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12-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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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向康熙提出同样的要求。但康熙均未允准。
原来，康熙平生做事严肃认真，他认为早御稻虽在京城西苑内稳获高产，但没在长城沿线较寒冷的地方生长，怕一旦试种失败，会令人心失望。
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热河行宫兴建并于当年基本落成。在行宫动工时，康熙就命人在热河泉北侧香沜之后开出一片御瓜圃，并在御瓜圃的东北部低洼处建一方稻田，要求不但在御瓜圃中种上瓜豆果蔬，而且还需在稻田里播种从京城带来的早御稻。
沿澄湖北岸，也是在康熙四十二年就落成了四座形状各异的景亭，由东至西依次为甫田丛樾、莺啭乔木、濠濮闲想、水流云在，但惟独最东边紧靠香沜的甫田丛樾，内设紫檀木的地坪、御座，这是康熙早在建园之初就策划好的，为的是日后亲操犁锄之余，能在这里观赏稼穑。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直隶巡抚赵宏燮、天津总兵蓝理又分头请求，要在京郊玉泉山和天津附近试种早御稻。康熙由于亲眼看到西苑的稻种在热河试种成功，这次颁旨，准许赵宏燮于玉泉山、蓝理在天津附近开水田，并拨出自己亲手培育的御稻种。
史载，天津总兵蓝理在天津、丰润、宝坻“开为水田栽稻”，“召募闽中农民二百余人”和“江南等处无业之民”，“给予牛种，限年起科”。开始垦地一百五十顷，“有洼地五十顷，被水浸，不便耕种。又有高地五十顷，不宜种稻。其可作水田种稻者，止五十顷”。康熙闻讯后，即指导工匠导河修渠，并亲自绘制水闸、水车图形，使得一百五十顷水田全部种上了水稻。至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这一百五十顷水田平均亩产达到了五斗稻谷，从而结束了长城内外沿线不种水稻的历史。后人为了纪念蓝理的功德，称这一万五千亩稻田为“蓝田”。其实溯其根本，倒是叫“康熙田”才更恰当。津郊的水稻，至雍正朝，已经超过了六十万亩，等到光绪年间，竟然达到六百万亩，连漕运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同时，赵宏燮在京郊玉泉山试种的水稻也获得丰收。说到底，还是康熙开了一个好头。
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热河行宫被正式更名为避暑山庄。这时的御瓜圃早已是一派盛世田园的景色。汤右曾在诗中道：“稻垂麦仰足阴阳，土厚泉甘草木香。会吐双岐衔九穗，一星天上应农祥。”
刘廷玑于《在园杂志》中记载：“浙闽总督范公时荣，随驾热河，每赐御用馔时，内有朱红色大米一坛。传旨云：‘此本种其先特产上苑，只一两根苗，穗异它种，及登剖干，粒如丹砂，遂收其种种于御园。今兹于此获其米，一岁两熟，只供御膳。”
康熙自己也说：“北方性种糜、桑、稗、稷等类，总不知种别样之谷。”“山庄苑内，麦、谷、黍、稻皆需焉。”“口外种稻至白露以后数天不能成熟，惟有此种指早御稻可以白露前收割，故山庄稻田所收，每当避暑用之尚有盈余。”
其实，康熙绝不是满足于自己食用早御稻，“朕每饭时，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才是他的心愿。
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年），康熙将收于山庄御瓜圃的一石早御稻种发给曹雪芹的父亲、江宁织造曹和苏州织造李煦，令二人在江苏试种。他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一岁两种，则亩有倍石之收”，彻底改变江南一季糯米、一季稻米的种植习惯，以便大面积提高每亩的产量。第一年，因人们还囿于往年的种植经验不敢提前播种，致使一季稻丰收，二季稻未熟便遇上天气降温大风，收成少了些。康熙听说后，第二年便派出直隶有经验的种稻老农专下江南，提前至三月开始插秧，使得全年稻田均获丰收。这在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中得到佐证。康熙五十五年苏州种五十亩双季稻，早稻“六月初四收割，每亩得稻子三石七斗”；“六月十六日在原田上第二次插秧，九月十五日收割”，因两天大风，“每亩只得稻子一石五斗，两季共亩产五石二斗”。李煦自己也不无遗憾地说：“便与第一次所收无异，但可以收到三石之外矣。”康熙五十六年，苏州又种双季稻八十亩，第一季“六月二十一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一斗，比上年多收四斗”；第二季“十月初二收割，每亩得稻子二石五斗”，“合计亩产六石六斗”，每亩比上年总计多收一石四斗，比以前丰收时的一糯一稻每亩多收近三石。
从此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开始大面积推广两季稻。最初产自江南的稻谷，经康熙在京都西苑丰泽园精心培育，再经避暑山庄御瓜圃试种和蓝理、赵宏燮的大面积推广，终于又最后改变了长江两岸一季糯一季稻的种植传统，大面积提高了农田单位的产量，为康熙和以后雍正、乾隆等各代皇帝减免税赋的“仁政”提供了物质保证。
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年），康熙发出圣旨：“朕临御天下垂五十年，诚念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迭次蠲租数万万……康熙五十年始，普免天下钱粮，三年而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地丁钱粮，察明全免，历年逋赋，一体豁除。”这道圣旨发出仅一个月，康熙怕在免除陈年积欠之时田主侵犯佃农利益，又补发一道明诏：“凡遇蠲赋之年，免业主七分，佃户三分。”
正当康熙决心分三年时间将全国各省的钱粮免征一遍的时候，又于五十一年（１７１２年）做出了一个自我国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君主敢于做出的决定：“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这即后世人们称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令。
这一政策，极大地鼓励了人们繁衍人口的积极性。据《清史稿》载，康熙五十年，全国有人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人，至康熙六十年，人口就增至两千九百一十四万余人，十年间实际增加人口四百五十二点七万余人，平均每年增长近四十五点三万人，确是够惊人的了。
在“普免天下钱粮”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康熙又于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出台了“摊丁入地”的新政策，规定丁地税合一。这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大地主豪强的强烈抵制，康熙只得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试行，直到雍正元年才正式向全国颁布，其后又经乾隆数十年的坚决执行，终在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于中国最后一个省份贵州全部推广。
康熙从丰泽园到御瓜圃，刻意向全国推行他自己培育的早御稻并终获成功，这里除了他具备在农业社会中仁政爱民的治国大道外，更体现了他慧眼识才、任用贤能的治世本领。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他曾颁诏曰：“朕咨访民瘼，深悉力作艰难。耕三十亩者，输租赋外，约余二十石。衣食丁徭，取给于此，幸逢廉吏，犹可有余。若诛求无艺，则民无以为生。是故察吏所以安民，要在大吏实心体恤也。”
天津总兵蓝理，福建漳浦人，青年时被误为海盗捕系狱中，后因耿精忠反叛遇释，投奔康亲王大军，靠军功升至从三品游击。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施琅出征台湾，委蓝理为先锋，敌炮打破蓝理的腹部使肠子流出，蓝理令人把肠子塞好裹以战袍，继续杀敌直至大胜，在收复台湾中战功卓著。他曾先后在天津、宣化等地任正二品总兵，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年）再次从定海移至天津，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即以“畿辅地多荒洼，请于天津开垦水田百五十顷”，随后与民工一同垦荒开河，终于使早御稻在天津一带扎下了根。康熙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年），他被擢升从一品福建陆路提督。只因为捕治盗贼侵害了豪强利益，更因修桥铺路征用富户钱财，这位在沙场上肠子流出来都不曾倒下的战将，却在官场上被一群小人参倒论斩。还是康熙深知蓝理为人，并未过重的处分他，不但先后颁赐御匾“所向无敌”和“勇壮简易”，而且让他进京入旗，做了京官。
另一位在京郊玉泉山推广早御稻的赵宏燮，宁夏人，父亲赵良栋是平定三藩之乱的“河西四将”之一，始以荫功授直隶完县知县，再迁天津道，三迁至河南巡抚后调直隶。在直隶任上，他任事勤劳，使境内满汉军民和睦，盗案稀少，特别是全力推广早御稻，有效地改变了京郊一带的种植结构，于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加总督衔，死后还被皇帝谥为“肃敏”。
康熙本身，更是一位热爱自然科学、熟悉自然科学的皇帝。据《清史稿》载，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上御乾清门，出示《太极图》、《五音八声八风图》，因言：‘《律吕新书》径一围三之法，用之不合。径一尺围当三尺一寸四分一厘，积至数百丈，所差至十四丈外矣。宁可用耶﹖惟隔八相生之说，试之悉合。’又论河道闸口流水，昼夜多寡，可以数计。又出示测日晷表，画示正午日影至处，验之不差”。正因为康熙精通天文、函数、水利等自然科学知识，所以他能够亲自帮助蓝理、赵宏燮兴修水利，垦荒造田，也能够派出老农去江南指导当地农民提前播种御稻。康熙的抱负，在《御制避暑山庄记》里说得清清楚楚：
一游一豫，罔非稼穑之休戚；或旰或宵，不忘经史之安危。劝耕南亩，望丰稔筐莒之盈；茂止西城，乐时若雨旸之庆。此居避暑山庄之概也。
可惜，康熙皇帝在把中国推向农耕社会文明的最高境界时，却没能够把眼光再放长远一些。大约与康熙皇帝同时的俄国沙皇彼得一世，１６８２年（康熙二十一年）与哥哥伊凡五世共同即位，１６８９年（康熙二十八年）推翻摄政的姐姐索菲亚才掌握实际权力，１６９７年（康熙三十六年）用化名秘密出国考察西欧发达的文化成果和社会生产方式，于次年因国内近卫军谋叛返国。他将西欧带来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用于本国的建设中，大刀阔斧地兴办工场，发展贸易，改革军制，建立正规陆海军队，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于１７００年（康熙三十九年，三年后康熙开始兴建热河行宫）发动与瑞典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战争并大获全胜，把一个还处在农奴制度的落后的俄国变成以地主和商人为主体的近代国家，为沙皇俄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奠下了基础。
康熙仅比彼得一世早去世三年，但他领导的中华帝国却一直没能从农耕文明的圈子中跨出一步。尽管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子承父业，使中国走上“康乾盛世”的顶峰，却最终与工业文明失之交臂。待到道光、咸丰年间，大清国日益疲老，无奈被西方的大炮轰开了国门。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中国统治者则完全被洋枪洋炮打昏了头脑，不但对西方的工业文明视而不见，就连康熙皇帝倡导“以农为本”的祖训也扔到了脑后。解放后被关在战犯营的清逊帝宣统、“满洲国”康德皇帝溥仪自称：“有一次吃包子，我觉得很香，王看守问我：‘你喜欢韭菜﹖’我说没吃过，不知道。别人都笑起来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
可怜这位爱新觉罗的子孙居然连韭菜都不认识，他哪里有康熙皇帝亲耕农亩、普济苍生的胸怀和能力呢﹖怪不得１９３３年日本关东军占领避暑山庄纵火烧毁卷阿胜境以庆胜利时，溥仪居然不闻不问，他恐怕根本不知道当年康熙皇帝是怎样从中南海丰泽园和山庄御瓜圃里把早御稻种发往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他当然更不知道，从丰泽园和御瓜圃曾经携手走过农耕文明的无尚辉煌。
胡政之与1916～1920年的《大公报》
胡政之与１９１６～１９２０年的《大公报》
？ 付 阳
王 瑾
１９３１年，《大公报》出满一万号时，曾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一番，其中以报馆名义发表的长文《从一号到一万号》明确将《大公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１９０２年创刊到１９１６年９月，即英敛之时期（尽管他自１９１２年后即不管事，然名义上仍由他负责任）；第二时期是１９１６年１０月至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停刊，即王郅隆时期（主笔、经理都由他聘用）；第三时期从１９２６年９月１日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办起（到１９４９年），即新记《大公报》时期。众所周知，这三个时期以新记《大公报》时代存在时间最长（共有二十三年）、成绩最为辉煌，其间曾获得在世界新闻界享有声誉的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张、胡及后起的王芸生他们把“文人论政”的理想发挥到了极致，攀上了中国报业的巅峰。
百年回首，人们几乎把目光都投向了《大公报》的这一时期，这诚然没有错。至于英敛之初创时期的《大公报》，主要是民国前的十年，也曾以“敢言”著称，后世也给予了大致中肯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英敛之在报业史上的形象将愈加清晰、高大起来。最不为人注意、同时最遭非议的是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大公报〉史》〔１〕以《王郅隆接办后种种》为题，用六百多字的篇幅来概括这段历史。《〈大公报〉史略》〔２〕篇幅更短，只用了百多个字。他们都认定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是“安福系〔３〕的机关报”。《新记〈大公报〉史稿》〔４〕绪论中也有同样的说法。众口一辞，似乎无可辩驳。其实只要看看当年《大公报》的新闻、言论，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这一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王郅隆与安福系有很深的关系，并不等于《大公报》就是“安福系的机关报”，“皖系的喉舌”，这要看经济来源、报纸的实际内容、言论倾向等。实际上１９１６年１０月王接办《大公报》之初，安福俱乐部还没形成。他之所以接盘《大公报》“是安福系的意思”〔５〕也就无从谈起，何况他本来就是１９０２年《大公报》创始时的主要股东之一，接盘报馆主要也是商业行为。
一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二十八岁的胡政之在和英敛之“面洽以后，入馆任事”，从此与《大公报》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谈起民元报业时说，王郅隆虽然与北洋军阀（如梁鸿志、杨以德等）关系极深，“这也只是个人的关系，他对我极尊重，到我们接办后，他从不加以干涉。但《大公报》却不能说不多少受他一些影响”。“……尤其是王郅隆与他们的关系，当段祺瑞一上台我便不能不出洋了。”〔６〕胡政之说的是大实话，作为报纸的所有者，王不可能对报纸没有一点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胡政之主持期间，特别是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到１９１８年１２月他出国之前的两年间，和他１９２０年５月从欧洲回国到８月中旬辞职前，他对《大公报》革新的努力并没有受到什么干涉，《大公报》也没有因为王与安福系的关系而一边倒，或放弃对当道者的批评，实际上有些言论还是很尖锐的。下面我们先从胡政之的革新举措来观察这一时期的《大公报》。
胡政之初入《大公报》时，“报馆如衙门，主持人称师爷”，整个报馆都是天主教徒，只有胡一个人不是，七个访员（记者）都是“脑中专电”制造专家。胡把他们开除了六个，留下的一个，因为其父亲是总统府的承宣官（即听差头），“总统派车接谁和谁去看总
