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马汉[美国]-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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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其范围广与港湾多的角度看，正如南方海岸本来可以成为一种力量的来源那样，由于策略与军队构成，这些特征却成了众多伤害的根源。开启密西西比河的伟大故事就是对正在整个南方持续不断展开的行动的最具感染力的说明。在海疆的每一个缺口处，战舰正在长驱直入，昔时满载财富，支撑这个反叛国家贸易的河流，如今已开始反戈一击，坐视它们的敌人直逼其心脏地带。根据更为乐观的估计，在那些经过最为精疲力竭的战争，本来还可以使得一个国家保存下去的地区，却在四处弥漫着失望、不安全感与无能为力。海上力量从来没有比在这样一场竞争中扮演过更大或更具决定性的角色。
这场竞争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将在北美大陆呈现出的景观是一个伟大国家而不是几个相互敌对的国家。尽管对于昔时应得的荣耀可以感到正当的自豪，对于由于海上的压倒性优势而产生的结局的辉煌应予以承认，然而，了解事实真相的美国人应该对国人那种过份自信加以提醒：南方不仅没有海国，不仅不是一个海洋性的群体，而且其民众也没有被恰如其份地派驻到本应必须加以防范的濒海地带。
四、人口数量
在思考完毕一个国家的自然状况后，紧随其来的应该是对于作为影响海洋权力成长的其人口特征的一番考查。由于其与领土范围的关系这已在刚才讨论过，首当其冲的应该是居住于其中的民众数量问题，正如所述，就其层次而言，这并不仅仅只是平方英里的数目，而是必须加以考虑与海上权力相关的海岸范围与特征。因此，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必须加以计算。
例如，在法国革命以前和直至紧随法国革命而来的波澜壮阔的战争结束之际，法国的人口都比英国要多得多，然而一般就海洋权力而言，无论是和平贸易还是军事效能，法国都要比英国大为逊色。就军事效率一事看，事实就更为明显。因为在战争爆发之初的军事准备方面，法国通常占有优势，然而，它却不能维持住。因此，在1778年，当战争爆发时，通过其海上动员，法国能够迅速控制住五十艘战列舰。而英国则正好相反，由于其海上力量所充分依赖的船队遍及全球，要想在本土集结四十艘战列舰都困难重重。然而，在1782年，它已有一百二十艘战列舰投入或准备投入战争，而法国则从来没有超过七十一艘。迟至1840年，当两个国家再度于地中海东部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之际，一位当时十分杰出的法国军官，在一方面极力颂扬法国舰队极高的效率状态及其海军统帅与众不同的素质，表达对于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发生遭遇战的结果充满信心的同时，他继续说道：“在我们当时所能集结到的二十一艘战列舰队伍之后，就不再具有了预备队，没有别的舰船可以在六个月以内投入现役。”这并非仅仅由于缺乏舰船与适当的装备，尽管两者当时都青黄不接难以为继。“我们的海上动员已由于我们的所做所为（集结了二十一艘战舰）而精疲力竭到这种地步，在各个方面所建立的永久征召制度却不能征集到足够的后备力量，为那些已经巡游了三年多时间的人提供休整的机会。”
诸如此类的鲜明对照显示出了所谓的永久实力或预备力量中的差异性。这甚至比起表面上显现出的还要大。因为，除了船员以外，一支飘浮在外的庞大船队还必须雇佣一大批从事各种手工劳作的人员。他们的手艺有利于制造与修缮海洋装备，或随后的或多或少的与海洋有关及具有各种技巧要求的其他行业。从一开始，这类同质性行业就毫无疑问具备了对于海洋的倾向性。这里有一件有关一位英国杰出的航海家爱德华·皮洛爵士显示出对于这一问题奇特洞察力的轶事。当1793年战争爆发时，一向征招不齐的海员务必得以补充。皮洛急于出海迎战，然而除了使用陆上人员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补充其人员编制的缺额。他命令手下军官去招募柯尼希矿工；从条件与他们职业的危险性对此他本人深有体会推断，他们将会很快适应海上生活的需要。结局证明了其明智之处，并且避免了采用其他方式将必然造成的延误。他还十分走运，在一场战斗中，捕获了整个战争中的第一艘护卫舰。尤其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尽管他的矿工士兵投入现役才只有几个星期，而他的对手却呆了一年多，尽管双方都损失惨重，但却几乎旗鼓相当。
或许可以认为，诸如此类的预备力量如今已失去了其一度拥有的那种重要性。因为现代战舰与武器装备的制造耗时甚长，现代国家意在发展武装部队的全面实力，打算在战争之初，就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其敌人能够做出同等的努力之前，即予敌以毁灭性的打击。使用一个为众人所知的术语，那就是没有时间再让国家结构的全面抵抗一露身手了。打击将会降临到组织起来的海军舰队头上，如果舰队失败了，那么，国家结构其余部分的稳定性统统都将无济于事。在某种程度，这一点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这却总是正确的。过去只是在程度上不如现在，假定两支舰队迎头相撞，它们在实际当中代表着它们两个国家全部现役的实力。与过去相比，眼下就被歼一方想要为着那场失败再度复活其海军的希望就要渺茫得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其程度与这个国家对于海上霸权的依赖度相适应。如果当时英国舰队正如同盟军舰队那样，代表着整个国家实力的整体，那么，特拉法加一役本来对英国造成的打击要比对法国致命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特拉法加之对于英国正如奥斯特里茨之对于奥地利，吉纳之对于普鲁士。一个帝国本将由于其武装力量的歼灭或溃散而被迫屈膝，据称，这正是拿破仑向往的目标。
所以，过去对于这类罕见的战争灾难的思考足以证明，不重视基于适应一定种类的军事生活的居民数量之上的预备役力量是有欠考虑的。这一点在此还将加以考查。刚才所提及的那些打击是由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物给予的，并且对准了训练特殊的武装团体的头部。除此之外，团队精神与荣誉感也会由于甘拜下风与先前败绩累累而或多或少遭到打击。紧随着乌尔姆一役后，便见奥斯持里茨战役，二万名奥地利人不发一枪一弹，便放下了武器。先前岁月的历史就是一部奥地利不断受挫而法兰西凯歌高奏的历史长卷。特拉法加紧接着几乎是持续不断地失败。进一步追溯上去，则是在神圣同盟的舰队里，西班牙人在圣文森特，法国人在尼罗河的回忆，并且距离我们还并不遥远。除了吉纳的情况以外，这些毁灭性的打击并非单个的灾难，而是最后一击。在吉纳一役中，在人员数量、武器装备以及一般的备战状况方面，都存在对比悬殊的状况，这就使得其在考虑从一场单一的胜利中会有何结果时，变得不太那么适用。
目前，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海洋国家。在蒸汽与钢铁的时代中，它保持住在风帆与木材的日子里所拥有的那种优势。法国与英国是拥有最大规模作战海军的两大强国。迄今为止，两者之中究竟谁更加强大有力，尚有众多争议。实际上，它们或许可以被看成在海战的物质力量方面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假定人员或战备方面的差异，能够导致一场战斗或一次战役决定性的力量失去平衡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预备性力量将要开始作出解答，首先是有组织的储备力量，其次是海洋性人口的储备、机械技巧的储备、财富的储备。现在仿佛已有点淡忘英国在机械工艺上的领导地位使其具有的机械工程人员的预备力量。他们能够使自己轻而易举地熟悉掌握现化重型铁甲下的工具；而当其工商业倍感战争重负之时，多余的海员与技师又将投身于武装航运之中去。
有关建立或不建立预备力量的价值的问题现在可归结为：现代条件下的战争是否已使得这种情况成为可能，即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中，一方将会仅仅在一场战役中告负而决定整个战争胜负天平的指向？海上大战并没有作出回答。普鲁士对于奥地利，德意志对于法兰西的压倒性胜利，看起来都是一名强者对于一个弱小得多的国家的胜利，而无论这种弱小是由于自然因素，还是官方的无能。如果土耳其还拥有国家的储备力量可以征用，那么，类似于普莱文之围（Siege of Pleven）的那种军机延误本又将会如何影响战争的胜负呢？
正如每一处都承认的那样，如果时间在战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的话，它应该使得那些其才能实际没有用在军事上，其民众正如所有自由人民一样。反对供养规模庞大的军事组织的国家，感到有义务促使其自身支撑足够的时间，使它们的臣民的精神与才干得以转化成为战争所需的新努力。如果现存在陆地或海上力量能够据力坚守，即使处于劣势，这个国家或许还能依赖其自然资源与即将投入的力量，物尽其值其民众的数量、财富以及各种才能。另一方面，如果它所拥有的力量被迅速摧毁消灭，那么最为可能的是，自然的力量也无法使其摆脱屈辱的境地，而且，如果其对手尚属明智的话，还不会让其免除抵押品的重负，这将使其伺机复仇的机会被推到一个十分遥远的未来。在更小的战争领域内，这种故事在持续不断地反复传播着：“如果某某能坚持得更长一点，这就能加以拯救了或那个就能成功了”；又如在医疗上，经常就说：“如果病人能够挺下去，其体质的力量就能使他度过险关。”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荷兰也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能侥幸逃脱的话，它就不会付出代价。“在和平时期并且也担心闹翻”，他们的伟大国务活动家德维特写道：“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会决心明确到足以使他们事先在金钱上作出牺牲。荷兰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大祸迫在眉睫，否则，他们就不会为他们的防务支付钱财，我与这样一帮人打过交道，在应该节省的地方，他们随心所欲地大肆挥霍，在应该有所花费的地方，他们又经常惜财如命。”
我们自己的国家应遭受同样的谴责。对于全世界而言，这都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目前还没有那个防御性力量的盾牌，使我们藏身其后就能赢得时间来发展其预备力量；至于满足其可能需要的从事航海业的足够人群，又在哪里呢？这样一种与其海岸线与人口相称的资源仅仅只能在全国性的商业航运与其相关行业中才能找到，然而目前这些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能够效忠于这杆国旗，那么这些船只上的水手们是否出身于本土或是国土，都将无关紧要。它在海洋上的力量足以使得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就能够悉数集中。当数以千计的外国人被允许走向投票箱，那么，他们获得在舰船上的战斗空间，就不再是那么难以办到的了。
尽管这种处理本主题的方式有点不着边际，但是却必须承认，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庞大人群，一如既往的是海上权力的重要因素。美国就缺乏这种因素，而使之成长壮大的根基只能在自己旗号下那庞大商业活动中才能加以奠定。
五、国民性格
下一步将要讨论的是国民性格与倾向性对于海上权力之崛起的影响。
如果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那么，对于商业追求的倾向性就肯定是在此一时或彼一时称雄海洋的国家的显著特征。历史几乎毫无例外地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除了罗马人以外，并不存在与此相反的明显事例。
所有的人都寻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
如果历史还是可以值得信赖的话，那么，西班牙人和与他们一脉相承的民族葡萄牙人，寻求财富的方式，不仅对其国民性格抹上了污点，而且对于健康商业的发展也是致命的。他们对于商业所赖以生存的那些行业，以及最终对于通过错误途径所获取的国民财富，都是如此。在他们当中升腾起的获利欲望到达了如痴如狂的地步。因此，他们在美洲大陆的大肆搜寻，虽对于欧洲国家的商贸与海洋发展产生了一种动力，但其效果并不在新兴的工业领域内，甚至还不是对于探索与冒险的一种健康向上的刺激，因为他们感兴趣的似乎只是金块与银锭。
他们具有许多崇高的品质，他们勇敢，富有事业心，性格节制，吃苦耐劳，充满热情，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当这些品质融入西班牙的地理与所处优越的港口的长处时，事实是它成了占据广大而又富饶的新世界的急先锋，并且长期以来仍无敌手可与之相提并论。在发现了美洲大陆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欧洲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本来是可以指望它在众多海洋强国中力拔头筹的。然而结果却恰好相反，这已众所周知。自从加入神圣同盟在1571年勒颁多一战之后，尽管还投入过许多次的战争，但再没有任何是有重大意义的海上胜利在西班牙历史的卷面上光彩夺目。其商业的一蹶不振足以能够解释在其战舰甲板之上所显示出的那种痛苦的并且时常是荒唐可笑的笨拙无能。毫无疑问，这一结果并不应仅仅归结为一个原因，在许多方面，西班牙政府确定无疑地对私营企业的自由而又健康的发展进行了箝制与摧残。然而，一个伟大民族的性格可以突破或塑造其政府的性格的。几乎不容置疑的是，如果民众倾向于商业，那么政府的行为本来也是因循此道的，广大的殖民地也是远离着那种专制主义的中心的，而阻碍着古老的西班牙脱胎换骨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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