的意义。……伟大的凯尔特人为恺撒的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战争所毁灭并不是这场宏大的开拓行动的最重要结果，后者的积极作用比它的消极作用要重要得多。几乎不用怀疑的是，假如罗马的元老院形式上在几代人的时间内还继续存在，异族对罗马的侵渗将比实际情形早上四百年，而且是发生在意大利的文明尚未在高卢、多瑙河流域或者是非洲和西班牙扎下根来的时刻。恺撒从日耳曼部族中感觉到了对于罗马…希腊世界的敌意，为此，他以其铁腕建立起了新的积极防御体系，教导人们利用河流和人工屏障来保卫帝国的边境，出于将更远方的敌人挡开的考虑，将离罗马边境最近的蛮族部落纳入了殖民的范围，并通过从敌国征召士兵来扩充罗马的军队。这样，恺撒为希腊…意大利文明赢得了将整个西方沐浴于自身之中的时间。……等到人们认识到了亚历山大不仅在东方建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王国，也将希腊文明传给了东方，多个世纪已经逝去。同样，当人们认识到了恺撒不仅为罗马人征服了一个新的地区，也为西方世界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之时，多个世纪也已从我们身边流过。只有后来人才能体会到恺撒对英格兰和日耳曼地区的远征这些行动从军事观点看无足轻重，当时也未带来多少眼前的好处所具有的意义。”　　
　　历史不时地借助于象恺撤这样的伟大人物的行动来表达它的深谋远虑。更经常的情形是，深远的历史潮流发自于不可追溯的根源和动机，虽然人们可以看清连续不断的变化步骤并阐述其结果。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是被这股潮流推拥向前，他们最多是民众的代表者而非驾驭者，是引路人而非主宰者。今天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经过一段相对的平静之后，如今欧洲文明世界的人们再次掀起了拓展浪潮，不仅要占据地球上所有荒芜之地，还要将一直把他们和那些古老的国家分离开来的缓冲地带握在手中。但是，谁会说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是象恺撒这样的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思想的体现呢？不管将这场运动归结于什么原因，它的承担者不是某个个人。只要大众觉察到了某种必要，他们就会随之行动。不过，人们不象动物那样缺乏认知力，他们会问，我们究竟是往何处去？我们的目标应是什么？当前的潮流是否会将我们引向普遍的和平、广泛的裁军和永久性的仲裁条约的订立？它是否是相对立的传统和生活与思维方式将互予理解和承认的前奏？这种承认今天是否会出现于东方人和西方人相撞击的地区？这种接触是否预示着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的迅速消亡，并决定着那种放弃目前由它们所体现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是一种明智之举？而且，如果截然不同的文明在其间不存在任何过渡地带的情形下直接相碰，实际的情形又会是怎样呢？　　
　　生活于其他文明之中的人类在数量上居于绝对优势。而且是由颇具能量的基本单位所构成。只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组织才能的明显缺乏使他们未能凝为一体。和我们相比，他们在物质发展方面居于劣势的原因主要在于此。不过，他们不拥有或无法拥有物质上的繁荣并不意味他们对其就不那么感兴趣。如果一个群体对什么有所需要却又无力用使用武力之外的方法得到它，它就会诉诸武力，除非他们也为武力所制。在世界历史上。外族冲破由象恺撒这样有着睿智的长远眼光的人针对他们设立的屏障并蜂拥而入的景象并非没有先例。这种情形更容易发生，如果这道屏障无人把守，或为那些早巳失去尚武精神的人们所遗弃或忽视。　　
　　不过，即使在这种形势下，如果能恰当地选择地理上的要点，恰当地将边界向外推展，还是可以赢得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阻滞灾难的到来并使全局转为对世界有利。这样，及时地确定有关地点有什么实际价值以及从何处开始占领就极为重要了。今天欧洲国家的大规模向外拓展活动的意义至少部分地在于此。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这些活动正将我们文明的前哨向前推移，并巩固使其得以生存的防御阵线。　　
　　这正是我们通常称为旧世界的地区的变化趋势。和范围广大、人口众多的外部世界相比，维系着我们的利益和牵挂、我们的希望和忧虑的欧洲文明就象沙漠中的一个绿洲。如同在商业和军事方面一样，这个最高级的文明在政治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也大大地走在了世界其他文明的前面。这归功于它的子孙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我们的文明在技术和科学方面取得的成就提供了种种手段，使我们的繁荣程度得以成倍地上升，并同样地拉大了我们和既无机会也无才智来使用这些成果的外部世界在物质福利上的差距。此外，伴随着财富的巨大增加，要求解除武装的呼声出现了，似乎我们这个种族业已融为一体，而且普遍和平不仅已经实现，更是不可逆转。但是，即使在我们自己的疆界之内，难道情况确已发展至如此地步以至于可以欣然解散我们称为警察的这种特殊的力量？　　
　　尽管欧洲大陆上还有着内部的猜忌和摩擦，但欧洲大家庭的一致性还是体现在了上述广泛开展的伟大运动中。它最终的积极意义是不可置疑的，这已为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对于这种统治，武力不仅起促进作用，而且必不可少所表明。目前，印度和埃及是这种积极意义的两个最鲜明的例证所在；不过，这种意义是基于握在开明与公正之手中的宝剑的威力。当然，纠缠于不时出现的一些缺陷和错误的细节有可能令人对这个结论感到疑惑，并使问题的真正症结模糊不清。不过，若广泛地留意一下结果，那么，无可辩驳的就是，上述地区不仅发生了巨大进步，而且这是以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的持续存在与发挥作用为前提的。　　
　　欧洲世界针对着外部世界的一致尤其有意识地体现在了英国的帝国联邦设想中。经过许多挫折和反复，这种思想已在英国人民及其殖民地上的居民的思维之中牢固地扎下根来。英国人民及英国政治家希望培植英美两国之间的情谊并将这两个国家拉得更近的意向也反映了这种考虑。对于这种意向，巴尔福先生曾作用“种族亲情”这个词来形容。无疑，这个词用在英语大家庭的身上最贴切不过了。不过，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它可能会被推而广之以涵盖所有其当代文明产生于同一久远的源泉的种族。在笔者看来，将来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都蕴藏于这个词之中了。但是，在美国这边，对于英国的意向只有一些不冷不热的反应。其原因在于我们还死抱着十九世纪中叶的狭隘观念，习惯于眼睛向内，看不到自己担有什么责任。如果英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不能找到共同语言，它们怎么会走到一起呢？在一个其政治活动遍布全世界的国家和一个只关注于自己的内部政治纠纷的国家之间，怎么会有真挚的亲情呢？当我们真正开始放眼世界并且为履行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责任而辛劳之时，我们应和英国携起手来，而且不能不认识到这点：在未来的多事之秋，人类的最美好的希望就寄托在英语种族之间心与心的联合之中。　　
　　在决定一个国家的责任之时，地理上的远近是最显而易见、最普通的依据所在。如果将美国看成是欧洲大家庭的成员，那么这个大家庭与世界未来的联系最鲜明地体现在了太平洋这个欧洲世界与东方相会之处。由于水路交通的巨大便利，在两侧为欧洲家庭的成员所毗邻的太平洋再也不能将那些由同一母亲所生的子女：希腊或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以及后来的条顿征服者们分割开来，而只能将其联系到一起。今天，相比于现代轮船穿越大西洋需用的时间，一列快速火车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横穿大陆，将一些旅客从太平洋海岸送至太平洋海岸。不过，若要进行相对效益更高的大宗运输，海运还是比陆运具有优势。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和东部的联系为沙漠或山峦所阻，但在这儿有着欧洲文明的前哨阵地。为此，欧洲大家庭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其与自己的主体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并且通过将从东方或西方通向它的道路置于自己监控之下来予以保护。　　
　　将来出现的贯穿中美地峡的运河的重大意义以及加勒比海考虑地峡问题就不免会涉及该地区的重要性正是基于上述政治事实而非纯粹的商业好处。无论将来的运河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它的根本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明的疆界尤其是美国的疆界推进了数千英里，并且将身处欧洲文明之中的美洲国家体系编织得更为紧凑。这样的一条海上要道必须处于控制之下，而加勒比海就是这种控制力的天然来源，正如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要以地中海为基地一样。夏威夷则是地峡运河的一个前哨，发挥的是亚丁或马耳他对于苏伊士运河、或这条运河开通之前马耳他对于印度所起的作用。欧洲文明的一个最重要的神经中枢就在于加勒比海的岛链之上。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岛屿目前正处于那些从未给予开发的国家的掌握之中，实际上这种开发乃是其普遍利益所要求的。　　
　　放眼未来，横亘在我们和欧洲国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