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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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国家的掌握之中，实际上这种开发乃是其普遍利益所要求的。　　
　　放眼未来，横亘在我们和欧洲国家面前的问题有着根本的意义。而不是仅关系到简单的利益得失。当前的一代人应对其后代负责，无所作为或三心二意只能意味着对这种责任的无视。在时机来临之时未能把握住它可能会给我们的后人招致问题和困难；如果我们及时地预见到它们，由其而生的血与泪的代价或许能被避免。因此，这种意义上的预防措施其实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而且，如我们从土耳其身上观察到的，靠投机取巧或怯懦的躲避并不能无限期地阻止颓势发展为不可收拾。如果不能抓住时机采取果敢的措施以拯救父母的生命或集体的福祉，情形只会越来越糟。今天，虽然欧洲正在遥远的地方大举推进，但它仍然容忍在其身上存有或许将使其血液流干的创伤，仍然允许一些在未来极具重要性的地区为那些时间的流逝已日益证明毫无希望进行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制度所统治。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将来这些地区或许会成为蛮族对我们进行外来占领的前哨基地。　　
　　我们还应凭着清晰、冷静而又坚定的目光来注意这样的事实：处于不同的物质繁荣和进步程度之上、有着不同的精神观念和不同的政治能量的各种文明正在迅速地靠拢。认识到这点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将此视为对于自己所属种族的责任的一部分的时候。历史上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的入侵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受到了抑制并且后来退缩了回去，原因就在于其所面对的民族虽然由于内部不和与冲突而陷于分裂之中，但依然充满了战斗精神，甘愿为自己的权利而战，甚至为其献身。凭借着上帝的安排，当今时代，在欧洲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物质繁荣的同时，又产生出了一种与此相对的、被人们贬称为“军国主义”的平衡物，正是它将欧洲变为了一个由随时准备战斗的士兵组成的庞大军营。在这种背景下，无视将来的可能危险的裁军呼吁实属不合时宜，它和各国的所作所为相对立。而后者恰恰能在当前的形势中找到充分的依据，并且表现为对于目前只有极少数人意识到的危险的不自觉的准备。　　
　　在陆地方面，欧洲国家的庞大陆军的存在及其人民的向外开拓热情确保了他们的后代将世代相续，直至对维护捍卫欧洲文明的障碍之物最终消失。在海洋方面，则没有哪个欧洲文明国家比美国担负着更多的责任了。在加勒比海事务上，我国人民对于某个欧洲国家的侵渗活动的本能的反对如此地无力以至于都引发不起争端。这种状况要求我们以调配得当的武装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就像欧洲大陆国家相互间的疑忌促使它们要保持庞大的陆军一样。不过，如果我们在某个地区将其他国家排除了出去，我们也就承担起了在该地区维护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利益的责任。地峡和加勒比海就是这样的地区。　　
　　地峡连同将来的运河以及在两个方向上通往它的道路将把美洲大陆的东岸和西岸连接起来。在这方面，美国已坚决表明它有着特殊的利益。在目前美国尽可以坚持它的立场，但它只能通过创建对于在加勒比居于统治地位必不可少的海上力量从而在未来履行它的职责。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对此，那些希望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保持住和平的人也许会哀叹不止。但是，只有对战争做好准备才能确保和平。　　
　　愚昧与否的标准不在于物质的繁荣，甚至不在于政治发展，而在于人的内心，在于精神信念。在高尚的精神能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便在愚昧民族的身上生根、发芽之前，我们必须借用物质力量来防范财富使我们沉迷于安乐之中。去除精神因素，我们的文明也是未开化的东西。那些只知在物质上效仿我们却不汲取我们的深邃精神的文明的群体更乃愚昧之人。　　
　　我们可以希冀和平，这是人类必然期待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象一个男孩从树上硬扭下一个酸苹果那样得到和平。无视我们面前的形势，或者通过和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惊忧和恐惧进行片面的对比来夸大宁静、繁荣和舒适的魅力，和平也不会来到我们身边。人类永远不会屈从或信服纯粹的功利主义考虑，它的信仰也永远不会为和平所支配，如果后者仅表现为股票市场的保护神的话。无论二十世纪将带给我们什么，十九世纪思想中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坚忍精神今天仍在发生作用，将成为传统中最崇高最有价值的财富。　　
译后　　
马汉　＇美国＇　　
＇出自《海权论》＇　　
　
　
　
　　《海权论》以军人的理性和史家的智慧，总结研究了有史以来海战的战略战术及其影响，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此即著名的马汉主义，直接促成了德、日、俄、美诸国海军的崛起，从而以海军的“圣经”之誉，跻身于影响人类进程的十六部经典之列。　　
　　该书编选自马汉的四部重要著作，力图使读者观其全豹：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译自The　Influ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and　pany；1918）；　　
　　　“欧洲的冲突”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Boston：Little；Brown；and　pany；1910）；　　
　　　“亚洲的问题”译自The　Problem　of　Asi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pany　Limited；1900）；　　
　　　“美国的利益”译自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Little；Brown；and　pany；1911）。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由萧伟中翻译，梅然校；其余部分由梅然翻译，萧伟中校。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指正。　　
　　译者　　
　　一九九七年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